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岳永逸

《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岳永逸【文字版_PDF电子书_】

书名：终始
作者：岳永逸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无
出版日期：2023-4
页数：/
ISBN：978730327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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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民俗学和社会学运动都有着繁杂的演进风景。在吴文藻、杨堃、赵承信、黄迪、林耀华和黄石等先生的指导、参与下，先后以清河试验区和“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为平台，在充分借鉴孙末楠民俗学说(Folkways)的基础上，采用局内观察法和社区功能论，燕京大学师生的民俗学研究经历了从风俗、民俗到礼俗的转型，产生了一批热描人生常态的民俗学志，形成了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支脉。这也反向使得燕京大学社会学本土化历程有着浓厚的民俗学基底。

作者简介：

岳永逸，四川剑阁人，民俗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兼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着有《“口耳”之学：燕京札记》《“土着”之学：辅仁札记》《以无形入有间：民俗学跨界行脚》《朝山》《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忧郁的民俗学》等。

摘要：岳永逸的《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以中国现代学术史为背景，系统梳理了民俗学在社会学视野中的生成、演变与转型过程。全书以1926年至1950年这一关键历史时段为核心，通过对学者群体、学术制度、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源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民俗学如何在社会学框架下被建构，又如何在时代变迁中逐步走向分化与重组。作者不仅关注理论文本与学术论争，更将民俗学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展现其与国家建设、社会调查、知识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终”与“始”的双重视角，本书既呈现了一段学术传统的阶段性 заверш，又指认了后来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持续互动的起点。整体而言，该著作在史料运用、问题意识与理论反思上均具有重要价值，是理解中国民俗学与社会学关系不可或缺的学术成果。

一、问题意识与写作立场

《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首先确立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即为何民俗学在中国早期会以“社会学的民俗学”形态出现。这一问题并非单纯的学科史追溯，而是指向知识生产背后的制度、思想与时代需求。岳永逸通过追问学科生成的条件，使读者意识到民俗学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塑造出来的。

作者在写作立场上，避免了单线进步史或简单断代史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一种“过程—关系”的分析视角。他将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与学者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强调学科并非抽象存在，而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中实践出来的。这种立场使得书中对民俗学史的讨论更具厚度与现实感。

此外，岳永逸在书中始终保持反思性态度。他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社会学民俗学的成就，而是通过细致分析其贡献与局限，展示这一传统在方法与理论上的双重面向。这种审慎而开放的写作立场，使全书具有较强的学术对话价值。

二、学术脉络与历史背景

本书将1926年至1950年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阶段，这一时期既涵盖了民国时期学术制度的形成，也包含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术转折。岳永逸通过梳理这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指出国家建设、社会改造与知识需求对民俗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将社会调查运动、乡村建设实践与民俗研究结合起来分析，揭示社会学为何成为民俗学的重要理论依托。民俗不再只是风俗志或文化遗存，而被视为理解社会结构、伦理秩序与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这一转向深刻塑造了当时的研究取向。

同时，书中也展示了这一学术脉络中的内在张力。一方面，社会学方法为民俗学提供了科学性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民俗学对文化象征与意义世界的深入阐释空间。通过还原历史背景，作者使这些张力显得合理而可理解。

三、核心人物与研究实践

《终始》并未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对关键学者的深入分析，呈现社会学民俗学的真实运作方式。岳永逸选取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考察他们的学术训练、研究兴趣与田野实践，从而揭示学科形成的具体路径。

在这些人物的研究实践中，社会调查方法占据核心位置。通过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民俗被转化为可记录、可比较的社会事实。这种实践不仅推动了资料积累，也塑造了民俗学重经验、重实证的学术风格。

然而，作者同样指出，不同学者在实践中存在差异。有的更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有的则保留对民俗文化意义的敏感性。这些差异使社会学民俗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种内部多元、不断调整的研究传统。

四、理论意义与学科反思

从理论层面看，《终始》对“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刻反思。岳永逸指出，这一范式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学科互动的结果。它既拓展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也在无形中规定了研究的边界。

作者进一步将这一历史经验放入更长时段的学科发展中考察，指出1950年前后的转折并非简单终结，而是为后来民俗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这种“终中有始”的理解，使学科史呈现出连续性而非断裂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书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当代民俗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学视角是否仍然有效？文化解释应如何与社会分析结合？这些问题虽然源自历史讨论，却对今天的学术实践具有持续启发意义。

总结：

总体而言，《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以扎实的史料与清晰的问题意识，重构了一段复杂而关键的学术历史。它不仅让读者理解社会学民俗学何以形成、如何运作，也展示了学科在时代变迁中的选择与调整。

更重要的是，岳永逸通过“终始”这一富有张力的概念，提示我们学术传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的继承与反思中延续生命力。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具有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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