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科技的全球史》科技史中的“快手”，还原科技真实的生存状况[英](大卫·艾杰顿)【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_科普百科

《老科技的全球史》科技史中的“快手”，还原科技真实的生存状况[英](大卫·艾杰顿)【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

《老科技的全球史》封面图片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接地气的科技史，它着眼于无缘奖金和主流关注的科技(如波纹铁皮、人力三轮车、避孕套等)。这些器具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平淡无奇，大部分是相当过时的老科技，或者是老科技结合地方需求改造后的产物，但长时间以来非常好用、不可或缺。

跳脱传统科技史的叙事藩篱，作者将目光投向模仿改造、保养维修等一贯被认为缺少技术含量但实际上影响深远的环节。通过数据对比和史料分析，严肃的科技史学者验证了你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被吹捧得新奇酷炫的科技或设备，往往水分满满不太实用。在科技的更替换新中，国族政策、军事目的、市场需求、企业利润，种种以往科技史不太考量的因素，可能比科研机构对科技的影响更多。

作者简介：

作者大卫·艾杰顿 (David Edgerton )

英国权威历史学家，于帝国理工学院创办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并担任主任及汉斯·劳辛讲席教授(Hans Rausing Professor)，后随该中心一同转至伦敦国王学院，着有《战争之国：1920—1970的不列颠》《老科技的全球史》等。

译者李尚仁

帝国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着有《帝国的医师》，译有《老科技的全球史》《欧洲医疗五百年》《科伦医师吐真言：医学争议教我们的二三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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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技

摘要：大卫·艾杰顿的《老科技的全球史》如同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了科技史研究中“唯新是从”的迷思，将聚光灯转向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却真实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老科技”。本书并非简单地为旧技术正名，而是通过大量鲜活的案例，揭示了技术生存的复杂生态：从自行车到骡子，从打字机到集装箱，这些“快手”般的实用技术，其生命力与影响力远超许多闪亮却短命的新发明。艾杰顿以全球史为背景，挑战了线性进步的科技史观，强调技术选择、使用与废弃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博弈。这本书不仅是对科技史书写方式的革新，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进步”理解的狭隘与偏见，引导读者重新审视那些被低估的技术力量，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多元且充满韧性的科技世界图景。

1、颠覆“唯新论”叙事

艾杰顿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毫不留情地拆解了传统科技史中那种以“创新”为唯一主角的宏大叙事。在主流话语里，科技史几乎等同于一部“新发明史”，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每一个里程碑都被赋予改变世界的魔力。然而，艾杰顿指出，这种叙事严重扭曲了现实。他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案例证明，许多被认为是“旧”或“落后”的技术，其实际使用范围和持续时间远超我们的想象。例如，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运输工具并不是汽车或飞机，而是自行车和畜力车，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

这种“唯新论”的偏见，不仅存在于大众认知中，也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艾杰顿尖锐地指出，对“创新”的过度迷恋，导致我们忽视了技术扩散、使用和废弃等更为关键的环节。一个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其发明的早晚，而在于它被多少人、在多大范围、以何种方式使用。例如，他考察了打字机这一“老科技”，发现它在办公室革命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普及程度和持续影响时间，远非后来许多昙花一现的输入设备可比。这种视角的转换，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技术史的真实权重。

更进一步，艾杰顿揭示了“新”与“旧”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共生共存的复杂关系。新技术往往需要依赖老技术的基础设施才能运行。比如，全球互联网的物理骨干网，大量依赖于早已铺设的铜缆和光缆，而光纤通信技术本身也并非“全新”，其原理在19世纪就已有人探索。同样，核电站的运行需要大量常规的机械、电力和控制系统。艾杰顿通过这种“技术生态”的视角，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科技世界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混合体，而非一个不断被“新”取代“旧”的线性过程。

2、全球视野下的技术生态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宏大的全球史视野。艾杰顿的笔触并非局限于欧美中心，而是将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在传统科技史中被边缘化的地区。他生动地描绘了在非洲、拉美和亚洲，人们如何创造性地使用、改造甚至“重启”那些在发达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技术。例如，他提到，在20世纪下半叶，非洲的许多国家大量进口并长期使用欧洲淘汰的二手卡车，这些“老科技”在缺乏完善公路和维修体系的条件下，反而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韧性。

这种全球视角打破了技术单线传播的迷思。艾杰顿指出，技术并非总是从“先进”地区流向“落后”地区。在许多情况下，老技术在特定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甚至反过来影响了全球技术格局。例如，集装箱运输这项看似简单的“老科技”，其全球标准化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博弈，而它的普及彻底重塑了全球贸易物流体系。艾杰顿通过考察集装箱在港口、铁路、公路系统中的实际应用，揭示了其作为“快手”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世界的深度改造。

艾杰顿还重点分析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与“废弃”政治。一个技术在不同国家的命运，往往不取决于其技术性能，而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条件和文化偏好。例如，他比较了自行车在荷兰和美国的截然不同命运：在荷兰，自行车因其对城市空间的友好性而被广泛接纳，并发展出完善的配套设施；而在美国，汽车文化的强势地位使自行车长期被边缘化。这种差异背后，是不同社会对“好技术”的不同定义和选择，而艾杰顿的工作正是要揭示这些被技术决定论所掩盖的复杂社会过程。

3、技术选择背后的权力游戏

艾杰顿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将技术史置于权力关系的显微镜下进行审视。他有力地论证了，技术并非中立，其产生、扩散和废弃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博弈。国家的意志、公司的利润、军队的需求，往往比技术本身的“先进性”更能决定一项技术的命运。例如，他详细考察了二战期间及战后，雷达、原子弹等“大科技”的发展，这些技术并非单纯的科学突破，而是国家动员大量资源、进行高度集中管理的产物。

书中对“技术选择”的剖析尤为精彩。艾杰顿指出，所谓“最佳技术”往往是一个被权力塑造的神话。企业或政府在选择技术时，并不总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更多地考虑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维护、对劳动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对市场垄断的追求。他举例说明了英国铁路系统在19世纪为何坚持使用宽轨，以及美国电话公司如何通过专利和标准战来扼杀竞争技术。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技术路线之争，本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此外，艾杰顿还关注了“老科技”如何成为抵抗和另类选择的工具。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地方和社群有意识地选择保留或复兴某些老技术，以对抗主流的、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技术体系。例如，他提到印度的“乡村工业”运动，以及一些环保主义者对风车、太阳能等“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崇。这些案例说明，技术选择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文化认同、政治自主和生态可持续性的问题。艾杰顿的研究，为理解这些复杂的权力游戏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理论框架。

4、重新定义“进步”与创新

《老科技的全球史》最终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定义“进步”？艾杰顿质疑了那种将科技进步等同于人类福祉提升的简单等式。他通过大量实例说明，许多被我们视为“进步”的新技术，实际上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社会不公以及军事毁灭的威胁。相反，一些被抛弃的老技术，在特定情境下却可能提供更可持续、更公平的解决方案。例如，他对比了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与传统的、基于有机耕作的小农农业，指出后者在生态弹性和社区韧性方面往往更具优势。

艾杰顿倡导一种“使用史”的视角来重新评价技术。在他看来，一个技术的真正“创新”，不在于其发明的早晚，而在于它被如何“使用”。一个技术如果被广泛、持续且有效地使用，即便它看起来“老”，其社会价值也远高于一个虽然新颖但很快被弃用的发明。这种视角将人们从对“新”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引导我们关注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效果。例如，他高度评价了集装箱、自行车、打字机这些“快手”技术，因为它们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极高的社会效益。

通过这种反思，艾杰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批判性和现实感的创新观。他并非反对技术创新，而是呼吁我们摆脱技术决定论的束缚，将创新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生态语境中考察。他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应仅仅是技术参数的提升，更应是人类福祉、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改善。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自己对“进步”的想象是多么狭隘，并启发我们去寻找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更真实、更接地气的技术发展路径。

总结而言，《老科技的全球史》是一部颠覆性的作品，它以其犀利的批判和丰富的实证，成功地将科技史研究的焦点从“发明”转向了“使用”，从“新”转向了“旧”，从“中心”转向了“边缘”。艾杰顿通过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快手”技术如何真实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不仅挑战了我们关于科技和进步的固有认知，也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技术生态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这本书促使我们反思，在追逐最新技术浪潮的同时，是否忽略了那些仍在默默运转、却至关重要的“老科技”，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

更进一步，本书的启示意义早已超越了科技史领域。它提醒我们，任何关于未来的想象，都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和当下真实状况的清醒认知之上。在环保、可持续发展、数字鸿沟等全球性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艾杰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审视视角：不要轻易将“老”等同于“落后”，不要盲目相信“新”就是“好”。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理解新旧技术如何共存、如何互补，以及如何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做出最合适的技术选择。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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