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通史》PDF电子书全8册，由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湖北乃九省通衢，北学南学交会融通之地，文明昌盛，历代文献丰厚。守望传统，编纂荆楚文献，湖北渊源有自。清同治年间设立官书局，以整理乡邦文献为旨趣。光绪年间张之洞督鄂后，以崇文书局推进典籍集成，湖北乡贤身体力行之，编纂《湖北文征》，集元明清i代湖北先哲遗作，收两千七百余作者文八千余篇，洋洋六百万言。卢氏兄弟辑录湖北先贤之作而成《湖北先正遗书》。至当代，武汉多所大学、图书馆在乡邦典籍整理方面亦多所用力。

《湖北通史》书目：

湖北通史   先秦卷湖北通史   秦汉卷湖北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湖北通史   隋唐五代卷湖北通史   宋元卷湖北通史   明清卷湖北通史   晚清卷湖北通史   民国卷

《湖北通史》出版说明：

湖北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地书写,理由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湖北是中国大陆上最早有人类远祖活动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80万年~距今70万年左右的“郧县猿人”,大体上与陕西蓝田猿人的时代相同;距今60万年~距今40万年左右的“郧西猿人”与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同。

距今约19万年左右,长阳一带已有早期智人生存;距今5万年~距今1万年和距今1.3万多年以前,江陵鸡公山和房县分别有晚期智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8000年~距今7000年的“城背溪文化”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文化遗迹。

距今6300年~距今5300年,沮漳江汉已有以三苗为主体的先民活动,属于巫山“大溪文化”,此时湖北境内已有水稻种植和原始的纺织技术;距今5300年~距今4600年,今湖北境内已有三苗、百越、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其代表为“屈家岭文化”,大型聚落和城垣防御体系的设置证明此时的先民已有定居,其古城是全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距今4600年~距今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其遗物证明当时已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分工治玉、冶铜、陶塑和彩陶技术均有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前22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1世纪前期,尧、舜、禹所领部落在今湖北境内屡与三苗部落接触和冲突,直至公元前16世纪晚期,江汉地区已纳人夏王朝版图,但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蛮直在同夏王朝抗争;约在公元前14世纪,仲丁时的商王朝在今汉口近郊黄陂建筑了军事据点盘龙城。

约在公元前1世纪的晚期,芈姓熊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在荆山刨业,随后建立了延祚800年的楚国。人们大多知道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但恐怕未曾将其置入世界范围加以比照。可以亳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文化繁荣而言,楚国与古罗马帝国也不遑多让。应该说,直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还只是露出了海上冰山的顶角,今后的考古发现将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其二,湖北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据、研究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湖北历史内容的丰富,体现在方方面面。就生产方面而言,从远古的水稻种植、冶金、治玉、制漆、纺织,到楚国及历代的修筑灌溉渠、治江治湖,直到清末屹立在汉阳的亚洲第一规模的铁厂,生动地体现了物质文明的演进之路。

从政治方面而言,楚国的立法创制、战国初期吴起的变法、此后统一或割据状态下的成败得失、历史剧变中的转型变化,其间蕴含着多少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和主观上人谋的减否,值得后人分析和深思。

在思想文化方面,从随国的原始儒学代表人物季梁(比孔子约早两个世纪),楚地(此处主要指河南、安徽)的道家老子,诗人屈原和宋玉,到汉代的王逸,东晋的习凿齿,唐代的孟浩然、皮日休,宋代的宋庠宋祁兄弟、米芾(画家),明代的张居正、熊廷弼、杨涟、公安派和竟陵派诸家,以及着《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均为全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到了清代,全国各界名人大增,但湖北仅有熊赐履熊伯龙、王桕心、杨守敬、张裕钊、樊增祥在全国稍有文名。其实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还有具有鲜明民本色彩的诗人顾景星、坚定地批判理学的思想家秦笃辉、研究东北边疆地理的曹廷杰等,都有资格在全国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种族和民族融合方面看,新石器晚期的湖北土着主要是三苗,其主体大概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先民,此外还有越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先民)和巴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到夏人殷人周人相继南下,于是出现了中原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越文化、巴文化的融合。楚文化的“恢诡谲怪”、“惊彩绝艳”,正是这多种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后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蒙族文化、满族文化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均曾对湖北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故楚之地出土的由钠钙化合物构成的玻璃珠,使我们有理由设想:中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通往地中海沿岸的“玻璃之路”,而这条“玻璃之路”比中国北部的“丝绸之路”要早三四个世纪。当然这条“玻璃之路”目前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从反对暴政和反抗外来强敌以及革命传统方面看,湖北人民也有一种敢为天下先和敢负天下之重的精神。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口号的提出,到陈胜、吴广的率先倡义,到刘邦、项羽的终于灭秦(上述4人是楚人,不过不是湖北人);从王莽统治末年的绿林军起义,到宋末的抗元斗争,元末的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起义,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现代史上湖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击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近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湖北在这种新型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先烈先进和仁人志土。从辛亥武昌起义到北伐,从湖北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和多名湖北籍共产党人参加中共“一大”,到黄麻起义及其后建立多个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湖北人民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篇章。

由于湖北的地理位置绾毂南北,沟通东西,号称九省通衢,所以平时是人员货物集聚往来的枢纽,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一向发达;战时则是东南西北必然争夺的“四战之地”,先秦的吴楚之战秦楚之战汉魏之际的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历史上的着名战例。而在历史上统一和革命的大业中,湖北的地理位置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宋太祖定下的“先南后北”大计就是先取湖北;而南宋为了抗金和抗元,一直把湖北作为上游屏障;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北伐革命战争,都以占领武汉为推进革命的前期目标,孙中山与章太炎甚至还先后主张过定都武昌;抗日战争中,湖北境内发生过武汉保卫战和多次对日军的作战;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和华南,也必以武汉为通道和依托。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90年间,湖北尤其是武汉先后多次产生过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些既体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上所列,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荦荦大者但仅此已足能证明湖北历史资源的丰富及其重大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