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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全）电子版

《续修四库全书》是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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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作为我国迄今为止最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续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2002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 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

《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 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四库全书》成书后着述的续选。

折叠补选之书主要是：

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

《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

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而未予收入的书籍。

折叠续选之书主要是：

清代中期的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着作，清代后期的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着作。

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

《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

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务之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 170多种，向朝廷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

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此后，喻长霖、孙同康等也都有续修之议。

1919年，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回国，动议影印《四库全书》，金梁复以为”书不易续，目则易修”，建议将”二百年来新出书籍”，”始存其目，以待后来”。二者皆因乱世未果。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销售赢余”请海内通人，选择四库存目及未收书，刊为续编”。

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将续修《四库》之事列为课题，并开始购求古书。

同年12月15日，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但其后因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华北，时局动荡，续修之事也就逐渐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国学者为续修撰写了相当一部分乾隆以后着述的提要，总算为近百年来未能实现的各种动议、各种筹划留下来一些实绩、一点见证。

《续修四库全书》从1994年开始启动，历时8年，到2002年4月完成了全部1800册的编纂出版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续修《四库全书》之所以必要，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又积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学”是清代学术中最具特色的，其代表人物如纪晓岚、戴震等均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受编纂体制的限制，他们的着作不可能收入《全书》。清后期，尤其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文化学术因受国势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而另辟新境，新思潮层出不穷，形成从魏源到章太炎为代表的”新学“;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本土，考古发掘使竹简帛书重见天日，秘藏民间和以稿本形式流传的优秀着作不断面世。

以上这些数量可观的古籍，都还来不及进行系统整理。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归纳总结。

子岳兄将四库之外的常用书汇集一处上传，低价普及，广惠书友，令人钦佩。

《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

顾关元

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历5年之久，已于2000年全部完成。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国线装书局联合编纂出版，由着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主编，汇集了各学科专家学者分头进行。全书沿袭四库旧例，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收录书5000余种，可与《四库全书》配套。这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百科性质的丛书。
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有了《四库全书》，为什么还要出《续修四库全书》？两者具有什么渊源关系？它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乾隆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说起。
乾隆修《四库全书》前后整整花了10多年，一说10年编纂，10年抄写。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系手工誊抄，共计25万余册，1600多万页，前后用了将近4000人抄写，近200人校阅，工程极为浩大。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45类，收3400余种，79000余卷，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故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
乾隆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一些古籍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总算是一件功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乾隆也在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所以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
乾隆既以“文治”标榜，而又不惜大量地销毁书籍，看来似乎很矛盾，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因为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不愿与异族统治者合作，他们或隐居不仕，或着书立说，发泄他们的“黍离之悲”，其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书，记述了清兵南下时对汉人残酷的大屠杀，秘密流传不止，无疑会勾起人们的亡国之痛和仇清情绪。至于一些反清的诗文、野史、笔记之类散布流传则更不计其数。清代文字狱之所以酷烈，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是一部被严重篡改、删削了的并不完整的“全书”，很多内容被抽毁，即使幸存于《四库》中的一些古籍也很难说是本来面目，有的仅录了书目，为后世研究学术带来很大困难。鉴于此，“历来学者如蔡元培、傅增湘、陈恒等都主张选用善本或原来底本重加影印，以恢复原书之庐山真面目。”但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不能专心致志于这项重大的文化建设，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国泰民安、学术繁荣，已具备了盛世修书的条件，终于在20世纪八十年代完成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巨大工程，接着一部规模更大、难度也更大的《续修四库全书》的任务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作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从1994年7月正式投入编纂，1995年开始分批出书，首批出版经部易类近250种。《续修四库全书》如期圆满完成，是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由于《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对一些优秀着作应该选录而未予入选，乾隆以后200年来还有一些重要着作和失散于海外而回归的与秘藏于民间而获得发现的优秀着作，对此，《续修四库全书》都尽量予以编入。
《续修四库全书》所选的古代典籍，都是具有学术性、史料性的，注重各学术门类、流派的代表性着作，尤其注重名家、名着及已有定评的着作。它汇集了中国古籍之精华，收录范围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迄清末，对原《四库全书》未收的古典小说、戏曲也择其典要予以收录，可谓凡我中华重要之典籍与精华，尽备于斯编。
全书共收书5000余种，豪华型精装1800册，为《四库全书》的1．5倍。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每种书均请专家撰写简明扼要的内容介绍，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续修四库全书》不仅匡谬补遗，弥补了《四库全书》之不足，使其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全书”，并且还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它将对国学的研究与文化复兴繁荣，以及促进“中国东方文化世纪”的早日到来，作了文化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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