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着作系列》PDF电子书全6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出版。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下笔慎重，“文章不写一句空”。代表作有《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者曾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者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均为明清史研究的典范佳作。生平除两部专着之外，还有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

 

《南明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清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本书史料扎实，内容丰富，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着。本书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卓越的史识，洗练的文字，忠实呈现那一段决定此后中国500年历史的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书中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本书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治学谨严，一贯坚持“竭泽而渔”和“无信不征”的考实风格。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一些短小有趣的文史札记，如《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谈清官》《谈万寿无疆》《从李自成的诗谈起》《明代的宗室》等，既史料充分又颇有趣味。本书收入先生撰写的文史札记、随笔等共计39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有趣、见解深刻。

 

《隐匿的疆土  卫所制度与明帝国》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卫所制度、明代疆域管理制度方面、明代军事等方面研究的文章结集。

　　卫所制度是顾诚先生晚年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并打算作为既《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之后第三部专着的主题。本书另收集有顾先生的参编作品4篇，对明代后期军事、清代的建立、明史研究等进行了梳理。

 

《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收入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明清易代史事研究的文章，共计19篇。其中代表作《李岩质疑》发表于1977年，用力颇深，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并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其他文章还有《再谈李岩问题》《李自成起事考》《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清初的迁海》《孙可望评传》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补充。

 

 

《顾诚着作系列》书目：

 

南明史  上册

南明史  下册

明末农民战争史 第2版

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

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

 

《顾诚着作系列》出版说明：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似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一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综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着【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着《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答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着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武装斗争。它距离现在不过三百多年，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庞杂得很，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许多问题都还在探讨当中，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拙稿，自然不可能是成熟的作品。只是由于它在某些方面比起前人略有进展，关心的朋友认为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和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就不揣谫陋拿了出来，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我以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接受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否定错误的说法，澄清模糊的论述，是学术上有所长进的表现。但愿我能够对自己写过的东西经常作检讨，不是随风转舵，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唯真理是求。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后来者理应居上。如果拙着对于年轻一代治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能够成为攀登高峰途中的-一块踏脚石，我就十分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