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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九十三岁的国学大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离我们而去。他一生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心灵能量整理一下，任老一生至少有六大贡献，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品味和学习：HNQ万圣书城
一、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继愈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二、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三、提出“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五、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他说，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他的专着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着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六、为后人塑造人格魅力榜样，一生低调不图虚名。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他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他在耄耋之年也是天天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经常通过电子邮件和朋友发送资料。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关心青年，乐意为青年服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而自己办公则因陋就简。他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人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任老语录
1.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2.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3.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4.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
任继愈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着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着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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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辞典共收佛教及与佛教相关方面的词条11899条，内容包括十三大类；（1）教派、学派、宗派；（2）人物；（3）典籍；（4）教义；（5）因明；（6）佛、菩萨、罗汉、鬼神、诸天等；（7）称谓、教职、教制；（8）仪轨、礼俗、节日；（9）法物、法器；（10）圣地、遗迹、寺院、佛塔等；（11）组织、团体、机制；（12）历史事项；（13）建筑、文学、艺术及其他。
本辞典前附彩色图版七十二面，大致按“早期佛教”、“中国佛教”、“国外佛教”的顺序编排。“词目笔画索引”后附词目首的“汉语拼音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以方便读者检索。书后附“佛教大事年表”、“部派佛教分派表”、“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班禅世系表”以及“词目分类索引”等，以供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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