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谱录丛编》PDF电子书全13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018年出版。
《宣和博古图》乃宋徽宗时皇宫宣和殿所藏三代以下彝器着录、释文之作，洋洋大观，反映了北宋后期皇家典藏情况，于考史、证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所记录的金文等先秦文字，可补《说文解字》之不足；而其对器物图像的绘制和着录体例，对器物的分类，断代所用的方法，器物纹饰的定名和描述器物术语的确定，对器物的定名等内容，对现在的古器物学研究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此谱录的整理，将有利于宋元时期金石学、文字学、古器物学研究的深化。
《百宝总珍集（外四种）》共收录宋、元两代印玺、古玩器物等杂谱5种，其中宋代2种，元代3种。所述内容涉及玉类、珠类、毛皮类等百宝，以及锦缎、印章等其他穿着、赏玩之物。主要说器物的质地特征和时代特征及辩别真赝的方法，其对象为所有传世品及任何来历不明确的器物，是前人在长期的真赝对比中总结出来的知识。编撰方式系由主编约请各方专家选择精善且常见的版本，并参照其他存世版本，进行酌校整理，点校句读。对此书的整理出版，亦有填补空白、保存史料的重要意义。
《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1040～1092)，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元祐中官秘书省正字。事迹附载《宋史?吕大防传》。宋代理学家，通六经，尤邃于礼，为“程门四先生”之一。宋代是传统考古学和考古图谱兴盛的时期，其成就世所共知，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以宋、清两代的传统古器物学为基础，引入西方考古学建立起来的。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宋人开始以书籍着录所见之古器，产生了一批专门记载古器物的图书。考古图谱是由形制而及铭识的一类古器物谱录图书。考古类谱录着录古器物的体例，一般先记器名、藏家，然后摹绘图像，记该器物尺寸、重量、容量，列铭文摹文及释文于后，并记字数若干，然后为考证文字，有的还兼及出土地、断代、品评等。考古类谱录具有很大的文化内涵。其兴盛于宋代，与宋代文化背景有极大的关系。许多古器物是等级和礼法的象征，历来受到重视，宋代礼乐之学的复兴，儒家道统的重振，朝廷改制礼乐、向民间搜求古器物，宋学疑古、疑经的思潮等，更促进了考古类图书的发展。
《促织经》作者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悦生，南宋晚期权相。浙江天台屯桥松溪人。博识多闻，是儒家强调的治学理念。孔子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历来为人所重视，这种“多识”的追求发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种“尚博”的风气，以致宋人有一物不识、一事不知为耻者。随着“鸟兽草木之多识”的日益增长，经济的发展繁荣，士人阶层的崇尚，以及印刷业造纸业的发达、市场的繁荣，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谱录，《四库全书》在着录历代书籍时，在子部下设“谱录类”及其系属之门“草木鸟兽虫鱼之属”，收录有大量的宋代谱录。宋元此类“草木鸟兽虫鱼”之谱录图书，卷帙不大，内容多趣，读之能怡情，能博物，也可以作为学问加以研究，一卷在手，兴味无穷。本书汇录《蟹谱》、《促织经》、《桂海禽志》、《桂海兽志》、《笋谱》、《菌谱》、《禾谱》等十三种宋代记录草木鸟兽虫鱼的谱录，以及一种元代枣谱，即柳贯的《打枣谱》，并选择精善且常见之本为底本，参照其它存世版本，加以点校，以助读者新知启慧、陶治性情、为学修养之用。
宋代董逌所着的《钱谱（该文含在泉志内）》，记述了秦汉至宋元的各朝钱币，为后人了解古代钱币提供了基本的概览。洪遵的《泉志》是中国古代钱币学的一部经典之作，收录了自上古至宋代的各类钱币三百余品，明代徐象梅还为书中的钱币做了插图，虽然不尽能反应当时钱币的原貌，但也方便了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钱币。元代费着的《钱币谱》专述汉文帝时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四川地区鼓铸币及钱法诸事，尤其详于两宋铜铁钱兼行事。《楮币谱》记述了宋代四川地区交子的产生、制度、运行、数额等相关内容，另附有第七十界至第七十九界楮币的币式及印刷额度，是今人了解交子的重要史料。
《云林石谱》大约成书于1118—1133年，是我国古代最完整、最丰富的一部石谱，约14000余字、描述的石头有116种，详略不等地叙述其产地、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这116种石头中，按性质分，有比较纯的石灰岩，有石钟乳，有砂岩，有含锰质或铁质的石灰岩或砂岩，有比较纯的石英岩、玛瑙、水晶，有叶腊石、云母、滑石，有页岩，有比较纯的金属矿物和玉类，还有化石。书中记载的石头产地范围甚广，达到82个州、府、军、县和地区。
《洛阳牡丹记》及其他十三种作品的作者为宋元时期的文人学者。观赏类植物谱录的创作兴起于唐，盛行于宋。以其中占多数的花卉谱录着作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在35种左右，出于宋代的便已占30余种，可见其分量之重。宋代观赏类植物谱录，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专记某一种植物，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陈思《海棠谱》、王观《扬州芍药谱》、陈翥《桐谱》等。由于所记对象常是作者所钟爱的植物，且对象单一，故可以通篇之力描述这类植物的品种、源流、地方风俗，甚或历代与之相关的故实和诗词。谱录中以这一类作品居多。
《文房四谱（外十七种）》包含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林洪的《文房图赞》、米芾的《砚史》、陆友的《墨史》等十八种宋元时期文房类谱录。所述内容涉及纸、砚、笔、墨等传统文房器具，各谱的体例大致相同，叙事重在说明定义、沿革及产地。制作则重在介绍制造技术。杂说讲述典故和轶闻。辞赋汇集了有关赞咏“文房四宝”的诗词。编撰方式系由主编约请各方专家选择精善且常见的版本，并参照其他存世版本，进行酌校整理，点校句读。对此书的整理出版，亦有填补空白、保存史料的重要意义。
《茶录（外十种）》作为《宋元谱录丛编》之一，共收宋代十一种谱录类茶学专着，包括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徽宗《大观茶论》、叶清臣《述煮茶小品》、唐庚《斗茶记》、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和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等。俱为宋代重要的茶学专着。编撰方式系由主编约请各方专家选择精善且常见的版本，并参照其他存世版本，进行酌校整理，点校句读。
洪刍《香谱》为今存最为完整的北宋香药谱录类着作，其中对于历代用香的历史、用香的方法以及各种合成香料的配方，均广而收罗之；香料作为古时人们重要的日用品之一，或用于庄严的庙堂宗社，或用于寻常的饮食服佩，甚或可以起到澄心静气、防蠹避疫之功效。香在使用之初，采制粗略，品类也较稀少。后来随着品类的增加，也就有了优劣之分。汉、唐以前，人们使用的香料品种有限，取材范围也不广泛，而后随着世人对香料需求的增多，故渐渐舍近求远，追求香料的品质，而以南海所产诸香为胜，故此时纂集香谱，说明各个产地、各种品类的香的优劣，就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糖霜谱》收录宋元人关于饮食方面的谱录十种，包括《糖霜谱》、《玉食批》、《本心斋蔬食谱》、《中馈录》、《饮食须知》、《饮膳正要》、《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和《馔史》，使读者得以窥见当时人饮食文化的吉光片羽。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收录梅谱四部：《范村梅谱》、《梅品》、《梅花喜神谱》、《画梅谱》；兰谱三部：《金漳兰谱》、《王氏兰谱》、《兰易》；竹谱两部：《竹谱详录》、《续竹谱》；菊谱四部：《刘氏菊谱》、《史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共计十三部，以飨读者。《范村梅谱》作者为范成大。“花中四君”在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成为传统的花鸟画题材，在宋代绵延不绝，之后借力元代文人画的兴盛而发展壮大，至明清时期达到其艺术巅*。梅兰竹菊虽在明代才成为一个整体，但作为一种雅致而高洁的意象进入人们的审美视域中，被赋予独特的人格，并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却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数千年来合力塑造的结果。在宋元时期，倾慕四君之姿态，歌咏四君之志向逐步成为一种风尚，宋代及其后的元代集体出现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兰花专着《金漳兰谱》、梅花专着《范村梅谱》、菊花专着《刘氏菊谱》，以及*部画、谱兼备的《竹谱详录》。这些谱录的出现，强化了梅兰竹菊的“花中君子”形象，进一步丰富了四君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北山酒经(外十种)》作为《宋元谱录丛编》之一，系统收集了所有宋元谱录类酒文献着作，包括朱肱《北山酒经》、窦苹《酒谱》、李保《续北山酒经》、苏轼《酒经》、朱肱《酒经》、赵与时《觞政述》、天锡《麴本草》、何剡《酒尔雅》、宋伯仁《酒小史》、张能臣《酒名记》、李廌《罚爵典故》、赵玽《熙宁酒课》、林洪《新丰酒法》和郑獬《觥记注》。朱翼中所着的《北山酒经》被 为是宋代酒文献的经典之作，书中既有对中国酒文化的高度概括和论述，同时又提供了具体的制曲、酿酒方法以及如何榨酒、收酒、贮存酒，是我国现存的 部全面系统论述制曲酿酒工艺的专门性着作。
《宋元谱录丛编》出版说明：
宋元谱录丛编 百宝总珍集 (外四种)
宋元谱录丛编 北山酒经 (外十种)
宋元谱录丛编 茶录 (外十种)
宋元谱录丛编 促织经 (外十三种)
宋元谱录丛编 考古图 (外五种)
宋元谱录丛编 洛阳牡丹记 (外十三种)
宋元谱录丛编 泉志 (外三种)
宋元谱录丛编 糖霜谱 (外九种)
宋元谱录丛编 文房四谱 (外十七种)
宋元谱录丛编 香谱 (外四种)
宋元谱录丛编 宣和博古图
宋元谱录丛编 云林石谱 (外七种)
宋元谱录丛编 范村梅谱（外十二种）
《宋元谱录丛编》出版说明：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着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着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日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一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着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着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着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着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着，影响后世颇大。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
《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日：“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椀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着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着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着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着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着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谷《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着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着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着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着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着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着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着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着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着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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