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通史（14卷15册）高清电子版
作者:魏道儒 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格式：PDF高清 容量：1.48GB
《世界佛教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研究员主编、国内外20多位老中青年佛教研究学者参与撰写，全书共800多万字，历时8年完成。该书论述了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主要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世界佛教通史》由14卷15册构成。一至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三到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九到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十二卷分章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全面展示世界佛教“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作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的佛教，主要流传于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整个“世界佛教”的版图中，既有印度的“原生型佛教”，也有大量由印度传入的“输入型佛教”。一般认为，由印度输入的佛教，总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总是要与被输入地区的文化密切结合，进而才能被当地的人民接受、信仰。这样的“本土化”表现，在佛教传播史上琳琅满目，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历史。佛教思想在面向不同信教群众的时候，总要结合不同信教群众的文化基础、思维习惯等，通过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而被接受。这样的佛教信仰者，自然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与不同的时代之中。在有些时候，同样的思想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表达形式。比如，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在汉地的塑像多是手举宝剑或手捧经卷，在藏地的塑像则多为怒目圆睁的金刚愤怒像。诸如此类的表现形式，《通史》中都有比较详尽的展示。
（一）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地域性差异
佛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恒河中下游传到犍陀罗地区，并进而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新疆、内地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传到了中国藏族、蒙古族生活的地区，也从南亚次大陆传到斯里兰卡、进而传到东南亚地区。现在，佛教在欧美地区也十分活跃。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佛教存在的区域十分广泛，各地的地理环境极为不同。在不同的地域，比如内陆海岛、山川河谷、农区牧区、都市乡村、热带温带等，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都会对佛教的存在形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印度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源头活水，《通史》的第一、二卷，集中分析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在印度，佛陀圆寂百年之后出现的佛教分裂，就与佛教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有关。商业经济的发达，导致恒河中下游吠舍离地区（东方）佛陀所定戒律，特别是金银戒持守的困难。吠舍离地区僧人变通金银戒律的结果，则招致了来自于商业经济不甚发达的恒河中上游摩偷罗地区（西方）僧人的抵制。“十事非法”与否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佛教的发展态势。大众部、上座部的根本分裂，就此奠定基础。吠舍离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商业经济的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又进一步与持守佛教的戒律密切相关。类似的佛教传播个案，《通史》均有较为清楚、详细的分析。
结合佛教传播地区的自然环境，《通史》花费大量的篇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通史》按照当代政治的国别概念，分别对中国、日本、朝鲜、越南、斯里兰卡、东南亚诸国以及欧美等国的佛教概况进行了分析。作为世界佛教主体部分的中国佛教，《通史》分列六卷（第三——八卷）共七册进行了分析。其中，汉传佛教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一卷。第九——十一卷分别叙述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集中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的佛教。第十三卷对亚洲之外主要国家的佛教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这样的分卷分析可以看出，《通史》非常注意佛教传播与发展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与文化基础。比如《通史》第三卷在分析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情况时，分三章30余万字对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佛教的特质及其自然、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南文北质”——北方重禅修、南方重般若的文化依据。类似的分析，贯穿在整部《通史》之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涉及佛教文化传播的地理空间问题。尽管《通史》对这些问题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但折射出作者们对佛教文化地理空间的一种认识自觉，为今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全面展示了佛教存在的民族性差异
地域与民族密切相关。各个民族都有其原有的文化底色，那样的文化底色，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佛教文化的传入，必然要与该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生碰撞、交流，进而在碰撞、交流中取长补短，完成佛教文化在该民族文化中的积淀与定型。
《通史》用六卷七册的篇幅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与中国佛教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佛教在印度衰亡之后，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体，不仅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而且三大语系也最齐全。在当代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影响。
《通史》详细分析了佛教在汉地演变的过程，进一步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内涵。《通史》的三、四、五、六卷，反复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精彩篇章。这是《通史》主编与作者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类似的理论创新，《通史》在分析藏传佛教、北方少数民族佛教、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佛教演变的过程中，都有十分精彩的理论分析。正如《通史》总序中所说：“佛教的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正是主编具有这样的清醒自觉，所以主编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
总而言之，《通史》对于佛教发展过程中地域化、民族化特点的分析，不断彰显文明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色彩。通过各卷作者们的努力，在佛教本土化的研究方面，确实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加深了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这是《通史》最引人注目的理论贡献。
深刻分析世界佛教“共相”的最新理论成果
《通史》在梳理佛教“共相”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佛教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佛教对于人性中道德与理智的准确把握。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归纳的“轴心期”理论所言，公元前500年左右，特别是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人类“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并由此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尽管雅斯贝尔斯的观察比较直观，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睿智。他的“轴心期”理论，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局限。雅斯贝尔斯观察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世界佛教通史》的主编与作者们，延续着雅斯贝尔斯的“世界眼光”继续前行，深刻揭示了佛教的普遍性内涵。
（一） 深刻分析了佛教的和平属性
和平是最大的道德，慈悲是佛教的标签。《通史》反复强调：“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通史》将佛教的这一特质置于优先的位置予以深度考察，力图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树立一个“样板”。在具体地论述中，《通史》各卷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众所周知，佛教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生命苦难的深刻体会。佛教基本理论中，不仅有对生老病死等生理方面痛苦的认知，也有对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人际关系方面无奈的观察，更有对于生命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缘和合的深层分析。在佛教看来，战争都是对生命的蔑视与摧残。有矛盾，有冲突，可以坐下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只要每一个生命主体认识到万物的本质，净化自己的内心以消除烦恼，生命中自然就会远离争斗。当然，为了彻底实现人类的和平，消除人类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执著”，还需要确立更具理性的“智慧心”，把“慈悲心”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推广到一切生命当中，彰显“众生平等”的深刻含义。时时刻刻把众生的幸福、自由放在心中，个体心性方面的道德超越又有何难？因此，佛教“悲智双运”体现出来的道德含义，说明佛教不是消极出世的空洞说教，而是引导众生利人求善、追求世界和谐发展的指路明灯。
深刻分析了佛教“理智的方法”
佛教的和平属性，也意味着佛教的包容性、说理性。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佛教发展出了独具特色、且相当完备的论师系统与逻辑学——因明系统。正是在一系列论典与逻辑辩论中，理智的思考成为必须，佛教理论的深刻性、系统性得到了有效地保障。佛教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活世界的集中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涅槃与般若。涅槃是烦恼的寂灭，属于清凉的自由自在的境界；般若是世间与出世间智慧的统一，属于通往自由自在境界的必由之路。从历史上看，佛教并不是消极避世的逃跑主义，反而始终体现着积极入世以实现生命超越的价值关怀。佛教倡导“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通过生命主体自身的努力思考与实践，来实现生命主体的自由与解放。佛教的涅槃、解脱、得大自在等理论，实际上主要还是围绕着生命超越而展开的分析。大致说来，佛教理智的方法包括自由的境界与实现自由的方法两个方面。
自由境界，佛教表述为“得大自在”：远离烦恼，身心自由，所作所为，进退无碍。由于自在是诸佛及上位菩萨所具有的功德，所以佛也叫做“自在人”。《法华经·弟子授记品》中说：“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但是，要达到这样的解脱境界，并非易事。佛教一直主张生命的解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佛教的自主观。佛教的三宝信仰，并不是相信佛陀有救赎的神力，而是要相信佛陀以人身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超越，相信自己按照佛陀的教导也能够实现生命的超越。佛陀的一生，也无非是实践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一生；僧尼的生活，也正是建立在“向佛陀学习”的人生实践之上。没有生命主体自身的正信、正知、正见、正行，不可能实现“得大自在”的人生解脱。这种思想体现在佛教发展的始终。佛教的生命观，不是外因论，不是无因论，也不是偶因论，而是“自作业自受果”的生命承担理论。自己的现在源自于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未来也完全取决于自己过去和当下的身、口、意三业。这样的目标，这样的途径，正是一种相当理智的方法。
目录：
《世界佛教通史》共分十四卷十五册：
包括印度佛教（第一卷和第二卷）
中国汉传佛教（第三卷至第六卷）
中国藏传佛教（第七卷两册）
中国南传佛教（第八卷）
日本佛教（第九卷）
韩国佛教（第十卷）
越南佛教（第十一卷）
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第十二卷）
亚洲之外佛教（第十三卷）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第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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