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美)詹启华【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

| 书名:制造儒家 作者:[美]詹启华(LionelM.Jensen)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无 出版日期:2019-1 页数:536 ISBN:9787301302293 | 7.7 豆瓣评分 | 孔网购买 | 点击喜欢 | 全网资源sm.nayona.cn |
内容简介: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检视了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对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章炳麟、胡适等学者对于“儒”的再发明。作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精神价值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在耶稣会士搭建的中西方交流中,西方人现在所熟知的“孔夫子”形象被建构了出来。这种建构夹杂了对于理想“他者”的想象和误读,并在启蒙时代对西方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又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所谓“儒”的传统正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本书强调的“制造”)的结果,而这些“制造”又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
作者简介:
詹启华(Lionel M.Jensen)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是一位从事17世纪至20世纪的儒家范畴史的着名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思想史、民俗史以及中西交流史的研究。
译者徐思源,癸亥年生,江苏建湖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兴趣集中在明清天主教史、宗教社会学,现供职于政府部门。
目 录: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
目录
致谢(Ⅰ)
附注(Ⅷ)
中国历史纪年表(Ⅸ)
导言 “孔夫子”、孔子与现代想象/1
上篇 制造“孔夫子”和“儒教”
第一章 耶稣会士、“孔夫子”与中国人/47
第二章 又一个轮回:耶稣会士及其着述在中国和在欧洲/121
楔子 “儒教”的意义及其使命:对概念可靠性的思考/211
下篇 澄清“儒”的意义与虚构一个孔子
第三章 古代文献,现代叙述:民族主义、复古主义与“儒”的再造/233
第四章 殊相即共相:胡适、“儒”以及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337
结语 世纪回眸:“‘天下大同’的本土主义”与“求乐经济”/413
参考书目/446
索引/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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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詹启华《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以跨文化视角解构儒家思想从区域传统到全球文明的嬗变历程,揭示其并非静态的古典遗产,而是在历史互动中被不断“制造”与重构的动态体系。本书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通过考察传教士、汉学家及东亚知识分子的诠释实践,展现儒家如何在与基督教、启蒙思想及现代性的碰撞中,形成兼具本土根基与普世潜能的文明形态。作者强调,儒家的全球传播既是知识翻译的过程,也是权力协商的场域,其核心命题在于:传统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活力?本书为此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理论锐度的分析框架,堪称理解儒家现代转型的里程碑之作。
1、儒家的跨文化重构
詹启华开篇即挑战了儒家作为纯粹“中国特产”的刻板印象,指出其从诞生之初就处于跨文化流动之中。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将“四书”译介至欧洲时,并非单纯传递文本,而是有意将其塑造成与基督教教义相通的“自然神学”,这种选择性翻译实质上是儒家在欧洲语境中的首次“制造”。利玛窦用亚里士多德范畴解释“仁”“礼”,使儒家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批判教权、倡导理性的思想资源,伏尔泰对“孔子道德”的推崇正是这一重构的典型产物。
到了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与汉学家如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又赋予儒家以“宗教性”特征,以适应西方宗教学分类体系。詹启华揭示这种翻译绝非中立,而是充满政治与神学意图的再创造:理雅各将“天”译为“God”,便使儒家思想被迫纳入西方宗教话语的框架中。这种跨文化重构并非单向的西方殖民行为,东亚知识分子同样主动参与其中,日本学者荻生徂徕、韩国实学派都曾借儒家资源回应本土危机,形成各具特色的“制造”版本。
作者进一步指出,儒家的跨文化重构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儒家获得全球性传播的可能,成为启蒙运动、现代性批判等世界思潮的对话者;另一方面,这种重构也导致儒家被切割、简化甚至扭曲,例如“孝”被等同于家长专制,“礼”被贬为形式主义。这种张力贯穿全书,成为理解儒家全球命运的关键线索。
2、全球文明中的儒学
詹启华将儒家放置在全球文明互动的宏大叙事中,考察其如何参与构建现代世界体系。他指出,儒家并非被动接受西方冲击,而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能动角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魂洋才”口号背后,儒家伦理被重新诠释为支持工业化的职业道德,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思想正是将儒家义利观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这种本土化重构使儒家成为东亚现代性的精神底色。
在西方,儒家思想则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20世纪初,胡适、林语堂等中国学者向西方介绍儒家时,刻意强调其“人文主义”与“理性精神”,以对抗西方物质主义的异化。与此同时,美国新儒家如狄百瑞,将儒学阐释为一种强调道德主体性与社群和谐的哲学,试图以此弥补西方个人主义的缺陷。詹启华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对话中的权力关系:西方对儒家的接受往往基于自身需求,而非真正理解其内在逻辑。
作者还分析了儒家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角色。20世纪50年代,美国汉学界将儒家视为解释“东亚奇迹”的文化因素,认为其集体主义、重视教育等特质促进了经济腾飞。这种阐释虽推动了儒家的全球影响力,却也使其沦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注脚。詹启华强调,真正理解儒家的全球意义,必须超越这种工具化解读,看到其作为多元文明对话媒介的潜力。
3、文本与权力的交织
本书另一核心论点是:儒家的“制造”过程始终交织着文本解释与权力运作。詹启华以《论语》的西方翻译史为例,展示不同时期译本如何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19世纪传教士译本强调儒家与基督教的对立,以论证传教必要性;20世纪学院派译本则侧重文本的哲学性,以确立其作为世界哲学经典的合法地位。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作意义的重新编码,背后是学术体制、文化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权力关系同样体现在东亚内部对儒家经典的选择性传承上。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将“四书五经”固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民间却存在大量异端诠释,如李贽对“童心”的强调、王阳明对“良知”的阐发,这些被压抑的声音在全球化时代才得以重新发现。詹启华认为,儒家的真正活力恰恰在于这种边缘与中心的张力,而非官方的正统化表述。
作者还考察了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权力维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学热”、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韩国的“儒教国家”想象,无不是政治力量对儒家资源的重新激活。这些实践虽推动了儒家传播,却也可能导致其被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绑架。詹启华提醒我们,儒家的全球未来取决于能否保持其批判性与开放性,而非沦为权力工具。
4、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詹启华最后聚焦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问题,认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批判了两种极端立场:一是将儒家等同于封建残余的激进否定,二是将其视为永恒真理的浪漫化复古。真正的转化在于发现儒家思想中能与现代性对话的要素,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链条、“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义、“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这些资源可为当代全球问题提供独特方案。
作者以“仁”的概念为例,展示其如何在现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传统“仁”作为差序格局中的道德情感,在现代被诠释为普遍主义的人道关怀,甚至与西方人权话语形成对话。杜维明等新儒家学者将“仁”发展为“对话文明”的核心概念,强调其超越文化隔阂的潜能。这种转化并非抛弃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创新,使古老思想焕发新生。
詹启华也指出,儒家的现代性转化面临深刻悖论:若要成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就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框架,但这可能消解其独特性;若固守原初语境,则可能沦为博物馆化石。解决之道在于保持“制造”的自觉性——即认识到儒家始终是开放、动态的建构过程,而非封闭的实体。唯有如此,儒家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既保持文化身份,又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创造。
总结:
《制造儒家》以跨学科视野揭示了儒家从区域哲学到全球文明资源的复杂历程,其核心洞见在于:传统并非既定遗产,而是被不断诠释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詹启华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与理论建构,打破了关于儒家的本质主义迷思,同时避免了后现代主义的虚无倾向,为理解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提供了典范性研究。书中对权力、翻译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考察,不仅适用于儒家,也为其他非西方传统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本书的终极价值在于激发读者思考: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我们如何既尊重传统的多元性,又寻求共同的价值基础?詹启华的答案充满辩证智慧:承认“制造”的不可避免,同时追求“制造”的伦理自觉。唯有在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之间保持张力,儒家才能真正成为滋养人类文明的活水源头,而非博物馆中的标本。这部著作不仅是学术领域的里程碑,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思想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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