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宿迁县志康熙22年(1683)增补刻本 PDF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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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简介

书名：《康熙宿迁县志》

作者：(清)胡宗鼎原修,练贞吉原纂;(清)林昆翰增修,曹增补

出版社：日本藏本

出版时间：清康熙22年(1683)增补刻本页数：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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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康熙宿迁县志》九卷(清)胡宗鼎原修，练贞吉原纂；(清)林昆翰增修，曹增补清康熙22年(1683)增补刻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作胡宗鼎纂修，并著录存有康熙3年刻本，并误。宗鼎，字凝九，河南永城人，清顺治15年(1658)进士，康熙2年6月至6年曾任宿迁知县。贞吉，宗鼎同乡，生平来详。昆翰，清湖北黄冈人，举人，康熙22年来知宿迁。,邑人，廪膳生员。宗鼎莅任后，访得明万历24年(1596)县志，以字画漫灭难读，且此后迄未续修县志，遂聘贞吉执笔，赓续近70年来县内之事于原书之末，并会全邑荐绅土民集资付梓，于康熙3年蒇事。康熙22年，朝廷因纂修一统志，诏征全国省志，府志、州县志。昆翰接檄后，以之属曹，遂与学博沈何思共相商订，将康熙3年后之人、事，择要增补于《胡志》之末。全书凡9卷。卷前有蔡士英《重刻宿迁县志序》、胡宗鼎《宿迁县志序》，曹《重修宿迁县志叙》、喻文伟万历5年序、何东凤万历24年序、何仪《宿迁县志后序》，以及县志诸图12幅。卷1舆地志：沿革、郡表、郡名、疆域、至到、星野、形胜、山川、湖陂；卷2建置志：城池、县署(附属署、公署、马场)、学校(附会馆、社学)、坛祠、坊巷、仓铺(附浅仓)、乡隅(附社、镇、集)、津梁(附渡、井、堤、泉)、卷3典礼志：公仪、祭典、封赠、风俗；卷4田赋志：户口、田地、税粮、均徭、里甲、杂办、驿传、夫役、马政、兵戎、土产；卷5秩官志：官制、县秩官表、学秩官表、邑属、宦迹；卷6人物志：忠义、孝友、文学、选举、武功、吏职、女德、流寓；卷7～8词翰志：诰敕、议、传、记、叙、文、论、赋、诗、联；卷9杂志：古迹、坟墓、祥异、仙释、寺观。记事上限努力追溯事物的起始发端，下限最晚者止于康熙22年，主要内容详于明代及清初。此志篇目设置仿于前志，且在前此诸志基础上增补而成，有后出转精之妙。宿迁于黄河夺淮后直当黄河下冲，屡为泽国，卷7《词翰·记》收有邵元哲《迁宿迁县记》、喻文伟《建城迁治记》等文多篇，于此记述颇详。卷4《田赋志》所收有关宿迁与沭阳、赣榆、安东(今涟水)、睢宁、盐城、桃源(今泗阳)、河南归德府永城县等地拨交、接受协济银的资料，对于研究宿迁及有关各地的财政状况，以及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政策、协拨制度等，都大有裨益。胥吏是古代州县衙门的实体，而其待遇却一向很低，研究古代史者有清初胥吏按季给以工食，其后屡经裁减，至康熙元年完全取消工食银一说。《田赋志》所记当时宿迁承担清江户部分司、山清管河同知、刘马庄巡检员、钟吾驿驿丞以及本县知县、县丞、主簿、教谕各色胥吏工食银的内容，足以匡正这些史学研究者之谬。练贞吉、曹虽非大手笔，但时得史家笔法。其《人物·忠义》项羽传，仅谓“今有祠在灵杰山”，余只谓“详见《史记》”。然而考证粗疏之处，间或有之。如《伍举传》云；“见《左氏·楚世家》。’《楚世家》系《史记》之一篇，并非出于《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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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熙《宿迁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补刻本，是清初地方志体系中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文献成果。它不仅系统记录了宿迁地区的地理沿革、建置制度、风俗人情与历史人物，还折射出康熙朝政治整饬、文化复兴与地方治理的时代背景。通过增补刻本的编纂，可以看到清廷在统一全国后，对基层社会秩序、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高度重视。本文以该志书为中心，从编纂背景与版本源流、体例结构与内容特色、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文化影响与时代精神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力求呈现其作为地方志典范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内涵，并揭示其在清代地方治理和区域文化建构中的独特地位。

一、编纂背景与版本源流

康熙《宿迁县志》增补刻本的形成，首先离不开清初政权稳固后的整体文化环境。康熙年间，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之后，国家政治秩序逐步稳定，为地方志的大规模修纂创造了条件。地方官员在中央倡导下，积极整理地方文献，以巩固统治基础并彰显治绩。

宿迁地处淮北要冲，自古为交通与军事重地，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尤为明显。早期县志在战乱中多有散佚，史料残缺严重。康熙二十二年的增补刻本，正是在前代志书基础上，对散失内容进行补充、对旧有记载加以订正，体现出“补阙拾遗”的编纂宗旨。

从版本源流来看，该刻本并非完全新修，而是在原有志书框架上进行增补修订。这种做法既尊重历史连续性，又反映现实变化，是清代地方志编纂中常见且成熟的模式。通过增补内容，宿迁的历史脉络得以更加完整地呈现。

此外，增补刻本的刊刻本身，也反映了地方经济与文化条件的恢复。刻书需要资金、人力与技术支持，其顺利完成说明宿迁地区在康熙中期已具备一定的社会稳定性和文化积累，这为志书的流传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体例结构与内容特色

康熙《宿迁县志》增补刻本在体例上遵循传统方志的规范结构，一般包括舆地、建置、职官、选举、人物、风俗、艺文等门类，条理分明，层次清晰。这种体例既方便查阅，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学规范的重视。

在地理舆图与建置沿革部分，志书对宿迁的山川形势、河道水利、城池布局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黄河、运河相关记载颇为详尽。这不仅反映地方自然环境，也与当时漕运、治河等国家重大事务密切相关。

人物与选举部分，是该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历代乡贤、进士、举人及地方名宦的系统记载，志书构建出宿迁的士人谱系，彰显地方文化传统。这种书写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地方士绅的文化认同。

在风俗、祠祀与艺文记载中，增补刻本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生活气息。节庆习俗、信仰形态以及诗文作品的收录，使志书不仅是行政文献，也成为一部兼具文学与民俗价值的综合性文本。

三、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作为一部康熙时期的地方志，宿迁县志增补刻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为研究清初地方行政、社会结构和基层治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县级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

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该志书所保存的地名、水系、人口与赋役信息，为后世学者复原宿迁地区历史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通过与其他时期县志对比，可以清晰观察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长期演变。

在人物史与教育史方面，志书对科举人物的系统整理，为研究清代地方教育水平、士人流动与社会上升路径提供了具体案例。这些资料在正史中往往难以见到，凸显地方志“补史之阙”的独特功能。

此外，志书中保存的大量碑记、序跋与诗文，也为文学史和文献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它们不仅记录事件，更体现清初士人心态与文化审美，具有跨学科研究价值。

四、文化影响与时代精神

康熙《宿迁县志》增补刻本的编纂，本身就是清初文化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梳理地方历史，志书帮助清廷将地方社会纳入统一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中，从而增强政权合法性。

对地方社会而言，县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象征。它将宿迁的历史、人物与风俗加以定型，使地方记忆得以文本化、权威化。这种文化建构，对后世宿迁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时代精神来看，增补刻本体现出康熙时期务实、整饬与复兴的治世气象。编纂者既重视史实准确，又强调教化功能，反映出“以史为鉴、以志化民”的价值取向。

即便在今日，这部县志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地方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系统整理与文字记录，而历史认知的建立，往往源于对细微地方经验的尊重与保存。

总结：

总体来看，康熙《宿迁县志》康熙二十二年增补刻本，是清初地方志编纂成熟阶段的代表成果。它在承继旧志的基础上加以增补修订，不仅完善了宿迁的历史记忆，也展现出清代地方治理与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

通过对其编纂背景、体例内容、史料价值与文化影响的综合考察，可以发现这部志书早已超越单纯的地方记录功能，而成为理解清初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的重要窗口，对今人研究历史与传承文化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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