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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PDF电子书全6册，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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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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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上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中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下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上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中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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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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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先后于2004至2008年出版了两编，其价值和意义已得到学术同行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20世纪上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借助丛编的付梓，也愈来愈深刻地被人们所认知。在那个年代，不同政见、不同学派以及不同机构的学者政要和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部分当代学者尝试从数以万计的社会调查史料中，寻绎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学科脉络，并将之总结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学术转向。虽然这种转向确实有迹可循，但绝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后一取向的调查方法对前一种调查方法的取代，事实上，所谓的“社会调查运动"，一直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图景。
应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三位教授的邀请，亦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开始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之《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的编辑工作，收录了 60篇民国时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有出自社会学系的，也有出自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从中我们既能看到某些学理性的转型，亦可感受到学术的兼容并包。或许没有哪位"同学”能够预料到，事隔六七十年后，他们的习作会印成铅字被后人所审视；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当初撰写论文时的态度认真与否，构思是否周全，他们的"成果"已成为海内孤本，文中的“事实”和“数据”则变为珍贵的史料。不论怎样，这些论文的完成，或成为学子们养成学术性思维的最初起点，或构成他们近距离接触社会的难得机遇，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均留下过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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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两校的部分专业在经历了 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重组建立了新的"中山大学"，作为档案资料一部分的学位论文，也随着专业的调整被重新加以归类。其中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部分学位论文，几经流传而不失，至今仍珍藏在大学图书馆里，可供读者们参考阅览。我们在编辑这一卷《丛编》时，从中挑选了 60篇具有社会调查倾向的学位论文，以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分享两校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除了收藏于中山大学的这批学位论文之外，据编者所知，尚有一批具有社会调查色彩的岭大和中大的学位论文仍存于世，比如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就藏有部分以农业经济调查为主要内容的学位论文。考虑到收藏系统的不一致及获取的难度，此处暂不收录，或待来日再做补辑
本卷所收录的所有学位论文中，时间最早的几篇，均出自岭南大学教育学系。其中，马信英的《广州市女子中等学校学生职业兴趣及消遣兴健之调查》（1933年）一文，专门交代了岭南大学建立毕业生提交论文制度的缘起："近年来，国民政府规定，凡大学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内，必要作一篇毕业论文，然后才许领受学位，本校现已遵守。故此编辑论文，亦不过其中之一例吧」由此或可推测，岭大的学位论文自1930年代初左右开始逐步制度化。据称，岭大教育系1932年至1934年的9篇学位论文与同时代的"普通论文"大异其趣，普通论文“材料是从书籍里找到的"，而这些论文"所有一切的材料都是从事实上调查得来的" 9篇论文均为该系教师朱有光博士和李宝荣博士指导，采取制作"问题表"或者"测验题”的方式获取素材，再在此基础上做一定的数据分析，这种调查方式均可归为"统计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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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属于"统计型调查”的学位论文，多出自岭大经济学系，比如《东莞糖厂调查报告书》(1950)、《广东新会葵业概况》(1949)、《顺德糖厂调查报告书》(1949)等等，这些论文由司徒森、莫京、胡继贤、刘泽霖等教授指导，除了分析基于调查得来的各项数据外，还较为关注企业的生产及其运营状况。余泽棠教授指导的《新会县东南角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49)和胡继贤教授指导的《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1949)二文，表面上与同时代社会学系所做的社会调查并无二致，但仍然固守着"统计型调查"底线。后者还专门谈及调查和统计之间的密切关系：“调查是统计的准备.统计是调查的完成，没有调杳，固然不能进行分析的工作，但有了调查而没有统计，我们依然不能对于一堆零乱的材料得到明确的认识，从而不能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来决定一切的大计所以，调查与统计，二者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这次的调查，在调查方法上，固然是力求完备，而在统计的方法方面，更力求其准确，"(《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
虽然早在1919年，岭南大学已经成立社会科学系，但直至1932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陈序经和伍锐麟开风气之先，展开了广州查民的调查和研究，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在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对广州人力车夫以及岭南大学周边村庄的调查，成为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地调查和统计相结合，将"零碎散漫之材料，用统计法及表列法汇类分析而加以解释"。（《岭南及怡乐村九十女工生活状况》）总体说来，1930年代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位论文，并未游离于当时流行一时的"统计型调查"的轨迹之外。
1948年，杨庆堃辞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职回国，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岭大期间，扬庆堃指导学生对学校东侧的鹭江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次调查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沿袭"统计型调查"的传统，而是采用"社区研究法”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区位学派影响的杨庆堃，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社区研究方法颇有心得“为了让学生们更全面地了解社区研究法的精髓，杨庆堃在社会学系内专门开设了 "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课程，将林德（5词）所着的社区研究的名着"丁元加市心「小71”列为必读参考书。选修“专题研究‘’课的学生虽不足10人，但每人都会选定一个研究项目，作为其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题目，其中又以有关鹭江村的调查研究项目为主 刘耀荃在其毕业论文《鹭江村的权力结构》中，写出了自己对于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不单满足于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同时还可以从社区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看出这个社区内社会结构配合的原则；这就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在杨庆堃的带动下，岭大社会学系的部分同学逐渐认识到，应将他们所调查的社区视作一个有机体；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没有止步于收集和统计数据上，而是要有意识地探究社会事实的存在原因和分析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制度和组织的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用事实的辨证，去推求理论原则的意义二 为了探寻历史的变迁，鹭江村的调查活动非常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杨庆堃不仅将该村最大的车、莫两姓的族谱拍摄下来，还请学生将《莫氏族谱》手抄了一遍（正宝杰：《关于鹭江村调查的回忆》，《广州文史
资料》第十三辑）。正宝杰的《鹭江村家族与祭礼调查》一文，以这两部家谱为主要材料，专门安排两个章节，详细论述了两个家族的历史随着鹭江村调查的逐步展开，其学术影响力亦越来越大。1949年春，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魏德菲尔德（Redfield）由杨庆堃陪同，专门视察了这个田野点。1950年代，杨庆堃还依据鹭江村的田野素材，写出了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v 和"The Chinese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两部着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以欧美经验为标准“削足适履”的做法。
杨庆堃在大力提倡"社区研究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统计型的社会调查。通过他指导的两篇学位论文《四十个星加坡华侨雏妓的研究》和《医药社会工作–南京中央医院社会服务部》，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统计学的“敬畏之心I）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式的“社会学的调查”的转变过程，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SO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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