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汉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情况，既有学术研究性，也有历史资料性的一部史学着作。《日本汉学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将前后两部再加区分，划为４个时期分别进行阐述。在各个时期的阐述中，包括世界状况、中日之间状况、日本国内的状况；世界、日本的中国学状况；历史学、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学、语言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状况；各个领域中的论着目录及其概况、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状况。每个时代都加以归纳总结整理。该书以如此坚实的体裁为基础，或详尽具体，或简洁总括地进行了叙述；书中所被列举的研究者达565名之多。由此，使该书的全面性得到了保证。

 

 

《日本汉学史》书目：

 

日本汉学史 第1部 起源和确立(1868-1918)

 

日本汉学史 第2部 成熟和迷途(1919-1945)

 

日本汉学史 第3部 转折和发展(1945-1971)

 

日本汉学史 第4部 新的繁盛(1972-1988)

 

日本汉学史 第5部 变迁和展望(1989-)

 

 

 

 

《日本汉学史》出版说明：

 

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 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 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 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着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着在当 

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一一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再认识到应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长处。其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甚至提出了 “脱亚入欧”论(用中国习用的语言来说,就是“全盘西化”），从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何况日本与中国只是隔一衣带水的邻邦，很久以前就已开始文化交流，所以当时之学习西方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朝廷中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固然如此，向国外留学的人们也多以日本为对象。第三，戊戌变法虽因朝中顽固派的破坏镇压而失败，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惨遭杀害，但这并不能阻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梁启超就在戊戌变法被镇压的当时坐船逃到了日本，大大开阔了视野，积极吸收日本的新的文化，并通过其所办的报刊向中国传播，在国内发生了很大影响。第四，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镇压了维新变法后，倒行逆施，不但完全恢复了旧的一套，而且变本加厉，屠杀维新人士；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人，以为靠着中国的“国粹”一一义和团的开坛请神、画符念咒以期达到枪炮不能损伤的境地的“法术”正是“国粹”一一一真能打败西洋的枪炮，结果是屈辱求和，大量赔款，全国反对之声一片沸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不知是为了平息愈益高涨的民愤，还是意识到一仍旧贯究竟是不行的，于是也在不影响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新政”，起用了一些既不急进也非顽固派的人士，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五，正因如此，由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就是他派人考察日本的大学情形又结合所谓中国国情而出现的成果。不过，尽管是想不违反中国国情，却到底含有某些新的东西。例如，在“章程”的“学科程度章第二”中首次列人了“中国文学”课程，制定了具体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法”，并明确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辑讲授。”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政府在公然提倡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向日本学习。因为“中国文学史”课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如小说、戏曲，在当时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已被视为文学的主流之一，而在中国则一直视为小道，而中国文学史课既要“仿其意，自行编辑讲授”，那首先就要转变文学观念，并对原被中国学界所普遍轻视的一些文学领域重加研究；至于中国文学史框架的构建必须向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学习自更为题中应有之义。加以中国的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人本来就在通过日本而学习西洋文明，如梁启超的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就显然并非受“大学堂章程”的影响，而纯粹是自觉地吸收日本学术思想的表现。所以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问世以后，实际上意味着在学习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已成为有关研究工作（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的共同倾向，形成了一种潮流。以致在1904年出版的由林传甲所编、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的《中国文学史》就自我标榜为“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笸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成书焉”（该书卷首题记），但其所述，却包括群经诸子而无小说戏曲，与川种郎的观点相差甚大，可见在当时若不学习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已经混不下去了，迫使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稍后的黄人、曾毅分别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念为主要借鉴了，再往后的《中国文学史》也不脱这一范畴。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与《例言》中甚至说“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大抵抄自日人的旧着”。说“抄”，也许话重了一些，但它们大抵从日本人的同类着作中受到启发、获得借鉴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是以郑先生自己的着作来说，他以古代、中世、近代来划分中国文学的发展时期，尽管在具体的划分上甚具创见（其能否成立是另一问题），但他以近代文学始于嘉靖时期、终于五四运动前，则其所谓“近代”实相当于日本学者所谓的“近世”一一一日本学者在研究本国及中国的历史时，在中世及现代（日本汉字为“近代”）之间插人一个“近世”．一．一那么，郑先生自己也不能不对日本学

者的成果有所吸取。

 

如前所述，在新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史着作的出现，不能不与一系列对中国文学门类和作品的重新评价与具体研究相联系。当时的情况也正如此，新的、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了。鲁迅在20世纪初于日本留学时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令人如闻惊雷的评价姑不置论，如就有系统的研究着作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一部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影响下的富于独创性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