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分袁世凯和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两部分，记述了袁世凯的生平事迹、袁世凯与民国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等等。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袁世凯从青年时期至1909年被清政府免官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为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一传奇历史人物提供了借鉴。作者是上世纪初的一个驻天津的鬼子记者，史料价值较高。

《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目录：

第一部分 袁世凯

[日]佐藤铁治郎

第一篇 着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着者之旨趣一

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务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第一节 远因

第二节 近因

第二章 作用

第一节 练兵

第二节 剿办拳匪

第三节 警察制度之设施

第四节 兴学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第七节 主倡立宪

第八节 外交手腕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

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

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

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

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一

第二章 结论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第二部分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第一章 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着作

第二章 对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补充与纠正

第一节 袁世凯汉城密札考释

第二节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第三节 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

第四节 袁世凯与李鸿藻

第五节 小站练兵的风波

第六节 荣禄与袁世凯

第七节 翁同稣忽略了袁世凯的维新蓝图

第八节 袁世凯与戊戌维新之关系

第九节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第十节 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

第十一节 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机构对袁世凯的操纵

第十二节 天津戏馆引起的轩然大波

第三章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后记

《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文章节选：

日本明治十五年春，支那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雪啡儿(译音)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支那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在天津议订草案，一面嘱朝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支那，又知支那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星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支那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我使馆。我花房公使几被其祸，我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幸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乃我国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我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我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我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我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命令驻我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我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日：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书友对《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的评价：

这本书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系列书籍书之一。对于研究袁世凯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价钱也比较便宜，质量也没话说。

一位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用人问题令人痛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亦如是。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革命史观一枝独秀，历史人物的品评时常囿于暴力革命史观的桎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胡绳。胡绳近代史名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一元暴力革命史。丢失了“现代文明建构”这一重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文明嬗变史，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近代人物的再评价。就晚清体制内对现代文明的顶层设计而言，袁世凯是一道绕不去的坎儿。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下革命、器物、制度等多元历史观的生命力。如果说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本土资源的人物传记(写作手法借鉴了西方传记)，那么佐藤铁治郎的《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可以说是他山之石了。就现代文明建构这一叙事维度而言，佐藤铁治郎没有因人废言：作为日本人这一局外人身份，作者可以不为中国文化里为尊者讳这一陋俗所扰；而作为居住中国、朝鲜约30年的记者，作者又可避免传记作家创作时的闭门造车，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众说纷纭的报章中汲取史料。也正是由于局外人和记者这双重身份，本书甫一出版即遭袁克定(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这也佐证了传记史学的力量，诚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务实为上 德性为下作为中兴名臣，有必要为袁世凯找两个参照物——曾国藩、李鸿章。耐人寻味的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我们目睹的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做事越来越务实和功利，做人上却越来越圆滑和狡诈。一个递增，一个递减，历史的吊诡可见一斑。就务实而言，曾、李、袁代表了晚清能臣的趋势。越是王朝后期，越是内忧外患，供能臣腾挪转移的空间就越小。这也可以解释《走向共和》里李鸿章的那句台词：“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情。”同样是立宪，戊戌年换回的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可到了辛丑年，革命和改革赛跑，立宪已近乎朝野共识。与其说曾、李、袁越来越汲汲于事功，不如说务实能臣都是逼出来的。无独有偶，现代史也可为理想与务实的问题作些许佐证。由于时代背景迥然有别，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我国的政策倾向与此前的30年相比，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之初，世界各国都在“二战”废墟中蹒跚起步，邻邦日韩的战后惨状和中国不分伯仲，改革的迫切性看起来并不十分突出，可以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输出革命”。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日韩都已从废墟中凤凰涅磐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领跑者。港台的经济成就，也足以令人侧目。中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穷则思变，除了立足实际、革故鼎新，别无他法。就德性而言，我们不妨以用人为例。佐藤铁治郎就用人问题为袁世凯扼腕痛惜：不管是侵吞军费的王士珍，还是权力寻租的警察总办曹家祥，袁世凯难辞其咎。事实上，袁世凯本人的发迹也是源于卖身和投靠的人身轨迹：吴长庆、李鸿章、荣禄、奕劻、李莲英，这期间甚至还曾投靠过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同龢。一个习惯卖身投靠的旧体制官僚，他的思想再新潮，也跳不出旧体制这口酱缸。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在用人上任人唯亲，甚至大肆任命宵小之徒。佐藤大概没读过王安石对《史记》中孟尝君的评价：“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句话也适用于解读袁世凯的用人不当。对于没有民主选举的晚清而言，任人唯亲是常态，选贤任能才是反常。科举考试固然能擢拔曾国藩、李鸿章、张謇这样的能臣干才，可相对于庞大的帝国版图和危如累卵的政局而言，这既显得杯水车薪，又显得力不从心。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承认康乾盛世的同时，不无警醒地提出：清朝经济已经走到其制度的尽头。亚当•斯密的这句话用在晚清的政治制度上同样称得上是当头棒喝。袁世凯引进西方兵役制度、西法练兵、设立警察制度、创办实业、鼓吹留学、设立诉讼费制度，都是兴利除弊的美政。可现实远比袁世凯梦想中的更加骨感：新式陆军最后沦为唯命是从、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警察制度成为曹家祥之流寻租敛财的不二法门，创立的实业俨然红顶商人的乐土。原因也很简单，新政不仅是引进铁路、轮船、电话、电报这样的器物文明，也不仅是机械移植国外的兵制、警察、司法制度，还在于一种宪政共识，一种政治文明，而这种政治文明或宪政共识对于旧体制里的新官僚而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世凯对抗的是整个旧体制，其难度不逊于堂吉诃德和风车作战。值得一提的是，仅作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会无疾而终，还会为政治领域的腐败创造更深厚的温床，这也是佐藤铁治郎言不及义的历史局限性。论及经济体制改革，李鸿章、奕欣揭橥的洋务运动不可谓不深入：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官民合资、外商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如火如荼，多元经济形态井喷，甚至博得了“同治中兴”的美名。可是滞后的政治改革使得洋务运动的成果最后要么被旧体制官僚拖垮，要么被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鲸吞。袁世凯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宿命，旨在裁汰冗员、减轻财政压力的厘定新官制，最后沦为了庆亲王奕劻父子权力寻租的猎场。作为旧体制的新官僚，袁世凯要在新和旧两种势力中求得平衡和发展，难免赌徒式的跌宕起伏。立宪先行者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称帝，宛若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写了一本书:《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该书于1910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由天津时闻报馆出版。该书记载对袁世凯的评价与现今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仅举数例以说明: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

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是一部有助于辨明清末袁氏沉浮史实的新史料。此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与日本学者村田 雄二郎合作整理,并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 丛刊》。 这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日人佐藤铁治郎于 1908 至1909 年所撰《袁世凯》一书;第二部分为孔祥吉 与村田雄二郎合撰《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评 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佐藤铁治郎着《袁世凯》,全书凡四篇,目次为:着者 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袁世凯 之轶事及结论。分别记述了袁世凯青年纨绔时代,援韩, 驻韩,小站练兵,护理北洋大臣,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 督兼北洋大臣及被免官之历史;免官原因及练兵,新政, 兴学,实业,外交之作用;袁世凯与朝廷,慈禧,光绪皇 帝,摄政王,庆亲王,铁良,李莲英及其他党徒,外交之关 系,并将袁氏与三国曹操,南朝刘裕,晚清曾国藩,张之 洞,岑春煊及日人伊藤博文,西人毕斯马克等人物进行 比较;文尾列叙有关袁世凯的传闻轶事十二则。并总结 了袁世凯发迹之人生幸事及中途失败之憾惜五端:不能 芟反对党,不能制造舆论,不能拔擢真才,不专为符宪政 辞兼差,无远虑澄思为计较,同时还分析了袁世凯未来 之际遇。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评佐藤氏《袁世凯》,全文凡三 章,目日: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着作,对佐藤铁治郎 76 《袁世凯》一书的补充与纠正,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佐 藤铁治郎为一日本记者,报人,曾在中国,朝鲜居住约三 十年,20 世纪初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报馆,利用其新 闻记者身份,搜集有关袁世凯个人历史资料,撰成《袁世 凯》一书,由时闻报馆于1909 月印刷。因书中记述有袁世凯贪贿营私之事实,所以遭到袁氏长子袁克定等人 反对,并通过日驻天津总领事阻止发行,最后达成协议, 由袁克定出资将未装订印张全部买下销毁。当时日本驻 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供参考 之处”,保留了本书散叶样本,”以俟检阅之用”(小幡酉 吉:《致外务省大臣侯爵小村寿太郎报告》。见本书第228 至229 页)附呈日本外务省,遂形成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藏档案:《在天津小幡总领事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 之报告》,编号1—1—1—4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中日学 者在有关学术研究方面曾利用了这一档案史料。自2002 年起,孔祥吉与村田氏对这部史料进行调查研究,考察 其原委,并就袁世凯汉城密札,甲午战后刘坤一密保袁 世凯,袁世凯新政万言书,小站练兵之风波,袁世凯与李 鸿藻,荣禄,翁同之关系,袁与戊戌维新之关系,蔡金 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等史事,对《袁世凯》一书作 出了纠正与补充,同时还探讨了佐藤氏着书动机与《袁 世凯》一书的真实性及局限性。 这部书的用处不仅有助于袁世凯研究,也有助于晚 清史研究及新《清史》的编纂。佐藤铁治郎作为一名新闻 记者,经常活动于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所以他对袁世 凯驻朝期间之行事记述较多,同时还记述了清朝与朝 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日本借保护 之名引诱朝鲜君臣倒向日本一边,控制朝鲜宫廷,策动 朝鲜”独立”。朝鲜君臣内部”事大派”与”独立派”之政争 及相互残杀,壬午之变,甲申变乱及东学党起义等事件 之经过,是书也都有记述。随着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书中 抄录了大量往来信函,电稿,笔谈等,这些原始资料大多 见诸当时的报端,有些材料的原件今已很难找到,甚者 是否仍有保留都已成为问题。从这一点讲,本书是具有 史料价值的。 天津小站练兵亦是袁世凯人生经历中颇有声色的 件事,是书就新式陆军募兵格式,募兵饷章,募兵律令,军律要则,兵官学堂试办条规,杂禁规条,洋员应遵守条 规,简明军律等法令法规,或择要摘录,或全文照式抄载, 这些资料多随史事记述而抄录,摘引,不仅丰富了历史事 实,也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后还曾 在保定练兵,清朝由绿营兵制步人近代新式兵制,这些新 式练兵律条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兵制变化的重要史料。如 募兵格式,严订募兵资格:”年限廿岁至廿五岁”;”力限平 托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一 时行二十里以外”。年龄,体力,身高,行走能力都有严格 规定,而且还规定”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 案者不收”;”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 不收”。一旦选中,优给军饷,严守律令,不许犯纪,规定 “强奸民女者斩”;”擅取民物者斩”;”聚众哄斗为首者 斩”;”沿途逃亡者斩”;”强买民物者插耳箭”。这与清朝旧 式绿营兵相比,颇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