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是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司马迁。

《史记（修订本，套装全十册，名家盖章本）》内容特色如下：1，内容丰富，质量上乘与通行五十年的绿皮点校本《史记》相比，扩大校勘范围，统一体例；增加三千四百余条校勘记；改正标点千余处；采用繁体竖排全式标点，版式清晰大方；增加十幅珍贵版本书影；附录《三皇本纪》、《主要参考文献》等；每一版每一印次都及时吸收合理建议，持续完善图书品质。2，细节设计合理，提升阅读体验正文中的校码均加上灰色底纹，方便查找；目录增加分册信息，便于检索；每一册均加上版次记录，解决多印次配书不易的难题。3，装帧典雅，印制精良平装本采用与精装本同样的大32开本，阅读舒适；同样的封面设计，大气庄重；正文用纸为70克高品质白胶，不易污损，保证每印次无色差；装订采用锁线胶订，不易散线脱页。4，平价销售，回馈读者。平装本同样分为十册，4000余面。由于修订本增加了三千余条校勘记，相应地比通行本多出了近一册的内容，定价为380元，比精装本590元的定价，大大减轻读者购买压力。

内容简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很早的一部，也是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知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高水准。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作者简介赵生群，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着有《太史公书研究》、《史记文献学丛稿》、《春秋经传研究》、《史记编纂学导论》等。

目录  · · · · · ·第一册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第二册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第三册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第四册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史记卷二十六 曆书第四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史记卷一一十八 封禅书第六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第五册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史记卷三十七衞康叔世家第七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史记卷四十一一 郑世家第十二第六册史记卷四十三 趟世家第十三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一一十五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第七册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一一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一一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一一十第八册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第九册第十册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史记点校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修订前言一《史记》，司马迁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书，经过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司马氏先人“世典周史”，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闲”，长期担任太史令，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他熟悉史事，精通诸子之学，有意继《春秋》而作史，以创作《史记》为己任，但生前未能如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司马谈病危，嘱咐司马迁继承父业，完成《史记》撰着。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卒年无考，约在武帝末年。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太史公自序》）。在南游之前数年间，他曾向董仲舒请教过《春秋》之学，向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司马迁任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司马迁参与修订的《太初历》正式颁布施行，于是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处腐刑。《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遭受腐刑摧残的司马迁，更加坚定了完成《史记》的决心。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司马迁作《报任少卿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书友对《史记点校本》的评价：

呵呵了，本以为会重做一个更靠谱的本子，不料只是修订本。且新版二十四史为了维持原版的面貌总体上底本撤换的不多，只是校勘记更细致而已，这就为不久之后的第三版预留了足够的余地。。学古文献的童鞋有饭吃了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着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1958年）到最终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徐俊：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郑振铎语）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给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各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其实不但地名点破了，而且将隶属关系误成了并列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都是县下村上的一级行政单位），看起来“二二二二”并列结构，实际应该是“二三三”的结构。类似还有各种渠塘湖堰、河闸堤坝的小地名，原来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现在历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献比对，包括各地政府网站。所以这次《明史·河渠志》的标点改动比较多，这是研究条件改善造成的。

　　再有一些是当时的客观情势所迫，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如《史记》用顾颉刚、贺次君先生已经点完的金陵书局本，再比如《旧唐书》，复旦接受任务后首先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从头开始标点，可是时间紧，就改用陈乃乾先生已经点过的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作为底本，再加工。

　　有些问题是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的，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这是我们对修订工作的定位。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有很多学者都对点校本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除了具体标点的商榷之外，甚至有更换底本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些意见和建议？

　　徐俊：校书如扫落叶，二十四史点校本也不例外。当年《史记》刚出来，顾颉刚先生跟宋云彬说“鲁天子之命”的“鲁”加专名线是错的，为此宋先生还写了书面检查。《史记》在重印和出版线装大字本的时候，已经做过第一轮修改，1982年重排，改动更多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点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过较大面积的挖改，挖改依据主要就是学者意见和点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条目。

　　在这一次修订启动之初，我们集中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一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包括零星发表的札记，弄清问题类型，同时设立了“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集中出版关于点校本的校订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撑。

　　底本选择是古籍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次修订涉及底本的，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当时底本选择欠当，或者近年有新见善本可以替代的；另一类是原来“不主一本”，这次要确定底本的。

　　先说第一类。比如《汉书》点校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剔除其余，只用正文和颜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汉书》版本的研究仍不充分，这次《汉书》修订组在版本调研上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数次版本对校，最终确定以金陵书局本为修订底本。《后汉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所缺五卷配以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再如大家关心的《旧唐书》，这次修订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残本配明闻人诠本为底本，而不用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底本更换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因为底本的变动，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有相应变化，考虑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已经通行近半个世纪，最大限度地延续点校本的基本面貌，是必须考虑的。

　　第二类所谓“不主一本”，但当时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底本的，即所谓工作本。点校本在说明中有的有明确交待，有的没有。这次修订，都要查考比对，找出工作本所用版本。比如《三国志》，点校本以百衲本（前三卷为绍兴本，后六十二卷为日藏绍熙本）、殿本、金陵书局本、江南书局本四种版本互校，择善而从，经过比勘查对，才知道实际工作本是金陵书局活字本。修订本方案讨论时，魏蜀吴三书拟区别对待，选择不同底本，后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旧题绍熙本出版，经过修订组全面比对，与日藏绍熙本大体一致，于是确定为全书底本。

　　因为不同的校勘理念，在底本选择上，是选择早期宋元刻本，还是选择明清甚至近代精校本，看法大有不同，各有各的道理。我个人觉得，底本选择和整理方式一样，最重要的是适合整理对象，适合这一个整理本的定位。比如《史记》，修订工程开始之初，就有学者主张用三家注的最早刻本黄善夫本，认为最接近原貌。修订组将三家注、两家注、单注本系统的代表性版本，进行了全面对校，黄本既有早期刻本的优点，也有一般家塾刻本的缺点，存在大量的俗别字和讹字，势必增加大量纯技术性的文字校勘，而这些一般文字校勘，经过历代校刻，大多已经得到改正，简单重复这一部分工作，反倒稀释了校勘记的价值。另外，金陵书局本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成果，广校诸本，详加考订，审慎取舍，点校本出版说明评价金陵书局本“校勘相当精审，是清朝后期的善本”，是准确的。张文虎用单注本《索隐》替换了合刻本，因此尽管同属三家注系统，金陵书局本与黄本的文本面貌也有一定差异，沿用原来的底本，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已经流通半个世纪的《史记》点校本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一个通行本的定位，需要得到延续。“通行本”和专书整理，应该有所区别。就《史记》的整理而言，作为专书整理，可以更深入更丰富，可以“校异式”、“底本式”、“定本式”多种校勘方式并行。顾颉刚先生当年的计划，除了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标点本外，还包括以黄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汇校本，甚至整理出《集解》《索隐》《正义》单行本，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通行本，如果一定要退到宋本为底本，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受到影响。简单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通行本”的特质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延续，同时我们也支持对二十四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书整理，并且已经有相应的计划。

　　《史记》的修订本即将面世，想请您具体从这部书的校点上谈谈在哪些方面做了修订？

　　徐俊：《史记》是最受各方面关注的一部书，关于点校本《史记》的成书和修订细节，前面已经多处谈到。《史记》点校本完成最早，当时处于摸索阶段，不像1963年以后各史有规范的体例，再加上几乎就是顾颉刚、宋云彬等几位先生个人之力完成，比较多地依赖于张文虎的《札记》，与后来各史整理的标准做法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比较大的。归纳起来，比较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广校诸本。修订组所用通校本、参校本达十种，宋元明清最有代表性的《史记》刻本都囊括在内，包括有“乙部之冠冕”之称的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被日本定为国宝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还有日藏六朝钞本、唐钞本，敦煌写本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其次是新撰校勘记。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第三是标点转精。修订组校核了三家注的所有引文，对于厘清三家注引文文本、完善引文标点等，有明显的作用，使三家注标点更准确。

　　第四是汇聚前人成果。修订组充分利用前贤时彦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同时我们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学者参与修订，一些争议问题有了相对更准确的结论。

　　《史记》修订工作涉及的面向太大，难以概括周详。以南师大赵生群教授为首的修订组，连续不断地工作了六年多，解决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和校勘细节，成果丰硕。限于体例，有些很重要的内容难以在点校本中表达，校勘记也主要集中在结论层面，大量的基础工作放在校勘长编中，待长编出版后，大家可以更全面地共享这次修订的成果。

　　很多人都有疑虑，当时二十四史的点校是倾全国之力，史学界最好的学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在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如何保证修订的质量呢？

　　徐俊：应该说无论是上次点校，还是这次修订，都是一次全国学术力量的集聚，没有海内外中国史学、文献学及图书馆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不可能做到。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国家教育、科研、出版等主管部门在修订工程的立项、经费、人力等方面支持力度很大，承担单位、主持人全力以赴，中华书局作为组织者和出版者，成立专门部门负责修订的日常工作，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各史承担单位和修订主持人的遴选，我们综合考量了原点校单位、专题文献整理或断代史研究积累、学者人力配备等诸多因素，堪称一时之选。

　　关于如何保证修订工作质量，最重要的当然是修订原则和体例、修订团队、各史修订方案等大关节。除此之外，贯穿于修订全过程的是工作程序，因此我们提出“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要求每一步工作都可回溯，经得住覆案。工作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直接在电子版上加工，我们觉得不妥。修订要充分吸收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标点校勘成果，不是一本新书。电子稿不能保留修订痕迹，不能显示改动过程，不知道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增加了，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中无从比较，也无从衡量修订的质量。所以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我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流程。比如“工作本”制度，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我们提供的工作本上进行。工作本出自我们开展多年的“中华古籍语料库”，其底本是点校本，但错误率低于纸本，比台湾“中研院”的数据库本还要低。从底本复校到通校本、参校本的校勘记录，都必须在统一印装的工作本上进行，清晰记录所有版本异文。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每一环节的工作都是可回溯的。同时，我们组织专业校对，对底本、点校本进行死校，提供给各修订组。

　　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校勘长编”制度。史文的任何一处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校勘长编也有规定的格式，包括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点校本就是这么做的，这次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一方面，规范了修订组内部的工作流程，主持人通过校勘长编，有效地把握修订标准和范围深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整个审稿、定稿过程的可回溯要求。从修订本最后的清本看，改动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处改动，可以复查每一处改动的依据。

　　此外，完善的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制度也非常重要。一套完整的审稿程序，也是保证修订质量的基础。各史修订方案、样稿审读，都有审定委员和外审专家参与。《史记》定稿前，我们约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分别审读，都反馈了详细的意见，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编辑小组则全程参与工作。以《史记》为例，除了书面审读意见，修订组和编辑组一起对每一条校勘记、每一处改动都进行过认真讨论。

　　修订工程到了中后期，最难的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进度。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我非常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现在的学术环境，对做长线的古籍整理项目很不利，更何况这是一个修订项目。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校借这个机会组成了班子、梯队，把这个项目作为专题研究的一个平台。

　　总体看来，各史原先的点校质量不均衡，现在的修订工作相对规范、统一，从已经完成的情况看，基本质量都比较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的目标，有望实现。

　　除了《史记》，其他各史修订本的出版计划，您能否稍微透露一下？

　　徐俊：除《史记》之外，已经完稿的有四种，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陆续交稿。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会集中交稿。《史记》是准备推出的第一种，很快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史记》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史记》的情况也最复杂。我们希望通过修订本《史记》，把各种复杂的问题都抓到，更有利于以后各史的编辑出版。但是从编辑加工的角度看，遇到的难度超乎我们的预计，所以，全部完成出版应该要到2017年。编辑小组临渊履薄，会尽最大努力完成各史的编辑加工，早日呈现汇聚当代学人最新成果的修订本二十四史。

这套《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印刷比较清晰、精美，纸张比较薄，但是题解、注释、译文都有，尤其是注释还是比较精确的，比较适合初学者。那些本来就是专家水平的，应该用不到了吧。那些鼓吹非繁体竖排的书不读的，就更加不需要了解这本书了，因为这套书是简体横排的。

眼下的书卖得好的，书名都长得跟文章开头一样，意思是书名短了就不受人待见了，好像要淹没在浩瀚书海里一样，即使真的卖得好的书，读后好像立刻跟打鸡血一样，但关上书后，其实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这其实就是文化快餐。当下社会的青年基本处在最迷茫的年代，好像不受人提点，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生活之于他而言，要受知识分子牵引才可以活得有动力，而下，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多人说看我的故事，会觉得振奋人心，其实我并不喜欢说教，而是真正的叙事，只是叙的事，可能恰好你有所得，说来我应该高兴，但其实不然。大部分时间来说，当下青年迷茫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一个青年领袖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大环境下的责任心缺失，这样说来，可能很多人会不开心，想着我怎么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了。可事实上，你确实是，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是。首先你要弄清楚责任是什么，新华字典中有两个注释，一为应尽的义务，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承担的过失。那么回头来看，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呢？从小受教育的我们，都知道，报效祖国，责无旁贷，但扪心自问，没有几个人真正把这个当做责任。就我而言，我对责任的理解大抵是并无报酬或奖励，承受兴许也没有乐趣，但却不得不做，不可不做的事。意思是，少了你，别人代替不了的事，这是责任。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懂得怎么去活，而且活得有价值。话说得很简单，但实际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从小便别称为“学生”，“学生”的根本含义其实就是学“生”，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懂得“生”是何含义，那你基本上就是百读了十几年的书。“生”是生活，是生存，是生命，是一种自我存在与普世的态度。自古以来，各层阶级都有自己的责任，但大部分的人都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或农商，或仕宦，或成就他人，或流芳百世，这是先人祖祖辈辈的责任。我看过许多励志的书籍，但到底比不过《史记》，《史记》一书，标题只有两个字，却远比那些《再不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的书要厉害得多。在前面，讲到责任，并非充字数或者跑题之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对于父亲司马谈而言，修史是他的责任，即使没有一分一毫的关饷，这也是他应该做的，而临终前，因为《史记》的未完成，而托付于司马迁，于是司马迁授任而撰书，便是他活着的理由。就如今的青年来说，要是让你做一件没有报酬但意义重大的事情，你可能还需要考虑，考虑付出，考虑难易度，考虑千万理由，而司马迁当时只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认为写《史记》是当仁不让的责任。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让《史记》有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我为什么要说《史记》是本心灵鸡汤呢？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我在侮辱经典，其实我没有，因为心灵鸡汤原本并不是贬义词，原本就是“充满智慧，知识和感情的话”，只是鸡汤被太多人煲，材料参差不齐，有了异味而已。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过《报任安书》，想必大部分学生在考试作文中都用过其中的那段经典语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段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足够励志，足够鼓舞人心，足够充满正能量。司马迁写下《报任安书》的时候，已经身受腐刑，而事实上，汉武帝因李陵之祸而擒司马迁，判的是死刑，那时候的死刑，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免除，一种是用钱，一种是宫刑，前面讲到，司马迁的责任在于撰书，书没撰完，自然不能死，归根到底，还是责任。一个心中有责任的人，会明白自己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活，如果你说司马迁贪生怕死，那我只能说是你对他的误解，司马迁在书中明确写道，他的存活，在皇帝身边，却并不如其他宦官，甚至还推掉了任少卿建议的人才引荐，可见，他并不是真正为了要苟且存活，而是有大任在身。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写陈胜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是当下年轻人最大的心声，“拼爹”的不公，就真的不给平民机会吗？同样的，在《留侯世家》中提到的张良的“圯上纳履”，无非是告诉我们职场需“忍”，最终便得大获全胜。书中引起共鸣的史实比比皆是。我想，各位还在奋斗的年轻人，与其用《还不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的书麻痹自己，还不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看流传至今最美的励志书，我想，他的名字或许比不上其他书名那样优美，但它的精神和待人接物的方法，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与其说司马迁毕生将心血付诸于此书，倒不如说此书代表了司马迁的无穷的正能量。如果还处于迷茫期的人，或许你应该想想你的责任，去看看司马迁如何描述帝王将相的责任，这样，你便会加快一步，而不是闲庭信步了。

自从当当网8月中旬送到两月前订的中华书局10卷本繁体竖版《史记》之后，每晚读上几页，现已读及《卷五秦本纪》。最初买这本书的原因在于：以前国内读书时一直垂涎的书，无奈太贵；现在在德国倒没有机会读中文书，拿dangdang做实验订了这套。测试了一下收费和运送速度，还算满意。以前家有《史记选读》之类，一直停留在《黄帝本纪》，后来读电子版本，依然没有超过第一卷。现有的这本中华书局版，三家注释，读起来很有滋味。其实满可以将此写于2千年前的书，当故事小说来读（其实文字一点不难读，故事“生动”），也另有一种乐趣。

西方的基督教几个基本教义之一就是，信玛利亚童女生子，得耶稣。现搬《史记》以做Cross reference(故事发生于远古，《史记》作者写作都在公元前或主前)：      卷三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卷四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卷五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殷周秦三代的祖先都与这样的一种传说有关，实际上显示的是各种文明在源头上的相似之处，而原非耶稣神性的证明之一。一本记不清名字的电影（十几个罗汉之类），布拉德皮特演的犹太人，抢银行前在电梯中谈论“童女”在犹太原文中实际为“未婚女子”，而非“处女”。毕竟传说而已，不必较真。

《史记》新增三千校勘记此次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之精细，从最先出炉的《史记》中便可体会到。《史记》修订组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介绍说，根据初步统计，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新增了校勘记3000多条，约30万字，并改动标点6000余处。此次《史记》修订过程中，全面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较为重要的版本包括“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等。在修订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不少原有点校本漏校的情况，大多涉及到史实、典章制度、名物、语言、训诂等方面的内容。赵生群举例说，原有的点校本《史记》中有一些名字错误，比如人名误用、地名误作人名、书名误作人名、官名误作人名等。地名方面还有用字颠倒的情况，如“昌平”误作“平昌”、“如安”误作“安如”等。另外，书中的一些书名也有错误，如《左传例》误作《左传释例》、《晋纪》误作《三日纪》、《瑞应图》误作《应瑞图》等。标点错误的例子也有不少。赵生群以《曹相国世家》举例，文中说，“（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如此标点，‘败’的主语是‘项羽’，曹参还荥阳的时间是项羽败亡之后。而实际上，原文意思是说曹参跟随刘邦击诸侯及项羽，被项羽击败，因而还至荥阳，其事远在项羽败亡之前。”他认为，正确的标点应为“（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六种史书确定修订底本“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不同史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着力于版本，有的着力于本校，有的重点在史源追溯，有的延续了点校本底本，有的则更换了底本。徐俊特别强调，“底本的选择是古书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原有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明确使用底本或工作本的史书有18种，其余6种史书为“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在此次修订中，学者们在尽量保持延续性的原则基础上，有11种史书沿用了原点校本的底本，还有7种史书通过版本调查，更换成更为合适的底本。以《后汉书》为例，该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则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另外6种原先无底本的史书，此次也确定了修订底本。比如《三国志》，原点校本用百衲本、清武英殿刻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刻本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此次修订时则考察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地所藏版本的情况，最终确定以国家图书馆藏绍熙本为底本。

以前对于司马迁了解的很少，每每在高中作文中遇到他，大家都只是说他在受到宫刑之后还坚持完成鸿篇巨制《史记》，然后给人很励志的形象。那时候根本不懂这些历史事件，只是在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作文中顶好的素材，用着万无一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好笑又好气。

       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果壳网上随意翻得台湾大学吕世浩教授讲解的《史记》课程，看着看着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对于历史的了解最先开始都是从一些言情小说中窥得一二，后来看完了当时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而后现在竟然研究起正史来了，并且越来越感兴趣，不得不说这其中有着兴趣和自己的好奇在里面。以前对于李陵的了解知之甚少，记忆中最先开始的印象便是黄晓明出道时主演的《大汉天子》里面那个帅气的一塌糊涂的李陵，觉得他怎么就被俘虏了呢？而且也不太明白司马迁写的那封《报任少卿书》是在讲什么。近来看了一部分吕世浩教授讲解的史记，心中有很多想梳理的东西实在是不得不一吐为快。课程太长，害怕自己听到后面忘了前面自己产生的这些感想，所以先来记录一部分吧。

       我知道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也知道卫太子最后自杀而死，当然也知道李陵被俘。不知道的是任安也就是任少卿是谁，也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信给任安，再就是李广和李敢之死也是很模糊的。从史记里面竟然可以了解清楚，原谅我这之前的二十四年都是喝粥吃饭去了啊！先从巫蛊之祸说起吧，汉武帝虽说是一代明君，但是在晚年时候，竟然相信所谓的巫蛊之术，于是派一个叫江充的人去查，江充查到是太子在诅咒自己的父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太子是冤枉的，而那时的汉武帝也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于是就派人去传话，告诉太子父亲知道他是冤枉的，不用起兵，可惜的是汉武帝用人不当，传话的使者太胆小，没有抵达太子的居住地就折返，说太子不同意。于是武帝大怒，派宰相去抵制太子的军队。于是太子的军队和宰相的军队在长安打起来了，那个时候镇守长安的是南北军，分为两军，北军又比南军更为正规和厉害，那时太子没有虎符，但是用的是比虎符小很多的另一个调兵遣将的物件，掌管北军军权的就是《报任少卿书》中的任安，任安在这个时候却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既没有起兵帮助丞相，也没有帮助太子。最后太子战败，自杀而死。汉武帝在晚年越想越生气，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死得太不值，于是将原来带兵去杀太子的人除去了一部分。后来就到任安了，武帝认为任安当时没有去协助太子，属于墙头草，所以要处斩任安，任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在武帝面前替他求情，救他一命。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封既是写给任安的书信，也是写给司马迁自己的信。

       人性是这世上最难揣测和最难琢磨的事，事情发生时，任安置身事外，在当时武帝嘉奖任安，认为他处事冷静，稳重，是可用之才，而后后悔之时又觉得任安没有协助太子，致使他死去了儿子。帝王心最是难测啊！李陵的故事正在听课中，待我听完后，再做笔记吧。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能真正称得上伟大的作品不多。它们有些是禁锢于古代作者思维的局限性，有些则明显受限于古代封建君主权威，而唯独有一部西汉人司马迁作的《史记》无论是从对历史的反应还是从其文学性和思维性方面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称其为伟大丝毫不过分。 每次看《史记》总是惊叹于作者竟然能塑造如此众多的类型各异的人物，而又将人物的个性描写的如此鲜明突出，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而组成这部历史的人物又各有特色，有从市井之徒混迹到上流社会并最终称孤的成功者刘邦，有不善于抓机会并最终乌江自刎的失败者项羽，有言而有信不计前嫌的仁义之将韩信，也有小肚鸡肠的不仁之相李斯，还有终生力据匈奴但至死不达的悲剧英雄李广。当然我们还能从中看到戴着各式各样的脸谱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却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司马迁以这种方式为我们展现三千多年的历史全貌，给了我们后人以丰富的人生体验。这点的确值得后生门仰视的。在这里，我斗胆用不成熟的语言来从司马迁的写作手法方面来探究史记中的人物塑造。对比手法为人物描写平添几分魅力

很多人读史记都津津乐道与刘邦和项羽这两位的传奇事迹。但其实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分开来看，他们的魅力就小了许多。因为中国历史中并不缺乏这样的人物。刘邦之于刘备，项羽之于吕布，他们中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但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的刘备和吕布是放不到一起的。而刘邦和项羽就不同了，这多少得归结于司马迁的功劳，他会巧妙地把很多他们的事迹加以对比，那么二人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就跃然纸上了。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就是二人遇到秦始皇出游的不同表现了。刘沛公只是在人群中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其野心是隐藏的，并不外露。而项羽就直接说了句“那个人，我可以取代他”其没心计可见一斑。至此我又不的不想两个人的各自经历。刘邦从一个近似“不务正业的无赖”的平民到创建大汉帝国?。这个有着卑贱出身的人，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末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而他的对手项羽却可能是历史上最让人叹息的一个人。想想中国五千年历史，谁力拔山兮气盖世？谁能温柔乡里创功名？项羽少年即发事起兵，身经七十余战，每战必身先士卒，亲自抄戈杀敌。后来楚汉相争，在最后的败落中，项羽被诸侯兵重重包围，纵使乌江亭长已经把船停在岸边等他，他仍然选择了自杀，一次成就了一个让后人无数次落泪的西楚霸王。可以说这样的对比是无坚不摧的，任何人都会感慨于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悲剧力量——成者王侯败者寇。但同时又会静下心来理性思考——是时代和二人性格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啊。细节描写传神逼真，侧面描写更显精彩

我们常常惊叹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用的惜墨如金，在这一方面《史记》这样一部史学着作中也不例外，但我们又会经常看到一些例外，对某些人的细节会花上巨大的篇幅，如果单纯从史学价值来探讨，有点不可理解。但当我们从文学角度去度量，他是用这样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某些特点。《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出身的描写加入了诸多神话色彩。为突出刘邦的与众不同，作者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强调他身上的帝王之气。并且每一遍都描写的具体生动。这其中有他的传奇般的出生，有对他相貌的描写，还有武负、王媪和吕公看到他的帝王之气等等很多而且每次都不是一带而过而是对这样的细节大加渲染。又如，李广在上郡抵御匈奴进攻的时候，李广总共就下了六道命令，而作者也就把这六道命令一一陈列，详尽描写了李将军的每一次命令每一次动作，这就充分为我们展现了李广杰出的军事才能，一个用兵如神的将军形象马上显现在我们眼前。另外，我们还不得不说史记中的侧面描写，这点在李将军列传中体现最为明显。李广的才能很多是通过别人之口来展现的。文帝说“可惜呀，你未遇到好时候，假如让你生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哪还用说呢！。” 典属国公孙昆邪哭着对皇帝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伏本领高查强，屡次与敌虏肉搏，恐怕会失去世他。”而李广镇守右北平，匈奴听说他的名字，称他是“汉朝的飞将军”都不敢再进攻汉朝。不避嫌的人物，不迎合的口味

我常常怀疑作为一名史官的司马迁怎样在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时代写出这样的着作，因为其中的好多篇章是触及帝王权威的，但我想这也许正是史记的巨大魅力之一吧。它的态度是中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追求不偏颇，不贬低，也许他唯一想的就仅仅是尽到他作为一名史官的职责，而能真实的反映历史却是最可贵的。他笔下的人没有完人，即使是当朝的开国皇帝也有缺点！它反映了刘邦的诸如狡诈、虚伪、损人利已的种种劣迹，还有在写高祖为亭长，一老父为其全家“看相”，老父告之“君相贵不可言”时，高祖听后非常感激，并说：“诚如父言，不敢忘德。”但司马迁紧接着横加一笔，“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正是这样一笔才体现出真实的刘邦。丝毫没有要迎合的意思。另外，他写汉朝的大将李广时候也写出了李广记恨霸陵尉曾经对他的侮辱，遂找一个借口把他杀掉，即使我们可以从作者以前的叙述中看到他对李广总体还是持赞扬态度的。这样会给读者一种历史真实性，同时也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司马迁不赞美平庸、猥琐、苟且的人生，每每读史记最使人们感动的往往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如项羽的兵败自杀，如李广的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笔吏，如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投江•••这给人的是一种人生的大气，是经历了地狱之火的终极涅槃——他们的伟大根深蒂固与中华历史之中，这也要拜谢两千年前那位忍辱着史记的卑微史官呀。写了这么多，不想再赘言，史记人物描写技巧高超，也绝不仅仅是吾辈所能评价殆尽的。史记的伟大是用任何文字来形容都不过分的，这不愧于那句经典的评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完了整本史记，不禁让我感叹：这样壮丽的3000年历史在这样一位史官笔下分明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故事，它们有的成为了千百年来的佳话，有的让人至今想来也觉得遗憾，有的故事让我们热血沸腾，有的故事让我们潸然泪下……这样的故事数也数不过来，但是也许司马迁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史记在几千年以后依然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

    史记的优点无需我再过多枚举，因为真实就是力量，史记的真实是一直受人称道的，也是我们尊重的地方。“不虚实，不隠恶”，这样的做法何其简单却又何其难也！皇帝不高兴，可他就是不买帐，就要为那些有冤屈的人说上几句话！

    好了，言归正传，在史记的众多文章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酷吏列传》，下面我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史记。

       提到酷吏两个字，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请君入瓮的典故。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似乎只会对“犯人”严刑拷打，且不说是真犯罪或是有嫌疑，反正只要是到了他们手里就没有不是罪犯的。他们总会想出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总之，在我们心中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人，是朝廷的走狗，只会巴结上司，对百姓残忍，然而当我读了《史记》的酷吏列传后却改变了这种看法。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用最多的笔墨介绍了张汤。小时候，他家里老鼠偷去了肉，他父亲回来后鞭打了张汤。张汤于是把老鼠抓住，拿出剩肉像审案一样定案，将老鼠分尸，还写了判决辞，连他父亲也对判决辞的老练的语言感到震惊。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了一生与法律相伴的人生旅程。

    张汤制定了严苛的法律约束官吏，审案也很有能力。但是有人说他善于钻营，汉武帝推崇儒术，他就根据《尚书》、《春秋》修改法律，有一些案子他会先试探汉武帝的意思再做判决。不过，在这之中有一个细节我要非常突出地写出来：

    如果所审之人是皇帝要加罪的，他就交给严酷的人去办；如果是皇帝要宽恕的，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人去办；如果处理的是豪强，则一定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瘦弱的人，则常常向皇帝口头陈述，虽然按律应判刑，但请皇上明察秋毫，于是皇上往往宽恕他所说的人。这最后一点给我的触动很深，原来他也是照顾平民百姓的，他向上钻营不是为了欺压百姓，而是要更好地让法律运行起来。

    但是，他的处境的确很尴尬，他在官场树敌很多，一旦皇上听信了谗言而怀疑他，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张汤为官清廉，洁身自好。然而却得罪了丞相庄青翟的三位长吏和赵王，三位长吏向庄青翟讲了张汤的许多坏话，于是就借着一个案子牵连张汤，以“向商人通风报信从中获利罪”，派赵禹来审问他，有趣的是，赵禹就是以前同张汤一起制定法律的人。结果，张汤自杀了，临死前说，陷害他的是三个长吏。张汤死后官府查抄他的家产发现总共不到五百金。下葬时，他的母亲用牛车拉着棺材，而且棺材没有外椁。天子听说后深究此事，三位长吏全都被杀，丞相庄青翟也自杀了。后来张汤的儿子张安世渐渐得到提拔，至此，故事总算有了一个还算令人欣慰的结局。

    我觉得司马迁给“酷吏”的定位非常好，进入他酷吏列传的大都是严峻执法，洁身自好，却也有些小瑕疵的正直的人。他们都有一颗高傲的头颅，在他们的思想中，只有两样东西，一样叫天子，一样叫法律。他们尽心竭力地为皇帝办事，却又能维护法律的公正。像郅都，连列侯和皇族的人见到他都不敢正眼看他，称他为“苍鹰”。

    因此，我认为，我们当然不提倡用酷刑厉法作为统治工具，但是这些“酷吏”们正直的品质却是值得学习的。司马迁坚持的“不虚实，不隠恶”的历史实录精神也为我们全面地展示了真正的“酷吏”内涵。而那些普通意义的酷吏，永远只配当个小吏，不配进入列传。这一点在“太史公曰”中说到了，最后，让我以这个为结尾，算是为哪些捍卫法律尊严，洁身自好，又能关注到百姓疾苦的“酷吏”们大声疾呼，正正名：

    ……但郅都刚烈正直，辩说是非，对国家有益的事据理力争。张汤懂得观察君王的脸色而投其所好，皇上与他上下一致，国家因他而得到好处。……廉洁者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的师表，污浊者足以做人们的鉴戒，他们谋划策略，教化民众，禁止奸邪，一切作法皆斯文有礼。执法虽然严酷，但这与他的职务是相称的。至于像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百姓，蜀郡太守冯当凶暴地摧残当地人……水衡都尉阎奉拷打逼迫犯人花钱买宽恕，哪里值得陈说！哪里值得陈说！

    呵！好一篇激浊扬清的文字！好一首动人的诗篇！这就是史记！这就是二十四史之首！这就是我们赞扬的史记！历史的执笔者们，假使他们都有司马公的精神，我们的历史不是能更好的流传后世吗？这使得我不禁又想到了之前的日本篡改历史一事，唉，他们真该向这个“东亚病夫”学学，如果一个写历史教育后代的的重任被政治来利用，可悲！     读来史记，不亦爽哉！

 几年前，年少轻狂。两个月的时间，走马观花一般读完了这部巨着。心下窃喜，自以为很了不起。史记，不过尔尔。说实话，当时看史记，更多的是以一种看小说的心态在读。不，不应该说是读，是浏览，看的是情节，是红火热闹。    前两天从箱子里翻出来，又读了几页，才真正品出史记的好。一个字，能连接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就用一个字，就能带动你对人物的爱，恨。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    也有一点点疑惑，真实的历史有这么精彩吗？司马迁是忠实地记录历史，还是一个笔力超群的小说作者？抑或者，他只是两千年前的袁腾飞一流？司马迁有没有以文害道，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许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憾。

昨日傍晚，静心读《史记·匈奴列传》小半，至武帝时。其间多有记录骠骑将军去病，卫将军青，再有李将军广。此春彼秋，匈奴屡犯中原，虏略杀戮。自高祖起和亲，后索物，反复数次不止。然，期间不时而犯。武帝时王恢主战，有马邑之谋，然事败，未果。太史公言匈奴乃“苟利所在，不知礼仪”。现读至“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预计今明二日读完匈奴部分。

春深夜浓，翻至《史记·项羽本纪》卷。初，捉笔注音释疑，手抄三两叶。至陈婴母制止婴为楚王，而举项梁。句“凡六七万人，军下邳”。因倍感阻碍畅读之快意，遂弃笔狂飙而去，竟然临睡前一气到底。

项羽与其季父项梁在吴中时，曾在秦始皇游会稽时语出惊天－－彼可取而代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项羽杀秦王子婴，屠咸阳，烧秦宫。并有“富贵不归故乡，衣绣夜行”之说。与此同时，刘邦起，并有“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称霸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此当为项王之鼎盛之时。接踵而来的不断的争杀，楚河汉界的分割。所见项王每每得胜，屠败将数万乃至数十万，时而烹敌将某某、某某。不胜枚举。另见刘邦似常败兵，数次逃跑。连老父与妻（吕后，那个史上最恶毒的女人。）都弃之不顾，何其狼狈不堪者最后却得了江山。

诸雄争战，时有人物出现，如范增、张良，项伯、项庄、攀哙者，再如田横、章邯、韩信、浦将军、司马欣、秦嘉、田荣、田角、赵高等。

项王英雄豪杰，却残暴无比；秉性磊落，然多疑顽固。起时二十四岁，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不过江东而自刎之时仅三十一岁！

通篇中，故事性最强处莫过于鸿门宴；壮观铁马莫过于巨鹿大战；其悲壮之最当首列垓下霸王别姬之时，其气概冲天，其缠绵不绝，其绝望至极，统统奈何奈何奈若何！读到此处，亦不觉潸然－－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另：想了一个晚上，终究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或者概括项羽－－直至今晨，猛然想到了“鲜艳”这个词，对！只能是“鲜艳夺目”！

读完《史记》这本书使我印象最深的历史故事是：《五张羊皮的故事》。这则故事主要讲了：春秋战国时候爱惜人才的秦穆公为了赎回聪明才干的百里奚用五张羊皮去跟楚人交换他最后秦穆公赎回了自己最喜欢的大臣百里奚。读了这篇故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像文中的秦穆公一样他如果用重金去赎回百里奚的话楚人觉得秦穆公很看重他一定不会轻易交换。但是如果用五张羊皮去交换的话楚人必定会很轻视百里奚而同意交换。聪明的秦穆公就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最终如愿以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记忆中那些闪耀的光芒，在此处早已褪去了圣洁．这里没有十全十美，只有一位位站在历史浪尖上的伟人。“人”一个多么难得的称呼．向所有的人呈现“君权神授”的可笑。在他的《史记》里，没有皇帝，没有将军，有的只是刘邦，李广。或许刚才的话错了，这《史记》本身就是十全十美，完美的无懈可击。因为它有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因为它有司马迁的坚持真理。他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看到了那位长信灯旁紧紧抱着孤单用心写下文字的身影。

当下出的《史记》有很多版本，但总体来看，还是书局82年版的最好，引注详细，而且编排也很符合我的阅读习惯。可是就是太贵哦，不过，自己手里收了一册韩兆琦评注本，评注过于狭隘，但时有新观点。

从初中时便开始看《太史公书》（司马迁更愿意这么叫），从磕磕绊绊乱翻岳麓的本子到细看加了注的，大学时代即将结束，也愈知它的好。   它是司马家的命，两代人的心血，数代文献的积累，几千里路的访察，司马谈在为没参与封禅的遗憾中死去，嘱托儿子继续这部书的创作。司马迁受了腐刑，很苦恼，在拿了一堆受难贤人的事迹自励后，继续写书。完成后不久死去。我总以为，学问要像孟德斯鸠一样在富贵中修成，再不济似卢梭有富婆供着。中国的事偏偏有些例外，就有只为学问文章，不顾一切的，困厄至死方休，带着清誉遗憾长辞，甚至久藏名山而世所不闻。   史官的身份太特殊，远古的时候，记事占卜天文数职集一身，在那个神人不分的时代，这一切是影响到国运的，史官的地位很高，天生有一种使命感。后来地位渐低，也依然像齐太史兄弟一样，秉笔直书，用性命捍卫他们的舆论监督和道德褒贬职能，维系着历史谱系的神圣，这便是史德。史官往往父子相继，世袭是最容易培养出贵族气的，而史官正是有那末股书呆子式的贵族气。    有人说司马迁公正真实，这不假，他一直在最求这个。但是对于史官褒贬是很重要的，不是几句太史公曰就能完成的，材料的选取，文字的叙述，人物的位置规格，无一处不反应的作者态度。项羽进了本记，陈胜进了世家，刺客商贾被立了传：项羽骑士般的英雄，本朝太祖的流氓，他并不讳言，这就是他的态度。   在那个时代，训诫的褒贬与求实的记叙难分，与文学的色彩难分，作者又急于倾诉自己的内心，于是史家的天平极自然的在它们之间来回摇摆。司马迁为什么重彩写李广李陵，写贾生屈原，写死士刺客，因为他们是国士，为知己者死，为乐己者容，不惜性命挑王者之威。他们才气过人，却是时运不济，依旧不改其志。那不就是作者内心的写照吗?然而与他们比，自己也感到少了些硬气，所以就更值得写了，那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型。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史公会找出时人不知的屈原，看到《渔父》时，就认定是屈大夫所作，不假思索的化为史记上动人心肺的一幕。他太爱士的气节了，可是上古的士风已渐渐不存，豫让荆卿几成绝唱。到后来，骑士贵族般的项王乌江自刎，败于流氓刘三之手。中国历史，成了流氓唱主角的历史，那种凛烈的士风，仅在底层的侠士中方能觅得一点踪迹。至于庙堂之上的今圣，大抵只是鲁迅所说的坐寇。所以，司马迁才会在巍巍的朝堂上，衮衮诸公前，为李陵一争。还有，太史公并不隐瞒刘邦的无耻，鸿门宴上的屈膝卑微，回营后立诛曹无伤的迅速，与项羽共啖老父的对白，凡此种种，与项王至死方休华丽演出相比，作者之意立明。可是刘邦是胜者，国朝高帝，史官要维系谱系，于是从出生到长相。无一处不是真命天子的气象。至于吴王夫差，始皇嬴政，只是听时人的转述，就写定他们长相丑陋。洪门宴的光影声色，似乎真的太假。长平之战的详尽，与他的祖先司马靳或许相关，司马靳与白起一道冤死，也许最能触动作者的心弦。于是乎，历史的真实一再向训诫的褒贬，文章的优美倾斜。我无意贬低太史公，因为我是极佩服的他的，不然就不会反复阅读。只是，我想还原某种真实，必尽历史不是往事本身，究底只是一种叙述，难逃时代个人的因素，我由此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复杂的心，因为光环褪去而更显伟大。   东汉末年，王充杀了蔡邕，是为了防止像司马迁一样的私书谤书流传。可我要感谢司马迁的私心，关注那么多的历史角落，宏大的图卷由此展开，使史记不至沦为单薄的帝王家谱。

《史记》升级了！2013年10月，在初版问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正式迎来了其首个修订本的出版。由顾颉刚等人点校的第一版点校本《史记》1959年首次发行，1982年出第二版，截至2013年6月，一共印行27次，发行近60万套。

在10月19日这天，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等全球25个城市31家书店，《史记》修订本首发式同期举行。这本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古代典籍的当代修订本，被隆重地推介至公众眼前，而这只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庞大计划的开端。

前四史出齐用了七年

“二十四史”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构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止于明末崇祯皇帝，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这二十四部史书不仅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也记录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与电脑软件过一段时间就要升级版本，修补bug不同的是，古籍经典的修订是个耗时更巨、远为复杂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中华书局总经理、修订工程工委会办公室主任徐俊介绍。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1997年谈点校本“二十四史”时曾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当时都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

最近一次的整理“二十四史”，正是在此条件下应运而生。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从1958年《史记》点校完成到1978年卷数最多的《宋史》点校完成，历时整整20年。

这一点校本“二十四史”，聚集了一大批史学名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也代表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最高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是“文革”十年浩劫中少数未被中断的文化事业之一。

“二十四史”的系统点校，与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嗜读史书的偏爱有关。50年代初，毛泽东曾经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时表示，《资治通鉴》写得好，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呼吁学界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郑振铎将校勘新中国版“二十四史”视为“千秋的事业”，提议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成员包括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寅恪、张元济、陈垣、范文澜、郑振铎、冯友兰、翦伯赞等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当时，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在计划中首当其冲。

同年10月，范文澜、吴晗复函毛泽东，《史记》、《汉书》等“前四史”先期安排校勘出版，决定于次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点校工作也随即启动。

《史记》是这一浩大工程当仁不让的起点。顾颉刚多年前已发愿整理《史记》，抗日战争前已出版标点本《史记白文》一书，但所作“校勘记”在抗战中散失。1954年顾颉刚到北京，他的学生贺次君开始进行《史记》初点以及跑图书馆进行三家注校勘的工作，“因为是顾先生着手在先，所以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徐俊介绍。

也因此，《史记》点校后期基本由责任编辑宋云彬重做一遍。宋云彬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将精通古籍的宋云彬调至中华书局。因为要赶国庆献礼的进度，宋云彬每天晚上都要超负荷工作到深夜。

1959年4月，宋云彬完成全部《史记》校点，9月如期出版。“原来是赶在1959年10月1日前把‘前四史’出齐，可是最终只出了《史记》一种。那时候想得很简单，以为一人分上几卷就可以了，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徐俊说。原计划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

“文革”中点校组的铮铮铁骨

1972年，崔文印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中华书局，以编辑身份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1966年他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第二年到中华书局，后来就到干校下放，有五六年时间除了“毛选”什么书都没摸。“让我跟着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说实话那时知道一点女真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没写到金这儿呢，怎么办，只能补课。”

崔文印记得，70年代恢复点“二十四史”时条件很简陋，图书馆封存，图书得从西郊库房搬过来。“但对于从运动中脱身的学者们来说，有个办公地点能遮风挡雨，有足够照明，就不错了，你就不是臭老九，是个人。”

恢复点校工作缘自此前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崔文印看来，毛主席看重“二十四史”点校，姚文元是揣摩了心思。“不过姚文元说老知识分子们闲着无事你想想倒是真的，除了开会参加运动，什么事都干不了，那时候恢复‘二十四史’点校，能做自己专业的工作，远离外头闹哄哄的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像是沙漠里遇到一片绿洲。”崔文印这样告诉南都记者。

1971年重新恢复点校工作时，这个工程已经荒废了5年。在点校“二十四史”参与者的记忆中，60年代“文革”前曾有过一段“翠微校史”的美好往事。“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唐长孺、郑天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刘节、罗继祖等，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升、傅乐焕等学者。一时间史学界名学者云集。郑天挺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史家云集的中大历史系系主任；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是章太炎的弟子；里面最年轻的是吉林大学的罗继祖，是罗振玉的孙子，家学深厚；聂崇岐去世后由邓广铭推荐被调到北京来继续点《宋史》。学者们陆续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

与前四史处于摸索阶段的整理不同，1963年开始点校组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版本对校外，还要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那是风暴来临之前的一段平静期。据罗继祖的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伙食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工作之余，诸学人或结伴三五，到玉渊潭公园喝茶谈天，或逛琉璃厂古旧书店，访书购画，切磋学问。

但“翠微佳话”只是短暂的平静。首先去职点校组的是刘节。刘节因为一生推崇孔子被批判，也因对“阶级斗争”的“过激”言论遭批判：“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所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这位硬骨头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而被后来者传颂的是他替自己的老师陈寅恪挨批斗的事。批斗大会完毕，红卫兵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崔文印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言传身教是他受益一辈子的财富。他记得，“文革”期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四人帮”在北京还搞了一次“考教授”的闹剧。那次考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在考卷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起身，咳嗽一声就走了。“点校组的先生们一边说一边伸大拇指：‘老白真行。’”

“白先生这件事给我触动特别大，让我感觉中国知识界还有人，天塌不了。”在崔文印看来，一句“老白真行”，是大家压抑的心声，“那时候万马齐喑，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是那是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那是冒着身家性命的。你并不知道‘四人帮’后来会倒。最了不起是写上自己的名字，好汉敢作敢当。”

除了铮铮铁骨，更让年轻人触动的是学者们的治学精神，“翁独健、王仲荦、唐长孺这些人都是大家，老先生营造的氛围，你会觉得你不用功很浪费时间，你看到他们不舍昼夜，那样做学问，你不自觉会受到感染。”

崔文印说，那时大家8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启功先生住西直门大乘巷，从西直门内大街走上一段，坐103路公共汽车。阴法鲁住在西郊北大，踩个自行车到西直门，再坐车到中华书局。崔文印记得，“翁独健先生当时住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交通不便没有直接的车，而且翁先生腿脚不便，每次上班都拄着拐棍。到了办公室一坐，烟斗一叼，坐一天。烟斗抽完了也还叼着，投入到那种程度。”

“老先生办公室里除了书还是书，调到京城点校的先生有的眼睛不好，工作、休息都在办公室。王仲荦先生的办公室朝北，床在屋里头。”崔文印说，王仲荦先生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这么多年一直是他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的背影。“他的《宋史校勘记》，家属在他抽屉里面找到，这么厚一摞，都是在晚上写的。”

“唐长孺先生戴大瓶子底，眼神不好，我们都说唐先生看得到路吗？唐先生年纪最长，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六十啷当岁。启功先生钦佩唐先生学识人品，有时用双手在胸前一拱，口称‘吾兄唐公’。”

“启功先生幽默，颈椎不好，一次脖子上戴了一个支架来上班，友人从国外带给他的，有机玻璃的很好看，别人问，您这戴的什么呀，启功指指，这是‘枷’。”

“这些人在‘文革’中正是好时候，从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可以说是学术生命最后的火花，十年的光华绽放不了，都扑在点校上了。”

1971年后的“二十四史”点校组留下的唯一一幅全家福照片是1973年春天拍的。崔文印记得，“那是1973年春节后，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三楼上拍的，能看到后面民航大楼上的标语‘毛主席万岁’霓虹灯似的。”那时候，借调来的专家都聚集在这里做点校工作。顾颉刚先生平时不常来中华书局，事务都委托白寿彝先生负责。有一天，顾先生来中华书局，听社里传达中央文件。那天除了王仲荦回山东，其他学者基本到全，后来大家说趁这机会合影留念吧。白寿彝先生立即打电话约了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个学生来拍照，有了这张合影。“这大概也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照片周围的姓名是启功先生标注的。”

古籍校勘的时代困境

上世纪点校的“二十四史”底本选优、体例恰当、点校精确，成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因为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徐俊以前四史为例，《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则放在了每卷之末。

“另一方面，当时情况下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研究成果也仅用了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复旦大学主持此次修订《旧五代史》的陈尚君教授说。

譬如《史记》的这个修订本，即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其中有“世间乙部第一善本”———中国台湾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刊本《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校勘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史记》卷五《秦本纪》原点校本‘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认为‘五’当为‘立’字讹误，秦王政二十六年始称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为帝十一年。这是考史，修订时发现日本藏《秦本纪》古抄本‘五’即作‘立’，于是采用改字出校的方式，考史就变成了校史。主持点校本《史记》修订的赵生群教授举例。

此外，数据库时代的古籍点校还有的优势便是计算机。“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索引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徐俊说，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

而一些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问题现在更容易解决。“《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宗室人名用字多为生造，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但“科技解放生产力”面对古籍整理这样的大系统工程还远远不够，两个时代的古籍校勘面临各自时代的处境。“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徐俊总结。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除《史记》之外，修订工程已经完稿的有四种，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陆续交稿。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会集中交稿。但正如当下所有大型学术工程面临的问题一样，对出版社而言，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是个问题。

“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徐俊表示也理解当下学者们的难处，特别是对于古籍整理这样的“冷板凳”学问而言。

对当下的古籍整理学术环境，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点校本《史记》修订的座谈会上谈切身体会。葛剑雄说自己这些年卷到大项目里多，深受其苦，“最早我们老师组织编‘国家历史地图集’，1982年在近代史所开张，到现在刚刚编了第一册，十九个编委死了十个，我是最年轻的编委，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后面是《中华大典》，也是长得不得了，搞到现在还没搞完。”葛教授表示，另一方面学术长项工程，如果要现时现刻盯着结项完成任务，也带来另一问题，那就是学术质量不乐观。“但是你要讲质量，时间实在赶不上。经我手编5000多万字，严格来算至少要看15%到30%，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古籍不是小说，每天能看多少呢？况且现在要找到老老实实肯干活的人太不容易。”

葛剑雄的态度是，典籍的整理不是简单进度问题，不是本届政府内就一定要出成果的事情。”有的重大问题有分歧如果不趁着修订的机会去解决，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要说我们看不到，到年青一代都未必能看到再修第二次第三次。”

但出版社的苦衷在于，几年前申请的出版项目基金，当时还能做点大事，越往后越做不了事，“那时能做的事，可能过了几年就只能买几个馒头了。”徐俊感叹。

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在初版问世54年之后，将迎来首次修订本；“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将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4个城市的29家书店举行。在首发书店北京王府井书店，《史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在现场联合签名售书。微信结尾之处附上了宣传海报，海报上打上了“伟大的经典”的字样。众所周知，《史记》正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典，它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影响深远。《史记》被称为“伟大的经典”，又不仅如此，学者顾颉刚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国人眼中的经典的一大原因。海报还打上了“历史的时刻”的字样，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首发的时间，正是今天上午。除了《史记》，“二十四史”其他各史点校本正在修订过程中。校史献礼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史记》点校本的诞生，最初与共和国领导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1954年，在中南海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有一天与吴晗坐到了一起，谈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资治通鉴》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不过，和毛泽东的谈话一样，此时都只是些“建议”。“二十四史”是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自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都记述在内。尤其重要的是，“二十四史”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旺更替为框架，呈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另外，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1957年，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认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1958年10月，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殉难。其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已经有了眉目。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该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含有“二十四史”点校。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9月13日，由吴、范两人召集，召开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前四史”的点校方案等。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称这次会议为“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两个项目之一的“改绘杨守敬地图”便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的弟子、学者葛剑雄对新京报记者说：“这次《史记》的点校，政治起到了主导作用。”同年10月6日，吴晗以吴、范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其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整理点校工作开始付诸实施。按照计划，“前四史”都要在1959年10月1日前出版，以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不过，由于整理工作相当繁复，最后按计划出版的点校本只有《史记》。“前四史”点校本出齐，已经到了1965年，“文革”的狂风暴雨在不远处。学者进京经提议，“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都被从外地借到中华书局，抵达京城的学者们获得了生平难以想象的周全配套服务。“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接受采访时，徐俊介绍道。这其中，顾颉刚早在1923年就开始着手标点《史记》，1936年合作完成了《史记》白文标点本。1954年，他调到北京，与贺次君合作从事《史记》正文及三家注整理。1959年，经宋云彬校订的点校本《史记》，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今天全球首发的《史记》修订本，即是对这一点校本的修订。“前四史”的整理点校处于摸索阶段，其他二十史的编辑整理虽然确定了点校者，并已经“分头”展开行动，但进度缓慢，“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昇、傅乐焕等学者。同年冬天，除了任铭善外，其他外地学者陆续来到京城，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到北京的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学者的集中办公，加上“后勤”服务到位，学者们结合“前四史”整理的经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又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校”（本史内容各部分的互证）进行的同时，还需要“他校”（以本史以外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这一切，使得1963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整理点校工作进展顺利，体例规范，学术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徐俊说。暴风雨前后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使得一些学者纠结不已，风雨飘摇中，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翠微校史”的佳话，并没有持续太久。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前，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大会小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刘节屡屡挨批，1952年，因坚持“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被批判，1954年因为说“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而被批判，1958年因道破“大跃进”真相“什么‘意气风发’，一起发疯是真”而被批判，“这些都是属于校内或地方性的批判”。1963年，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遭到全国性批判。1966年，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一文，反对姚文元等，他因此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1967年，红卫兵拉刘节代替陈寅恪挨批斗，问他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得到的，不过是又一顿鞭打。除了刘节，北京学者傅乐焕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了冲击。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负责点校《金史》，和原在北京的其他学者各自在家点校不同，他曾在中华书局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傅乐焕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罗继祖曾与傅乐焕连床而居，据他回忆，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狂风暴雨来临前后，傅乐焕受到批斗、关押等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1966年5月，他离开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继刘节出走、傅乐焕投水自尽后，山东大学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学人四散，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1967年，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时，曾短暂恢复过点校。赵守俨曾撰文回忆道：“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不过，这段时间的整理点校“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徐俊向记者表示：“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于是，当年“翠微校史”的学人、编辑又一次聚集，只不过，他们很多人不再是从家里出发，而是从下放地出发。比如，赵守俨是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的人，其时，他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从田间地头，往北京赶，学者们很高兴。”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对记者说。6月，启功被告知“二十四师”要调他去，他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他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宋史》出版，已是1978年，前后经历整整20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才宣告结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几乎全被替代，“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为权威、最为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回归学术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成书时间跨度太长，这“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间也有失误”，留下了诸多缺憾。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点校本的这些缺憾显露无遗，对其修订出版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2005年，在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2006年启动了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经过调研和考察，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开展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史记》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由南京师范大学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赵生群担任修订主持人，8名修订成员中包括2名年轻博士。在7年时间里，赵生群和他的伙伴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补疏误，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的学者参与修订工作。这一次修订，甚至还从台湾影印了“景祐本”，即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史记单刻本，当年傅斯年先生把它带到了台湾，我们通过不那么规范的做法——私下由朋友从某所大学的复印本复制过来。”赵生群向记者透露。另外，修订组还从日本购买了一套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尽管是已经影印的出版物，也花费了近一万元。在赵生群眼中，“《史记》是一个无底洞”，点校、修订的工作异常繁重，怎么投入都会觉得不够。接受记者采访时，葛剑雄说：“这一次对点校本的修订，政治也有作用，比如经费方面的支持，但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学术。”这一说法与徐俊不谋而合，徐俊解释道：“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学者们来说，进度与质量的平衡仍然是难中之难，现在政治不起主导作用，但其他因素仍然产生较大影响。“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对此，徐俊坦承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希望借古籍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今天，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终于在全球首发，其他各史的修订工作正在展开，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于2015年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在2017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