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PDF电子书全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由汤可敬撰写。
《说文解字》是我国*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也是中国古代*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汉语字源的字书。作为两汉文字训诂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说文解字今释》即以大徐本为底本，通过每个字条的句读、注音、释文和注释，尽力逐条解说许慎原文的含义，并引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加以参证。全书标点精细，校勘详审，注音准确，译文明白通畅，注释部分择善采纳诸家之言，简易明了，而不一味堆砌，参证部分全面吸收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益以作者之独到心裁，或肯定许慎说解文字的严谨科学，或指出许慎因受时代、条件的历史局限而出现的某些谬误，而其所引古文字形亦便于读者了解文字字形之流变。
《今释》一书使一部难认难读、难释难懂的《说文解字》，成为文理科学子皆宜、雅俗共赏之作。自1997年初版以来，广受读者欢迎，至今已重印8次。此次增订，增补了徐铉附于各部之后经籍中常见的新附字四百余字，并利用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全书注释和参证部分进行了大幅修订，而全书2万余个古文字形也一一用更为清晰的图片加以替换，使本书更臻完善。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书目：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1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2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3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4
附赠：说文解字今释 第1版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出版说明：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说：“《说文》爲天下第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此説推崇《说文》未免太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也许并不过分。文字是记録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说文》是汉民族第一部分析字形、説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不朽的词彙着作，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说它是“天下第一种书”，又有什麽奇怪的呢？
一、许慎和《说文》的写作
《说文》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彙研究，爲《说文》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爱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还有从地下或墙壁裹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爲《说文》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爲《说文》的扁排提供了借鑒。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爲《说文》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漠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爲《说文》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爲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认爲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爲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爲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暄称秦之隶书爲仓颉时书”的鄙夫。他认爲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爲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纂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第三，许慎渊博的学识和求是的精神使他这种志向变爲现实。
《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说：“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爲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可见其学藏当爲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许慎传》又说：“性淳笃。”淳，纯实：篇，忠厚。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实事求是。正因爲这样，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采通人，力求做到小大立论，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见《说文叙》)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让它缺着，不自以爲是，强作解人。许慎把庞杂的汉字分爲依类象形的“文”和形声相益的“字”花了毕生的精力，写作了《説文解字》。
二、《説文》的历史地位
1.理论的贡献
《说文叙》是汉字学的纲领。它系统地阐明了汉字的产生、发展、功用、结构方面的问题。汉字的产生跟一切文字的产生一样，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八卦虽是法定的图像，但不能记録纷繁的事物：结绳虽能留下记忆的缓索，但絶不能适应“庶业其（极）繁，饰僞萌生”（见《说文叙》）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能够互相区别纹理的汉字，才能察“万品”，治“百官”。汉字不论是体式还是内部结构，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许慎辛辣地批驳和嘲笑了汉字凝固不变的观点。《叙》就是一部东汉以前的汉字发展史。除体式发展之外，《叙》还论及汉字内部结构的发展。“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认爲，文是源，字是流。汉字是沿着葡单到复杂、文到字的孳乳浸多的方向发展的。《叙》对文字的功用的论述是明确的。
“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将文字连贯起来写明在竹帛上叫作书，书就是如描写对象之情状。联繁到《说文》正文大量引用书证，让词进入语句中确定意义，就知道许慎是把文字看作记録语言的符号的。“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以上均见《説文叙》）説明文字是超时空的、超阶级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文字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在有阶级的社会裹，文字却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见《说文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六书”说本来是战国末年以来流行的文字学理论，见于《周礼·地官·保氏》。直到西汉末年才有六书细目的记载，见于刘歆的《七略》，班固曾转引在《汉书·艺文志》裹。后来，郑衆给《周礼》“六书”也作了一个注。班、郑各有名称和次第，但没有阐明六书的内容，更没有具体分析繁多的汉字。许慎第一次对六书作了界说，并且在逐字的说解中，将六书原则贯微始终。许慎牢固地建立了汉字结构理论体系。先看看六书分类的标准。
自许慎以后，近两千年来，不断有人对“六书”理论提出批评、修正、补充。就以今人来说，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裹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陈萝家在《殷虚卜辞综述》裹提出“象形”、“形声”、“假借”三书説，裘锡圭在《文字学概
要》裹提出了“表意”、“形声”、“假借”三书说，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同程度丰富了汉字的构形理论。但是许氏“六书”说，作爲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上述诸说谁也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它。于省吾通过甲文研究，发现了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附划因声指事字（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附划因声指事字，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附绿：释古文字中附割因声指事字的一例》)。照于氏的说法，前者补充了象形字向形声字发展的一个过渡环节。其实就于氏的八个例证看来，所谓表音的部分，全是夸大了的被记绿事物的特征部分。人们依然可以把它看成一般的象形字。后者不过是在义异、形同、音近字上加了一个区别的记号，也依然可看作是一般的指事字。科学的进步离不开愈来愈精细的分析，于先生上述两类字的发现是极精极细的分析的结果，如果地下发掘的文物上的例证愈来愈多，也许会愈来愈显示其论证的光辉。但即令是到了那个时候，于先生还是没有脱离许氏六书说的理论系统。可见许氏六书说的伟大
2.编排的独创
《说文解字叙》说：“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部，就是部首，是字形结构部类之首。按照六书的原则，分析字形结构，把在结构上具有相同部分的字排列在同一部类，用这相同部分作爲统率这一部类所有字的标目，这个标目就叫部首。《説文》中常有“凡某之属皆从某”的术语，它的意思是，大凡某的部属都随从某聚集在起。这个某，就是部首。将一万多看来毫无头绪的汉字，以形爲标准，分爲五百四十部，这是许慎的独创。
周代的字书，汉代还保存着的是太史籀离的十五篇，它的体例大约与秦代合编的《仓颉篇》相同。秦代由《仓颉》、《爱历》、《博学》合编的《仓颉篇》，每章十五句，每句四个字。《训纂》、《滂熹》与《仓颉篇》相同。《凡将篇》每句七个字，《急就篇》与它相同。这些字书的体例都是杂乱地采取需要的实用的字，按照文理编成有韵的句子，与后代的千字文一类的捷径杂字没有什麽不同。史游的《急就篇》也自称“分别部居”，它的分别是：姓名是一部，衣服是一部，饮食是一部，器用是一部。自然比不上《说文》根据形体分门别类加以集中的办法。
从东汉到唐代，是《说文》学的起始期。其代表人物是李阳冰。唐代以前，《说文》只有传写本，没有刊印本。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的李阳冰把自家收藏和蒐集到的《说文》抄本，加以整理和研究，刊定爲30卷，修正笔法，第一个大胆怀疑许説，虽有不少主观臆说，但也时有正确的意见。
从宋代到明代是《锐文》学的发展期，其代表人物是大小徐南唐徐锴（即小徐），着有《说文解字繫传》，共40卷，这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备的注本。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写法外，其显着特征是，特别注意从声音上考索字义，从形声字的声旁说明字义。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清代训诂学家有很大影响。周祖谟先生在《问学集·徐锴的说文学》一文中说：“徐锴《繫传》是清代文字训诂之学的前驱。”
宋太宗雍熙初年(984)，徐锴的哥哥北宋徐铉（即大徐），与句中正、葛湍、王维恭受诏同校《説文》，雍熙三年(986)十一月完稿，太宗命国子监雕爲印版，这就是现在通行的大徐本。它整理审定原书，将原书的15篇各分上下，成爲30卷：依据唐代孙偭《唐韵》，逐字反切注音：在许慎的説解内，加上“臣铉曰”、“臣铉等曰”的按语，以参校异同，辨别正俗和譌谬；将经籍常见的而许慎未收的字编入“新附字”加以解説，共得402字。
宋代值得一提的还有郑樵。他对六书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证了文字形体子母相生的结构特征。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从这八百年间没有什麽可以称道的《说文》学着作来看，“中断”二字并不过分。但明代万曆年间吴中赵宦光有《说文长笺》，虽有“肆意刊改”之过，“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见顾炎武《日知録》语）。明末清初湖南衡山王夫之有《说文广义》，于文字、词彙，甚至语法现象多有探讨。
清朝是《说文》学的鼎盛期。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引用诸书姓氏録》来看，从清初到清末的章炳麟爲止，凡有所着述者，共有220人。其中卓有成就的要算段、桂、王、朱四大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全面地论述了文字形、音、义的相互关系，特别在古音韵方面多有发明。具体地说，它校订了《说文》的文字；阐明了《说文》的条例：引证古书阐述《说文》説解：以声音爲关键，説明训骷，阐述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与《段注》同时的，还有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段注》邃于声，桂着博于义。所谓“义证”，即义证字头小篆，征引在本义上使用过这个字的有关古籍，又义证许书说解，征引有关古籍上的解释。
王筠比段、桂小四十多岁，是朱骏声的同辈人。他着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作品。《段注》虽阐释了《说文》的条例，但那只是随文释义：王筠《释例》真正全面地、系统地、详尽地阐述了《说文》的条例。《句读》集段，桂二家之说，分析文字的形义，“两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说之”者，亦“一千一百余事”（见王筠《说文句读》凡例)。《文字蒙求》是爲教孩童识字而编撰的。王筠的特点是，十分重视文字学、《说文》学的普及工作，通俗易懂是其显着特点，而自己的创见常常寓于通俗平易的说解之中：其另一个特点，如姚孝遂在《许慎与〈说文解字〉》一书中所说，“利用了当时金石铭刻之学的研究成果，用古文字来推求文字的本来面目。在四大家之中，只有王筠能作到这一点。”
朱骏声《説文通训定声》是一部检索通假的工具书。所谓“说文”，是以《说文》爲本，说明字的本形本义：所谓“通训”，是通释训诂，讨论字义的引申和字的通假；所谓“定声”，是确定某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声韵地位。全书按韵部和形声声符编次文字，着重通过音义的关系，指出文字的通假正别，便于“因声以求义”。最后应该提出的是近人丁福保编着的《説文解字诂林》。丁着是《说文》注解的总彙，蒐集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研究《説文》的着作二百余种，共82册。胡朴安《诂林评语》概括该书的特点说：“一检一字而各学説悉在也；二、购一书而衆本均备也；三、无删改，仍爲各家原面目也：四、原本影印，决无错误也。”五、本书提要
1.形经音纬，正源求本。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精于音韵，桂长于义理，朱阐释引申通假，王侧重形体。前三家重点不在形体上，王虽重视形体，虽利用了当时的金石铭刻之学，但他不可能看到甲骨文，更不可能享用今天这麽丰富的甲骨、金文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张舜徽《说文约注》问世，除强调注释的精约、葡约外，其兴趣在“约之以双声之理”。90年代初，黄绮《说文三索》出版，致力于“探索许慎对形音义三方面说解的来源”，似乎在平均使力。今天，我认爲很有必要抓住《説文》形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不排斥音义相依的原则，充分利用近百年来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学术界认同的文字资料确定字源，订正本形，寻求本义。
2.译注参证，雅俗共赏。上述诸家，除黄绮外，全是文言，读者难懂：黄虽用白话，但并未对原文作逐字逐句的训释，不少读者依然难读懂原文。读不懂原文，就很难与作者的新说比较是非，难免降低作者新说的可信程度。有鑒于此，本书在每条锐解下分设【译文】、【注释】、【参证】三个细目。将许书严格校勘之后，译文将説解译成白话，保证忠实于原着，让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者能看懂；注释顺着许氏思路，直接征引《説文》学权威学説，力争不曲解许説；参证利用举世公认的古文字学成果，证明、丰富、发展许学，纠正许氏的错误，澜补许学的不足。这样的体例，势必达到雅俗共赏的结果。雅是典雅，是科学性；俗，是通俗。同时具有科学性、通俗性才会赢得广泛的读者。
3.征引衆说，融合古今。《说文诂林》采绿的182种着述，254家学说，《诂林》之后的其他《说文》学着作，以及古文字学、现代汉字学；大陆的、台港澳的、世界各地的汉文字学：凡是能证明、阐发修正许说的，而且是本书需要的，一律征引。尽力做到熔古今学说于一炉，集中外成果在一身。
4.笔画音序，检字悉便。依《説文》540部检字，没有《说文》学知识的人，等于翻检天书；即使是熟悉《说文》的专家，查找一字，也领不易。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大徐本，后附一个“检字”，查检依然十分烦难。今制定笔画检字表与音序检字表，查检极爲方便。
本书的写作，虽由撰者承担，却凝聚了许多前辈和同辈专家学者的心血，甚至可以说，它是集体的结晶。我敬爱的老师周秉钧先生，一直是我写作本书精神上、知识上的支柱。1962年，就读于湖南师大中文系时，周先生的古代汉语讲授，激发起了我学习和研究《説文解字》的极大兴趣。1989年底，先生亲自指导的、由我主编的《新编古代汉语》经北京出版社出版后，先生高度评价了我所撰写的“文字编”。我以此爲基础，撰写本书。先生谢世前，逐字审订了本书前十一卷。在病榻上，先生还惦记着本书的出版。直到今天，每当想起先生，我不得不反复修订本书。在我有生之年，若不尽力提高它，完善它，我将愧对先生于九泉之下。先生辞世后，我的老师李维琦教授，审订完了余下的十九卷。2008年，蔡梦麒博士指导我，逐字修订了本书的今音标注。
本书问世后，郭锡良、向熹、李维琦、陈蒲清、崔枢华、陈伟武蔡栋等专家学者公开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爲本书进一步修订提供了行家的指导。
本书要深深感谢出版界的朋友。岳麓版责任编辑梅季坤编审爲本书的编辑，倾注了数年心血，《今释》之名，就出自于梅先生之手。款麓社刘皓宇、夏剑钦、曾德明、丁双平诸先生都爲本书尽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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