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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全集》共4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由龚鼎孳着；孙克强、袁喆校注。4U3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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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别集丛刊 龚鼎孳全集》收录《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补遗一卷（88首），《定山堂诗余》四卷、补遗一卷（4首），《定山堂文集》二十七卷、补遗一卷（60篇），《文集外编》收录《露浣园稿》四卷、《浠川政谱》二卷、《龚端毅公奏疏》八卷。附录龚氏各集序跋43篇、碑传4种、董迁《龚芝麓年谱》。本书是对龚鼎孳作品的首次全面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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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克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长期从事词学文献整理研究，整理有《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着有《清代词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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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喆，文学博士，整理有《清人词话》（上中下册）（合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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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1616-1673），明末清初的着名人物，历仕明、李自成大顺、清三朝，是明清易代时期风云变换的见证者，也是当时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其一生跌宕起伏，毁誉皆达于极致。他是清初着名的文坛领袖，诗、词、文各体兼擅，在生前身后享有盛誉。其诗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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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全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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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例
定山堂诗集补遗
定山堂诗余补遗
定山堂文集补遗
定山堂文集外编
露浣园稿
浠川政谱
龚端毅公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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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一序跋
附録二碑传
附録三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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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的诗集前几年广陵书社出版过《清名家诗丛刊初集》本，龚氏外收施闰章、陈维崧、厉鹗三家，这三家我都存了其他版本，所以没买。这次得买龚芝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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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堂诗词其实水准都不低 有意思的是他写了一串金缕曲用的同一个韵脚 这么多“前调” 真不知道是一种“敷衍”还是一种“追忆” 当然不是一时所写 所以内情也不是一把还完“文债”的意思 当然 有份经年的“债” 因为其中有首是写给冒襄这个可悲又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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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是明末清初的着名人物，他历仕明、李自成大顺、清三朝，是明清易代时期风云变换的见证者，也是当时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毁誉皆达于极致。龚鼎孳在顺治、康熙初年一直在朝中任职，曾在顺治朝后期连降十二级，备受磨难；又曾在康熙朝十年居朝廷枢要，显赫一时；不意在其死后的乾隆朝被列入“贰臣”，毁名毁版。他是清初着名的文坛领袖，其诗歌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龚鼎孳着述颇丰，仅后人编辑他的诗词文集就有诗集四十三卷、词集四卷、文集二十七卷，其他奏疏、公文、制艺等十余卷，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佚作未收入上述各集。龚鼎孳诗、词、文各体兼擅，在生前和身后均享有盛誉；他留下的文字不仅是其心路历程的记录，也是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 龚鼎孳的生平
龚鼎孳（一六一六—一六七三）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龚鼎孳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生活时期。万历四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春（一六一五—一六四四），从出生到三十岁，其间龚鼎孳从求学登第到初入政坛，意气风发，文名渐显，在政坛崭露头角。
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元一六一六年一月五日），龚鼎孳出生于合肥，当时院子里长出紫色的灵芝，因此号芝麓。祖父龚承先，万历举人，曾任浙江分水知县，擢升云南禄劝州知州，未赴任告归。父亲龚孚肃，少负文名。大伯父龚萃肃，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与二伯父龚方肃、叔父履肃、翼肃均有文名。龚鼎孳天资聪慧，少年时代在长辈的指导和督责下奋发读书。明崇祯六年（一六三三），龚鼎孳十九岁，乡试中举，翌年成进士。少年成名，光耀门庭，备受世人瞩目。龚鼎孳的八股文（后来结集为《露浣园稿》）在当时汲汲于功名的士子之中广为传阅。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龚鼎孳被授予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崇祯九年，龚鼎孳为湖广乡试分考官，选贤拔异，人称其“最得士”吴伟业《梅村诗话》。。本年湖广乡试正副主考为娄东吴伟业和莱阳宋玫，均是当时文坛名宿，三人由此“相知为深”。吴伟业后来与龚鼎孳共同经历世事板荡，人事播迁，同享“江左三大家”高名，又同负名节之累，同抱身世之戚。崇祯八年至崇祯十四年这七年期间，龚鼎孳一直在蕲水任职，奖耕课织，崇礼明德，击御流寇，修缮防备，政绩卓着。崇祯十四年，朝廷考核政绩，龚鼎孳在整个湖广地区排名第一，入京铨选。次年冬，授兵科给事中。龚鼎孳踔厉奋发，年少有为，又逢此契机，意气更为腾跃。他初受任即奉命出使察理畿南广平等处城守事宜，遍历州邑，详览形势，“一月书凡十七上”；在兵科十月，两弹首辅周延儒、陈演，并阻周延儒一党的原大学士王应熊东山再起，于边疆大势、动乱情形、贤奸进退、国事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声满于朝垣。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春，龚鼎孳入京途经金陵，与秦淮名妓顾媚定情于眉楼。龚鼎孳与顾媚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龚鼎孳最投入、最绵长的情感经历。顾媚，字横波，又字眉生，余怀《板桥杂记》谓其“庄妍靓雅，风度超羣，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顾媚于崇祯十五年秋冬入京与龚鼎孳汇合，适值清兵入关，铁蹄蹂躏北直隶、山东等地，不得已折返江南，南北辗转，几经波折，直到第二年中秋始抵达京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一生相伴。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七月，顾媚卒于京邸，龚鼎孳于于顾媚逝后每岁生辰都到妙光阁礼佛诵经，一直到他康熙十二年逝世。
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初，龚鼎孳因弹劾首辅陈演庇贪国，被投入监狱，直至第二年（一六四四）正月底始被释出狱，马上又经历了明朝大厦倾覆的巨变。
第二阶段，两易其主的动荡时期。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三月至顺治七年（一六五一）秋七年之中，龚鼎孳经历国变，先迫降大顺，继而出仕清朝。伴随着人生的坎坷，情感的煎熬，其政治生涯也走入低谷。
一六四四年是历史上风云突变的一年。龚鼎孳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底出狱，三月李自成军即攻陷北京。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检登煤山自缢，城中大乱，士子臣民仓惶失志，奔突流离。李自成军以缙绅录按名捜索各路官员，一时明朝官员或殒身殉难，或屈膝投降，或进或退，生死异路。当此危难之际，龚鼎孳先是选择了为明朝殉节，与顾媚投井自尽，却被附近居民救起，未成死志，又被李自成军掳去，备受棰楚胁迫，被迫降顺了李自成大顺政权，被授予直指使一职。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在朝野备受诟病的污点。
四月底，李自成军败逃离北京。五月初，清军入京师，召明朝各级官员皆按原职录用，龚鼎孳曾上书摄政王多尔衮，力辞不就，但是没有获得允可，不久迁任吏科右给事中。从该年的三月至五月，龚鼎孳数月之内身事三主，虽有求死之为，有切肤之痛，有屈从之辱，最终身负不堪声名。这一年，龚鼎孳恰好三十岁，风华正茂，却成了他生命中最为沉重的一年，让他终生隐痛难抑，同时也成了他心态转变的重要分水岭。
仕清不久，龚鼎孳即被卷入政治争鬭漩涡之中。清政权定鼎北京之后，对原明朝官员广为招徕，随着大批明朝官员出仕清廷，原本明朝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也被带入清朝。与东林、复社一系关系密切的龚鼎孳作为“清流”的领袖人物之一，在顺治朝的党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后与冯铨、陈名夏、刘正宗、成克巩等人展开了激烈角逐。冯铨在明朝曾是宦官魏忠贤的亲信，仕清之后又为多尔衮所倚重，龚鼎孳等人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弹劾，皆以失败告终，并为之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和羞辱。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四月，龚鼎孳父亲龚孚肃卒于合肥里第，龚鼎孳循例请赐恤典，被冯党借机攻击，由太常寺少卿降二级调用，寻以恩诏免，六月携顾媚回乡奔丧。从顺治三年秋直至顺治七年秋，龚鼎孳为父丧守制，一直在合肥、南京等地居住。在此期间，龚鼎孳常与亲朋好友诗酒流连，还携顾媚游览扬州、镇江、杭州等地，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不少诗歌。
第三阶段，朝中建树时期。顺治七年秋至康熙二年（一六五〇—一六六三）任职京师十三年，虽其间几番经历升沈起伏，但龚鼎孳在朝中一直勤勉任职，精心治政，负性敢言，颇有作为，不改前朝本色。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秋，龚鼎孳携顾媚北返，因与陈名夏之间的矛盾，长期不得补官，直至顺治九年（一六五一）夏方补太常寺少卿。龚鼎孳在朝中遇惊而不险，这与多尔衮的去世，朝中政治局势发生变动有一定关系。顺治皇帝历来敬重有才有为的汉族士人，亲政之后，统治政策较之前有一些改变。顺治帝对才情卓异的龚鼎孳颇有好感。顺治十年，龚鼎孳再次遭到陈名夏的排挤，本拟迁任外藩，因得到顺治帝的赞誉，非但没有外迁，反而升任刑部右侍郎。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二月，龚鼎孳转户部侍郎，五月又升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任职一年期间，疏章累百，提出了许多洞察时局、革除政弊、改善民生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刚健的魄力，他的才干进一步得到新朝的认可。
清初朝政制度和风气造成满人特权很多，满汉不平等现象十分明显。按照清朝的官制，各部衙门均设置满、汉两位主官共同主持政务，然而朝廷官员中，往往满官趾高气扬，汉官畏首畏尾，龚鼎孳虽身为汉官却不避忌讳，力图革除此弊。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在刑部任上时，龚鼎孳上《遵谕陈言疏》等，胪列七事，一一陈言，力促改善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职权，在朝中极力为汉人争取利益，在汉族官民中赢得了声誉。但因触犯满族权贵的利益，终于招致了顺治帝的不满，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十月，顺治帝下诏指斥龚鼎孳“偏执市恩”，偏袒汉人，“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寛条”，被降八级调用，十二月再降四级，至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四月补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龚鼎孳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低谷时期。按官场旧例，降职官员多不入官署正常办公，但龚鼎孳却仍恪尽职守，上疏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办纳丁粮，清理清廷入关以来的积弊。此年秋龚鼎孳奉命颁诏广东，此次岭南之行，龚鼎孳写下不少诗篇，汇集为《过岭集》。
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龚鼎孳四十四岁，在京师任国子监助教。此年二月初八日，龚鼎孳和顾媚唯一的幼女死于痘症，年近四岁，夫妻二人极为悲恸。女儿之死给顾媚很大打击，她之后清心礼佛，甚至看破红尘，决心皈依佛教。龚鼎孳在长椿寺旁为之修建了妙光阁，供其诵经礼佛。顺治十八年（一六六〇）正月初七日，顺治皇帝崩于养心殿。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六月，龚鼎孳起任左都御史。七月，顾媚卒于京邸，龚鼎孳哀毁倍常。
第四阶段，主盟京师文坛时期。康熙三年至康熙十二年（一六六四—一六七三），这是龚鼎孳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朝廷身居高位。晚年的龚鼎孳心态趋于平和，更加惜才爱士，奖掖后进，扶持善类，振恤孤寒，负士林之望，领袖京师文坛。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十一月，龚鼎孳调任刑部尚书。此年龚鼎孳五十岁，身经多变，暮年心事渐重，主政刑部时，常怀恻隐之心，曾说：“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龚端毅公奏疏》卷首附。因而在审核案件时常常反复参详，发现冤情必为之昭雪。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夏，龚鼎孳请假三个月，回到合肥营葬继母王太夫人，同时将顾媚灵榇携回故乡安葬。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九月，龚鼎孳调任兵部尚书。任职期间，区划方略，严明纪律，恪尽职守，仍颇有作为。此年龚鼎孳上《请寛奏销以广恩诏疏》，使受“奏销案”牵连的千余江南汉族士人得到寛解赦免。“奏销案”是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奏销案”与清初的“科场案”，同是清廷为打击江南地区汉族特别是缙绅士人反清情绪而使用的特别手段，令无数士子噤若寒蝉，影响深远。龚鼎孳上疏时虽然与“奏销案”案发之时已隔有数年，但上疏替江南士子说话，依然要冒很大风险。当时即有人劝说龚鼎孳要出语谨慎，龚鼎孳毅然说道：“以我一官，赎千万人职,何不可！”同上。此《疏》竟然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准奏，苛扰江南士人数年，人人闻之色变的大案至此告一段落，江南士子中近千人因此疏而免于降黜。龚鼎孳为因“奏销案”戴罪的士人请命，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清初人董含《三冈识略》记云：“大司马龚公特疏请寛奏销，有‘事出创行，过在初犯’等语，天下诵之。”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汪琬、程可则、刘体仁、梁熙及董文骥、李天馥、陈廷敬、程邑等在京师共组文社，王士禄、王士禛兄弟亦来参加，共推龚鼎孳为盟主。其时，龚鼎孳在京师文名甚盛，威望甚高，领袖京师文坛。王士禛《香祖笔记》中载：“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当其去世时，大江南北许多才士失声痛哭，海内名流多有诗文志之。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龚鼎孳五十五岁，五月调任礼部尚书。龚鼎孳厘正京官仪从，奏复天下岁贡，并请增广县邑取士额等，仍是励精图治、精心为政的一贯作风。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春，龚鼎孳奉旨主持会试。是科得人之盛，甲于清初，徐乾学、李振裕、李光地、赵申乔、陆陇其、王掞、王原祁、叶燮、陈梦雷、张鹏翮、郭琇皆是科进士。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龚鼎孳遘疾，康熙帝曾派遣侍卫、御医、学士前去探望。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春，龚鼎孳再次奉旨主持会试，汲引英隽，得韩菼、王鸿绪等一百五十八人。此年八月，龚鼎孳病情加重，上疏痛切乞休。康熙帝念其情恳，准其解任回籍调理。未及动身，于是年九月十二日卒于京师，十二月赐谥“端毅”。康熙十七年又为之立碑，康熙皇帝撰写了碑文。
然而，龚鼎孳却在辞世百年之后遭罹灾祸。乾隆年间，清廷为了进一步强化统治，凝聚臣民的向心力，特地表彰易代之际的忠臣义士，也相应地贬斥由明仕清的降臣，龚鼎孳亦在贬斥之列。乾隆三十四年，龚鼎孳被削去谥号，其作品也遭到禁毁，并与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曹溶等这些由明仕清者同被列入《贰臣传》。
龚鼎孳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当时以及后世，对他的“恶评”也颇为激烈。首先是他的政治失节的问题。龚鼎孳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朝，被人指斥为“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两度变节，后来乾隆皇帝对龚鼎孳的厌恶也主要因此。其次是他与顾媚的“爱情故事”，议者多从文人狎亵角度发难，更有将龚之失节与顾媚相联系者，如传言谓龚“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客观看待龚鼎孳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我们认为，龚鼎孳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和道路的选择旣有历史的共性因素，也有个人性情修养的个性因素。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的背景下，龚鼎孳在清初政坛上的所作所为，对于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汉民族利益有较多维护和争取，这对于此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对其人的政治作为和政治品格应有公允的评价，不宜因其降清、身为“贰臣”而一概抹杀。
二 龚鼎孳作品的内容风格
龚鼎孳在文学创作上不仅作品数量多，并且品质较高。他诗、词、文兼擅，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清初文坛享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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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还先后使用过作家出版社（1953—1958，1960—1969）、艺术出版社(1953—195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1957，1987—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4—1979)等副牌，出版各类文艺图书。
古典文学编辑室在建社初名第二编辑室，聂绀弩（1903－1986，1951年到社）为社副总编辑兼第二编辑室主任，黄肃秋（1911—1989，1951—1979在任）、李易（1927—，1951—1989在任）、顾学颉（1913—1999，1952—1975）、舒芜（1922-2009，1952—1986在任）、周汝昌（1918—2012，1953—1974在任）、张友鸾(1904─1990，1953-1963在任)、周绍良（1917—2005，1954—1975在任）、王利器(1911-1998，1954—1979在任）、陈迩冬（1913-1990，1954年到社）、严敦易（1905—1962，1950年代到社）先后调到该编辑部，对当代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出版，均做出了杰出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各类作品的整理本、注释本、影印本和文学史及有关研究着作。所出图书以严谨、高质量着称，其中《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及重要的诗词选注本被列为国家常备图书。一批文学史着作和相关选本被列为高等学校教材。2013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办公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2010），这其中选入了我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着选辑”23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32种、《全元戏曲》三套书，体现了我社古典文学出版的特色和贡献。
近年来，古典文学编辑室秉承前辈编辑的传统，沉潜踏实地策划、编辑，出版了不少优秀图书。
“明清别集丛刊”重视深度整理，以收集版本全、附录资料完备为特色，已出版《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沈德潜诗文集》、《侯方域全集校笺》等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陈子龙全集》、《莫友芝诗文集》等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刚出版的有《宋濂全集》，即出的有《龚鼎孳全集》、《恽寿平全集》、《潘德舆全集》、《邓汉仪全集》、《俞樾诗文集》，在编辑过程中的有《曹学佺全集》、《廖燕全集校注》、《况周颐全集》等。另，“乾嘉诗文名家丛刊”11种亦在陆续推出。其他总集、别集的整理出版，如《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姚燧集》亦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着”在不断扩充、修订，近年出版了《诗品笺注》、《怀麓堂诗话校释》、《四六丛话》、《石林诗话校注》、《说诗晬语笺注》、《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瓯北诗话校注》等，另有若干种在陆续推出。《怀麓堂诗话校释》等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2册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去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11册结项被评为优秀，获得中国政府奖提名奖。今年刚推出的《杜甫全集校注》12册、《近代小说编年史》6册，得到多方面的好评。这三种都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名家集”整合、修订旧有的以唐宋为主的别集，已重印修订张篷舟等《薛涛诗笺》、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即出的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叶葱奇《李贺诗集》《李商隐诗集疏注》、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等，后边陆续排印十余种。亦有新品种出版，如文航生《司空曙诗集校注》。
学术专着注重质量，不以数量取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有较大影响，另辟“博雅文丛”，收录少壮新锐论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有自己申报、再由规划办安排到出版社的项目，也有从我社审稿后申报的，后者几率更大。今年我社成果文库申报数种，成功率100%，为全国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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