飞鸟不担心粮食,百合不为衣着操心(飞鸟吃什么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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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

平常心即是道——南泉

当禅师是一份艰困的工作,事实上,这可能是世上最困难的工作了。木匠、舞者或医生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自己是如何谋生的,禅师却只能教禅而不能说什么是禅。教禅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一种“神圣的荒诞性”。

耶稣这位最伟大的禅师也不例外。当时一群人随着他上山,静待着一场惊天动地的训诫,耶稣却要他们观察飞鸟,注意百合花。他把大部分的宣说让给了自然,自己只在少许的地方稍作解释。禅师很了解话说多了的危险。还有,我们可别忘了,神就是最会恶作剧的禅师。摩西坚持要神说出自己的名字,神却宣称他的名字是“我是”(I AM)。弗洛姆(Erich Fromm)这位着名的心理学家在翻译神的这句话时,将其译为“我的名即是无名”,真可说是正中其意。

禅乃是生活艺术

生命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往往很难说得清楚。禅便是其中之一;其它如品质、美与真理也是如此。它们都有无法用理性去分析的倾向,如同生物学家无法借由解剖而找到生命,艺术家也无法经由分析而发现美。

要解答“禅是什么?”同样难以说明。我们的智力为禅下定义的能力,不会超过为“白色”或“清凉”下定义。我们很快会发现困难就在于,这些都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它们是属于右脑管辖的范畴,因此有不受左脑管理的倾向。右脑如同艺术家;它是非语言的、观察的、直觉的、具有空间性的、按照具体模式在运作的。反之,左脑则如同科学家;它是以语言、线形、分析、逻辑以及符号的方式在运作的。科学家也许可以从温度计上测出“清凉”的温度;但不论这度数多么准确,还是无法捕捉夏日熏风有多么怡人。

Zen这个字就是中文“禅”字的日文版,而禅这个字又出自梵语的“禅那”(dhyana),原意为静虑。但是我们逐渐会发现,把禅定义为静虑是一大错误。如同禅学家铃木大拙(D.T.Suzuki)所指出的,禅的意义比静虑或禅那的原意要丰富得多。

虽然禅文化对美国而言还是很新鲜的事,但“禅”这个字很快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虽然如此,只有少数人能了解它的真谛。有些人把它当成是一种宗教,有些人则以为它是一种哲学,然而这两种描述都不对。禅并不符合一般宗教的规定,因为它没有信仰及崇拜的对象,也缺乏礼拜仪式、形式及教理。同样的,禅也不符合一般哲学上的定义,因为它对于把智力和语言当成传达真理的工具,有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

与其把禅当成是宗教或哲学,还不如将它视为智慧上的涵养——一种对实相的敏感度,一种以艺术途径去面对人生的涵养。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禅的艺术及工艺品特别优雅而有韵味。禅与美之间的关联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在优雅之中隐含了对细节的微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对手中作品的认真与尊崇。

显然,不留心就不会产生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禅视为一种藉着留心而创造出艺术及品质的涵养。这种涵养的重要性远超过它考究的美术及宗教形式,这份涵养也带来了极大的实用性。我深信“禅的意境”(Zen state of mind)就是日本商品在市场上会成功的主要因素,因为禅代表了对卓越的承诺,而这正是品质保证的关键所在。

禅是佛道结合之后的产物

虽然禅的意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潜力,但简单介绍一下禅在亚洲发展的过程,还是会对大家有所帮助的。亚洲便是禅发展到极至的区域,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

禅化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五百二十年左右,当时那位面目狰狞的印度圣者——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来到了中国。虽然佛教在耶稣时代(公元六十五年)已经传入中国,但达摩东来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修持方法。他认清了文字、观念和思想的局限性,而创新地运用了寂静的威力。如同禅者所言,禅是一种“教外别传的方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了解禅是佛道结合之后的产物,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禅汲取了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的文化精髓与丰美的内涵。在后期的发展中,禅又融合了日本文化的特质及风格。如此一来,印度的精华、中国的精华以及日本的精华,全都献给了“禅化运动”。禅在哲学架构上承接了佛家的中观学派,但是它的活力、幽默、美及整全的作风,却来自于道家。最后一个元素(整全性)使得禅脱离了其它的精神传承而独树一格,在整部人类史上,我们从未见过像禅这样能将圣洁与庸俗完美整合在一起的方法,也从未看过像禅一样能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用艺术形式来衔接的奇迹。如同布里斯所观察到的,“当圣洁与污秽真正平等时,我们就有禅意了”。

禅是中国人心灵的产物。但首先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民族。一般说来,中国人不像西方人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想,他们也不特别提出形而上的问题。曾经有人问过孔子关于死后的事,他的回答是:“不知生,焉知死。”这个答法是中国人典型的一种想法:它不是推测性的而是实用的,它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生命态度。它并不特别关切世界是否有一个造物主,来生是否存在,或者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存有在运作世间的事。禅主要着重的就是眼前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永远活在当下的生活里。

西方观念里的宗教在传统的中国从未出现过。当然,一般的老百姓还是会去寺庙走动,但是他们去寺庙通常都有实际的目的——预卜未来、祈求身体早日康复、祈祷事事都能成功。中国民间宗教的神祉至少超过两百个,但这并没有让中国人变得富有宗教情操,因为这些神祉是用来服务人类的,并不是让人臣服于下的一种超然的存有。如同神学家汉斯·昆(Hans Kung)所观察到的,中国的民间宗教只是一种纯功利主义式的信仰。

禅即是诗

即使到晚近,靠一个超然的存有(神)为存在带来现成的解答,把救主当成最后的依归,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中国人在人生旅途中也有怀疑、恐惧、悲伤或无助的时刻。西方人处在这种时刻通常会向神求援,中国人却不会,他们的苦无法靠这种药方来解除。由于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问题化解者——神,中国人因而学会了将他们的晦暗时刻转化成心灵创作的机会,将存在焦虑(angst)转化成诗与歌。

所以,情感的抒发就是中国人用来取代宗教的另类途径。要了解这个途径,最好借助西方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的传奇故事。作家与心理治疗师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采用了故事里的一段情节,来描写这种抒发情感的途径:“只携带着竖琴,崔斯坦驾了一艘无桨也无舵的小船航向了爱尔兰,这是一种约瑟夫·坎贝尔所谓的随缘认命、以天籁为依归的精神。”这故事的美就在于崔斯坦的逍遥自在:他不是一个强调安全与掌控的神经质文化的受害者。

禅是用一种充满着深情(soulfulness)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它使人能保持豁达的心胸,维持易感的心性,既不拿神作后盾,也不企图逃避人生在根本上的不安全及不可逆料,更不想揭开生命之谜。因为这类的企图不但不真实,而且是对心灵的一种诅咒。生活是必须去克服的,不是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神)。我们必须激发灵魂的潜能,将严酷的现实转化为诗。因此,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往往藉由诗而展现出来。由于缺乏宗教上的解答,中国人的心灵却因而变得更辉煌了,如同学者林语堂所说的:

虽然宗教对人生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也提供了心灵上的宁静,但是却减损了生命的永恒之谜以及人生的巨大哀痛,而这便是所谓的诗。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抹杀了所有的诗意。然而一个异教徒的人生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他的生命之谜永远没有被解答,也永远无法解答,因此他无可避免地被一种泛神的诗意所吸引。事实上,诗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作用,它在中国人的生命体系中既是灵性的启蒙,也是情感生活的依归。

以诗代替宗教的概念并不难理解,在传统宗教衰微之后的余波里,美国也走到了相同的十字路口。事实上,这正是现代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终生尝试去做的事。《纽约时报杂志》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出刊的杂志上,对布鲁姆的一生做了一次特别报导,那时他刚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着作《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诚如《哈佛学报》执行编辑琳西·华特丝(Linsay Waters)所言:“布鲁姆一直在问,如果美国人不认同组织化宗教的话,他们能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华特丝说,布鲁姆评论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活出非宗教性的精神生活”。简而言之,禅是生活的诗意化,也是人类心灵的活泼展现,它没有组织化宗教的虚礼及表面工作。布里斯说过:“禅即是诗,诗即是禅。”所以它永远是清新、真挚、富有个人色彩的。禅是一种特殊的传承,在里面找不到臣服及兽群意识,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需要创意。有别于一些已经商品化的精神产物,禅要我们在“真实生活”毫不妥协的艰险中,觅得内在的美与意义。

禅是一种心灵文化

禅的许多特质,包括洞察力、趣味及艺术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这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天才和生活艺术大师。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对禅的家谱作了以下的观察:

毫无疑问的,庄子所代表的思想与文化,将纯理论的印度佛教转化为幽默的、打破偶像的、完全实用的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并因而延伸出了各种禅的门派。禅启发了庄子,庄子也启发了禅。

在整个禅的传承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庄子幽默、务实的精神及反制的情怀。禅受道家影响的另外一个源头就是老子,他将他对精神领域的观察结集在言简意赅的《道德经》里。禅语中最普通的一个字“道”,就是源自于这部道家的经典。这个字有多重意义,可以解作方法、真理或是终极实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中文字义上最接近基督教观念里的“神”。事实上,中文版的约翰福音就是以令人惊讶的字句开场的: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甚至到今天,中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仍然以“讲道”代替“传教”。我把“道”与“神”视为同义字,并且经常交互使用。这两者都反应出人类想要为那无以名之的东西命名的企图。其它还有许多道家的用语被禅师所借用,包括无为、自发、无用之用、真人和阴阳等,这些我们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介绍。

禅接近道家多于佛家,接近中国和日本文化多于印度文化。事实上,早在六祖慧能(636-712年)的时代,伴随达摩祖师东来的佛教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慧能的信念是,一个人既可以富有精神性,也可以很世俗,挑水砍柴如同读经一样也是修行。

慧能的看法是,修行如果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就不配称为修行。为了不受修行人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诱惑,慧能本着大乘佛法的精神,提倡消除所有的分别意识。因此他说涅槃即当下,烦恼即菩提,圣人即凡夫。依慧能的看法,真正的修行就是一种修习“平常心”的苦行——活在每一个当下而不标新立异。任何一个想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念头,就是对我执的邀约。将禅视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不论贵贱都可修习,这种特质在慧能的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从此精神修为不再是寺庙的特赏,而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共同资产与文化。

禅与纯艺术的比较

在下一页有一张禅与艺术的对照表。其中的创造性是二者共有的特质。创造性指的是没有固定形式,却有即席创作的需求与原创性。每过一阵子,跟我习禅的学生就会要我给他们一些比较具体而详尽的禅修方法,这反应出了一个基本的误解。其实禅是无径可循的。

习禅常见的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有一套体系可以遵循。坐禅(Zazen)几乎已经变成禅的表征了;其实系统与形式正是慧能激烈反对的东西,因为它们会引发虚饰,压抑创造力。慧能的重要成就之一便是对整个禅那(dhyana)的观念做了改革,使其回复到佛陀原本所倡导的智慧涵养上。

在慧能之前有关禅修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寂静主义的形式:修行者必须经由止念来净化他的心,使他内在世界的尘埃落定。这种想法的陷阱是,修行者可能会对纯净的概念产生执着,而把禅修当成另一种制约模式,进而导致感官上的钝化。慧能将这个谋杀心灵的走向扭转过来,他宣称真正的禅修与静坐或止念都无关,它既不系心于一念,也不执着于净心,更不去强调如如不动的概念。根据慧能的看法,真实的修行乃是“不执一法”。因为真正的禅修乃是一种创造力的展现,而不是执着。

修练是禅经常被误解的另一种观念。字典里对修练的注解之一是:由服从或规范所获得的自制。不幸的是,这个观念实质上与处罚没什么两样。

禅的修练与控制、服从、规定或处罚都无关,它也不是借由意志而展现出的竞争力。反之,它与培养觉知及敏感度有关,这在学习任何一种艺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是,禅的修练指的就是对当下的真相全然开放,并且有能力完全融入于眼前的活动。这种开放性显示出一种活泼而流畅的伸缩性,它与僵化的心性完全相反。禅的修练就是不执着。它绝不是顽固地去服从一套规定。

禅与艺术的对照表:

禅 艺术当下 看/听/感觉/品尝平常中的奇迹 转化力乐趣/热力四射/喜悦 活力/爱嬉戏/有趣洞悉力 深度无为 不费力/无目标/无用温和 轻松/优雅/有效率自由 天真/巧妙的朴拙/自在简单 简单悖论 两极的统一/富诗意的含糊性无心 右脑定向/非知性的内在的探索 自我发现/自我表达/深情创造性 创造性个人性 性格无轨则 无制度或程序中道 平衡/和谐开放 开放自发性 自发性无道德性 无评断性品质 美;好品味真诚 真诚纪律 纪律专注/融入/无我 专注/融入/忘我

耶稣的禅语

追根究底,禅是没有一定形式的。它不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它关切的是如何去做眼前的事。美术老师要一群孩子画蝴蝶,每个孩子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画。有些人画的蝴蝶可能没脚,有些人的则可能多出一双脚来。其实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蝴蝶画法。画的品质好坏并不在于孩子是否画对了蝴蝶有几双脚,而是在于孩子对手中的事物所表达出的真诚感受。

许多人看不到禅与耶稣的教诲之间有何关联,但是与铃木大拙并列为当代禅师的布里斯,却有一些惊人之语。以下是他对禅、基督教与佛教之关系的看法:

从某些方面来看,基督教比佛教更富有禅意;我们确定英国文学里的禅意远甚于日本及中国的文学,可悲的是,在印度文学里,禅根本就不存在了。禅可以说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极简化,前者被多愁善感及神学弄糟了,后者则与道德及或多或少的科学性哲学纠结不清。

我们只需要听听耶稣说话的方式就够了。他的禅风是非常明显的。某些佛教哲人的教诲时常紧抓着抽象与深奥的形而上学不放;耶稣的教诲却是富诗意而非卖弄的,简单而不费力的,直觉而非分析性的,幽默而不枯躁的。

最能显示出耶稣是禅师也是艺术家的部分就在于,他经常把孩子当作“道”的楷模。传统主义者与道德家总是要求我们“长大”,耶稣却说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般大胆、单纯、率直、开放及自在,永远是艺术的主要元素。艺术家就是要像孩子一样!毕加索对这一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我可以画得像拉斐尔一般,可是我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学孩子画图。”

禅是无法解释的,它只能被“显现”出来。教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例子来解说。最好的一堂禅课是由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也就是传说中的“拈花微笑的开示”。以下是我改译的这段绝妙的开示:

某日佛陀准备对一千五百位比丘及比丘尼说法。佛陀走到大众面前向他们问讯,其中有人供养了他一枝花。佛陀拈起花来以示大众。他许久都没说一句话。这是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佛陀一向都是能言善道的。过了一会儿,群众开始躁动不安。

有人怀疑:“师父大概老了,忘了要说什么了。”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师父一定是想说些什么高深的道理。我得努力揣摩一下!”在群众之中只有一个弟子大迦叶一直保持冷静。他似乎已经有所领会,于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佛陀。佛陀见状不禁大喜,便转头对会众说:

“我已经有了珍贵的洞见及至乐之心。终极实相是无形无相的,而我已经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了。这个方式不必倚赖文字。其实我的教诲并没有学生的自我领悟重要。我现在要将此法传给大迦叶。”

你们了解其中的意思了吗?在我们详细探讨这段开示之前,我想引用登山宝训中的一节文字,我认为它跟“拈花微笑的开示”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也是耶稣教诲中最美最富诗意的一节,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启示”: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

它们的相似之处在哪里呢?就初学者面言,两位老师都只是要求他们练习看及留意。艺术与看有很深的关系。当一个艺术家,必须对事物敏感。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为别人而看。”随时注意周遭就是禅的重点,对一切的艺术而言也是如此。当佛陀拈花示众时,他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留意这枝花。同样的,当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是要观众留意他们眼前的事物。

禅的基本元素

“当下”是禅最重要的元素。当下代表的是一个人对内心的状况与外在环境的觉知。南传佛教是泰国、锡兰、柬埔寨、越南及缅甸的主流佛教,这个传承称这种能力为念(Sati)或念住(mindfulness,或译“觉察”)。念住毫无疑问是南传佛教最重要的修行。佛陀讲的《念处经》(Satipatthana-sutta)就是在探讨这个议题,这部经与心的锻练有关,其中有一节如下:……比丘全神贯注于向前走或向后走;往前看或往别处看;身体弯曲或伸直;穿僧袍或手托钵;吃、喝、嚼、品尝;如厕;走路,站立;睡着,醒着;说话或沉默。对这一切,他皆能全神贯注。

因此,南传佛教的和尚对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如此留意着。佛教徒相信开悟的种子是播在清醒的生活方式之上的。

“拈花微笑的开示”便是解说念住最重要的一则故事。为什么群众之中唯独大迦叶一人可以了解佛陀的旨意?答案非常简单:大多数人都没有活在当下。我们有一种不活在当下的倾向。当佛陀拈花示众时,他只是单纯地要他们看看它的美,闻一闻它的香气。这已经够直截了当了,却只有大迦叶领会了其中的真谛!其它人没有领会到,是因为他们只顾着猜疑、思索及忧虑了。由于没活在当下,所以他们无法欣赏当下的美。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

无论是什么种族或文化体系,“当下”都可以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当下是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强调的事。在福音中处处可见耶稣以这样的话开头:“注意!”“看!”“听和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教诲在精神上与佛陀极为接近,毕竟佛教的目的原本就是在培养觉知。举个例子,“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醒的人”;同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也被称为“世界的光”。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提醒他的弟子们觉知的重要: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章至二十三章

眼睛如果坏了,自然无法看清楚真相及美。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觉知是灵修不可或缺的条件。

为了强调这一点,耶稣特别拿野地里的百合作比喻。毫无疑问的,耶稣是在讲述一个全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们的不安全感。他是对跟我们一样在经历生存焦虑的人说话。其实那部分的开示是这样展开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他要求群众看天上的飞鸟之后,又要他们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他妤像在说:“放下你们眼前的一切。你们可以向大自然学到重要的功课。除非你们放下一切,真的去聆听她,否则你们是得不到什么的。”所以,就像佛陀在“拈花微笑的开示”中所做的一样,耶稣也同样在解释“寂静的威力”。

除非我们学会了寂静的艺术,否则我们是无法开显出当下的。寂静需要深度的放松,需要放下一切杂务,包括物质上及心理上的。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都被我们的忧虑、恐惧、思想所纠扰,而这些忧虑、恐惧与思想所造成的纠扰,就是阻碍我们享受当下的原因。在“拈花微笑的开示”里,群众之中有许多人都忙着猜测佛陀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无法安静下来。同样的,在“自然的启示”中,耶稣也注意到大多数人都被忧虑所扰。问题是,除非我们放松自己,否则我们就看不见真相了。

禅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是“平常”。在“拈花微笑的开示”与“自然的启示”中,两位老师都采用普通及自然的事物当作教学工具。佛陀只是拈起了一枝花;而耶稣也没有说:“每个人注意啊,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伟大的神迹!”他只是单纯地将他的观众引领到十分平常的事物上,亦即天空的飞鸟与野地里的百合。但是一个重要的心灵课程却经由这么朴实的事物而得以传授。这种将平常与熟悉的事物转化为美好教诲的能力,无疑是一种艺术特质。

在前言部分我们讨论过“平常中的奇迹”这个概念,我特别要强调“平常”这个形容词。不寻常的事与奇迹在基督教里一直被过分地宣扬,某些基督徒甚至认为,他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那些异常或超自然的事迹之上的。然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对超自然或异常现象的迷恋,与耶稣的教诲正好背道而驰。当时法利赛人及经学教师到耶稣那儿求见异象,耶稣拒绝了他们(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十六章一至四节)。他拒绝用这种方式寻求灵性。追求异象、奇迹及神通的危险就在于,它们多半会被滥用或遭到误解。福音上记载耶稣曾经用神通治病,不过我们应该留意他是出于慈悲心,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要别人信服或是用来教导灵修。况且,这世界早已充斥着信心治疗者和灵媒,其中有真也有假。仅仅显示神通力并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基督教徒过分强调耶稣的超自然能力,他们声称他有能力行使一切超人的法力,包括让死人复活。我并不是在质疑这些说法,我认为重点并不在于他行使神迹这件事,而是假设他真的做了这么多神奇的事,那么他周遭的人是否产生了改变。这些神迹只是制造了一些轰动,还是让这些人的生命从此改观,真的步入了内在的宁静与喜乐?

许多人都认为耶稣是行使神迹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艺术家及“平常中见奇迹”的大师。约翰·威尔伍德(John Welwood)这位作家及心理学家,提供了我们以下的洞见:

当我用“奇迹”这个字眼时,我指的是心对存在的神奇性有一种特别的领悟。我们故而知道生命比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还要丰富得多;我们不需要受家庭、社会或是我们自己的惯性想法的限制;生命包涵了许多的层次、深度、质地及意义,是超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信仰及观念的。

禅之所以被称为“平常中的奇迹”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以自然而平常的事物来诱发学生灵性上的觉醒。在禅的传统里从来不强调超自然力量。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禅引领我们去留意平常中的奇迹。我们周遭的俗世里隐藏着另一种层次的美、富足及和谐,只是我们很少去注意罢了。禅试着去激发我们对这些自然奇迹产生感觉,这么做可以使我们每天都活得很愉快。

艺术就是一种“平常中的奇迹”。譬如说,摄影艺术的题材通常只是一些生活中最平凡也不过的东西——一栋破旧的房子、一扇窗子、吊衣绳上的一条床单。但由于摄影师的率真,以及他所选择的角度、光线、质感、距离及对比,而将这些平凡的事物转成了奇迹。作家黛若丝·布兰德(Dorothea Brande)观察到:

天才作家终其一生都保有孩子般的自发性以及对眼前事物的敏感度。“纯真的眼睛”对画家有无限的意义,它能够对新的景色产生清晰而快捷的反应,对旧的景物也感知如新;它看到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好像是刚刚出自神的手一般,而不是毫不讶异地将它们分门别类归档储存;它对各种情况的感觉是如此的亲切及强烈,“陈腐”这两个字对他毫无意义,而且他永远能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同样的话。

黛若丝·布兰德所说的“纯真的眼睛”,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初心”是同样的意思。禅就是“看”的艺术。如同其它的艺术一样,“平常中见奇迹”并不是要去改变外在世界,而是用另一种角度去看眼前这个世界。若说禅有任何目的,那就是开悟(satori)。铃木大拙是美国禅的先驱之一,他将开悟定义为开拓出一种新的视野。在禅与其它的艺术中,就是这“初心”使人看任何东西都是新鲜的、奇妙的。

事实上,耶稣“在平常中见奇迹”的威力远比他的神迹更强、更有效。法利赛人及经学教师应该看过耶稣行使的神迹,可是他们仍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虽然如此,他那“平常中见奇迹”的教诲,还是为那些愿意聆听的人带来了正面与恒久的影响。譬如在“自然的启示”中,耶稣透过“空中的飞鸟”与“野地里的百合”来教导当下的宁静。尽管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物,耶稣仍然可以透过它们来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不是在炫耀自己,而是用这些事物唤起了听者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

总而言之,透过平凡与尘俗来教导灵修乃是禅的特色。西方人却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习以为常地在灵性与世俗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楚的界线。没有界线正是禅特别有趣及富有诗意的地方。铃木大拙曾经说过:

禅往往显现在街边最不起眼的凡人生活上,它使人在平实的生活里见到了生命的真谛。禅有系统地训练心去看这些事物;它使人从日常每一时每一刻的作息中见到最深的奥秘;它拓展了人的胸怀,让心在每一个脉动之间去迎接永恒的时间及无垠的空间;它使我们活在世间犹如漫步于伊甸园;然而这些灵性上的功业并不是依教条而达成的,我们必须直观内心潜藏的真相,才能有所成就。

禅的第三个重要元素是乐趣(zest),它与当下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禅是艺术,艺术必须有趣。那些不会玩的人将逐渐失去生命的乐趣。我们观察到,尽管现代社会的物质充裕,现代人却越来越忧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高度发展、愈趋复杂的文明,会令我们失去生活的乐趣?难道我们不该因社会进步而快乐吗?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沮丧,因为发生在社会层面的事,一定会影响到个人。从孩童长大成人的过程里,一定会失去一些生命的乐趣。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充沛的精力时常令我惊讶不已。他们充满了活力!我的体能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如。我想年纪与生理状况必然有关,不过我很确定这只是原因之一。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心理状态。

耶稣对孩子的爱是众所皆知的,这反映出他对心理与灵性之间的关系是有所洞察的。他说天国是属于孩子的(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他又说,除非我们回过头来变成孩子,否则永远进不了神的国(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变成孩子是进入天国唯一的条件!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孩子就是伟大的生活艺术家。当我们看着孩子们与周遭环境互动时,我们会觉得很愉快,因为他们拥有奇特的能力,他们懂得惊叹,懂得嬉戏,他们能欣赏事物的美与神奇,他们充满着喜悦及自在。不幸的是,我们长大之后反而失去了这些能力。

为什么我们年纪越长,生命就变得越沉闷而缺少欢乐?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我们的文化、成长方式及消费经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社会是如何在支配着我们,使我们变得不快乐。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我们所以会失去生活的乐趣,是因为我们的觉知力随着成长而退化,我执反而增加了。

年幼的孩子比较不执着。不像大人,他们尚未被社会模塑成将自己局限于观念、意见、价值或特定做事方法的人。因此他们比较富创意,也能在简单中自得其乐。他们可以把任何一样东西变成玩具。每个孩子都是魔法师。借着想象力的魔法,孩子们可以立刻将扫帚变成玩具马。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对事物的迷恋与执着也跟着增长,这种倾向使我们忧愁、焦虑、欲求不满及愤怒,并且使我们的觉察力与创造力受损。我小的时候早晨一定会经过一家面包店,我很喜欢那种面包刚出炉的香味。但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失去了这份能力,而且再也不去理会它,直到我发现了禅。当我们的心被世间各式各样的担忧与烦恼阻塞时,就很难享受生活中简单的乐趣了。

禅的第四个重要元素是“洞见”,它是跟觉察力一起出现的。若是没有洞见,就不可能有平常中的奇迹。那是一种深入观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欣赏幽默与诗显然是需要洞见的。开悟往往来自于一种“啊哈!”的体验,其中总是有喜悦以及伴随着笑话而来的欢乐。没有洞见就没有艺术。艺术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辨识力(可以看到平常的事物以外的东西)。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的观察是:“艺术家不复制可见的事物,他只是让它们变得显眼一点。”

耶稣一向坚持解脱(liberation)就是一种灵性上的洞见。在达到“灵性上的洞见”的过程里,耶稣很清楚地宣说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事实上,福音不断地提到以下这些字眼,譬如真理、光、眼、耳及盲目,我们很难理解教会为何到目前为止还未了悟解脱是基于洞见而非信仰。耶稣曾经赞美他的门徒,因为他们在灵性上有了洞见与理解:“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他看见人们在灵性上会出问题,是因为缺乏洞见与觉知。

注意耶稣如何区分这“看”(looking)与“见”(seeing)。“看”是比较表面的,而“见”却需要深度。若无深刻的洞见,真正的灵性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自然的启示”中耶稣昭示群众,内在的宁静可以经由对事物本质的洞察而发展出来。他提供了我们三个要点:

第一,飞鸟不担心粮食,百合不为衣着操心。事物一向运作得好极了,我们又何须介入与担忧。飞鸟与百合只是单纯地“信赖神”。(这当然是一种诗的表达方式。因为飞鸟与百合不能思想,所以这只是一种对愿意臣服于神之人的隐喻。)

第二,人生中有许多重要的事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身而为人有很大的局限,我们应该体认到这一点。耶稣曾经以雄辩家的姿态问道:“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这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如此珍惜的生命竟然不在我们的掌控中。接受这个事实,可以使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否认它必将导致忧虑及挫败。

第三,我们不必担忧明天,眼前已经有足够的事要做了。耶稣劝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担心未来只是一种自我打击,因为那会使我们眼前的工作更难完成。

耶稣在“自然的启示”中教导了洞见的重要。伴随着喜乐、宁静与自由的灵修,是一种见而不是信仰。我们若有所“见”,就不需要争辩、信心或说服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如实见到真相。诺贝尔奖得主加缪(Albert Camus)曾经说过:“人永远是他自己的真相的牺牲品。一旦认出它们,他就无法脱身了。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但好处是,体认到真相虽然使我们产生了束缚,不过也同时去除了我们的焦燥,使我们得以解脱。让我再次引用“自然的启示”,总想控制一切或总是在防堵无常的人是很悲哀的,因为他们就是在跟自然抗衡。反之,承受无常是不可避免的人,却能活在安祥的生活里。从飞鸟与百合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人们时常将耶稣“自然的启示”诠释为神的眷顾。依照这种诠释,一个人内心的宁静必须建立在相信神会永远供给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宁静显然是奠基于对未来的信念而非当下的洞见,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可以证实神将供给一切。另外一个问题则是,那些不停地期待神将供给一切的人,也会期待神能照顾他们的私事。他们把自己看的比神还重要。

但是在某一个章节中,耶稣却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意思就是将神摆在第一位。其实他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如此去做,其它的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他的立论很明显:喜乐与平静并不是来自于神的保证,也不是因为神会照顾我们的需要,只有将期望交托给神,也就是毫无条件地彻底接受事实,它们才会出现。

因此,“自然的启示”不该被诠释成受神眷顾。其实这则训诫的精髓很容易掌握,并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调子来陪衬,甚至不需要相信有神的存在,只要洞察到忧虑是无益的即可,因为真正的宁静就来自于如实接受真相的一份能力。

第五个禅的重要元素是“无为”。依据字面上的解释,“无为”指的是什么都不做。但是从某方面来看,它又跟不行动完全相反。我见过的“无为”一词的最佳英译,应该是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的“富有创造性的宁静”(creative quietude)。它指出了一种并行不悖的状态,在其中至高的活动与最大的放松可以同时并存。史密斯细心推敲出了这个字词的意义:无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行动,当我们的我执及刻意造作臣服于另一股力量时,柔软、单纯及自在的珍贵品质,就会从我们的生命涌现出来。从某方面来看,“无为”与孔子所说的美德之培养正好相反。

与其用抽象的方式来探讨无为,不如用一个事件来解说。不久前我到朋友家吃晚餐,这位朋友的客厅中央挂了一幅书法,是朋友的祖父写的。这是她祖父最喜爱的作品。有趣的是,这幅字是写在草稿纸上而不是一般用来写书法的宣纸。当时她的祖父还在练书法,所以是在毫无计划之下写出了佳作。讽刺的是,这幅作品竟然成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关无为的例子,一种无须努力而达到的成就。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有多少的名作与最佳演出,都是在这种毫无计划的状态下产生的。前面我们已经提过,放松是灵修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分重视成就,我们总是使尽全力,甚至在一些不适合努力的地方也拚命努力。艺术与修行都不是与成就有关的事,如果把它当作一件功成名就的事,它一定会变成一种获取名声、金钱及荣耀的工具。当这种状况发生时,事情会变得很丑陋;它就不再是艺术了。真正的艺术只是为了好玩及享受乐趣。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禅是一种艺术,它是无目的以及无用的。然而这无用却蕴藏着伟大的作用——让我们放松并享受当下的人生。这正是耶稣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如果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将事情交到神的手中,事情就会变得很单纯。

耶稣在“自然的启示”中将无为的原则解说得很美。空中的飞鸟不播种、不收割、也不积粮,却有得吃;野地里的百合不做工,不纺织,却有得穿。无为并不是偷懒或什么事都不做,而是顺着自然之道,不浪费精力,一种“随它去罢!”的美。

以上是禅的五个首要元素:当下、平常、乐趣、洞见及无为。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它几个重要的元素(柔顺、自由、简单、悖论、右脑为主及充满深情)。

作者:梁兆康,译者:胡因梦,选自:《耶稣也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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