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美]莫妮卡·普拉萨德 着)【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_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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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美]莫妮卡·普拉萨德 着)【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封面图片

内容简介:

《过剩之地》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政府干预的传统由来已久,且非常强大,但为何政府干预力如此强大的美国,却没能遏制自己在发达国家中居高不下的贫困率?历史倒退回19世纪末,彼时美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农业利益促进运动。这场运动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促进农业利益的税收和金融政策,这些政策没有带来欧式福利,却非常讽刺地导致了信贷民主化,开动了美国经济的消费引擎。读史早知今日事。底层扫地出门,中层美国梦碎,“需求侧”经济撕裂了今日之美国,然而原因却要到历史中去寻找。

作者简介:

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ASA)比较历史社会学组主席。研究领域涵盖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美国税收制度的发展以及美国持续的贫困是她关心的主要议题。普拉萨德还是多个知名学术奖项的获得者,包括富布赖特奖学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教员早期职业发展奖、古根海姆社会科学类奖学金和拉塞尔·赛奇基金会奖学金,是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新星。另着有《自由市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新财政社会学》(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余晖 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助教、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代译序:美国按揭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部分 解释美国的政府干预

第一章 农民的旅行

垄断势力

货币改革

税收

管制

第二章 比较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

以阶级为基础的观点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国家文化

种族分裂

国家结构和历史制度主

第三章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需求侧理论

第二部分 促进农业利益的税收管制

第四章 没有国家销售税的历史

为何对国家销售税说不?

三次失败的尝试

战后的尝试

第五章 过剩之地

累进所得税在美国的缘起

休伊·朗与累进税

第六章 累进税与福利国家

倾向私人福利的税收优惠的兴起

比较视野:其他国家的私人福利

累进税的后果

第三部分 促进农业利益的金融管制

第七章 美国的对抗性管制

破 产

对抗性管制

第八章 信贷民主化

世纪早期的美国信贷

比较视野中的联邦住房管理局

信贷即正义

第九章 信贷国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权衡

各国的信贷和福利

信贷与消费

信贷与危机

第四部分 结论

第十章 按揭凯恩斯主义:总结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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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莫妮卡·普拉萨德以锐利的社会学目光,剖开了美国繁荣表象下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痕。本书并非简单的经济史叙述,而是一场关于财富分配、制度设计与文化逻辑的深度思辨。普拉萨德指出,美国并非因资源匮乏而陷入贫困,恰恰相反,其惊人的农业生产力与工业产出制造了“过剩”的困境——丰裕本身未能普惠众生,反而催生了独特的贫困形态。这一悖论的核心,在于美国政治体制如何将“过剩”转化为排斥机制。通过追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农业抗议、税收政策与福利制度演变,作者揭示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种族、地域偏见如何共同编织了一张让底层群体在富足中陷落的大网。全书既是对“美国梦”神话的祛魅,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平命题的尖锐拷问。

1、过剩悖论的制度根源

普拉萨德的分析起点,直指美国农业领域惊人的生产效率与随之而来的价格崩溃。19世纪末,铁路网的扩张与农业机械化让中西部农场主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谷物与牲畜,但全球市场饱和与运输垄断使得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们发现,越是辛勤劳作,债务反而越深,土地被银行没收的风险越大。这种“丰饶中的贫困”并非偶然,而是自由市场逻辑与缺乏有效调控的必然结果。农民起义与民粹主义运动由此兴起,他们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控制货币供应,打破铁路公司的定价权。然而,这些诉求在国会中遭遇了工业资本与金融势力的强力阻击,最终演变为一场关于“谁有权分享国家财富”的持久战。

这种制度性困境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达到顶峰。罗斯福新政试图通过农业调整法案限制产量、补贴农场主,以稳定价格。但政策设计者深受当时种族政治与地方自治传统的影响,补贴大多流向了拥有土地的白人农场主,而黑人佃农与墨西哥裔农业工人被系统性排除在外。普拉萨德敏锐指出,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奠定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底色:它并非以公民权利为基础,而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市场参与度为准入条件。于是,过剩的农产品被销毁,而饥饿的人群却在粮仓外徘徊。制度的错位,让“过剩”从潜在的福祉变成了排斥的工具。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美国的联邦制结构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悖论。各州在福利标准、税收权限上的高度自治,使得富裕州可以设置更低的税率与更严苛的救济门槛,而贫困州则因财政拮据无力提供基本保障。资本与劳动力在州际间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逐底竞争”——各州竞相削减公共支出以吸引投资,导致底层群体的安全网千疮百孔。普拉萨德强调,这种制度设计并非无心之失,而是根植于建国以来对中央集权的深刻戒惧,以及将贫困视为个人失败的清教伦理。当制度本身成为制造不平等的引擎,富足便注定无法普惠。

2、税收政策如何制造贫困

税收政策是普拉萨德剖析美国贫困悖论的第二个关键维度。她详细梳理了20世纪美国税制的三次重大转型:从依赖关税与消费税,到引入累进所得税,再到里根时代的减税浪潮。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博弈,而结果几乎毫无例外地有利于资本所有者。例如,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通过后,联邦所得税虽名义上具有累进性,但国会很快加入了大量针对农场主、小企业主和房地产投资者的豁免条款,使得实际税率远低于表面数字。更关键的是,工资收入与资本利得长期适用不同税率,后者往往享受更优待遇,这让依靠劳动维生的大多数人承担了更重的税负。

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与全球竞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焦虑。资本开始大规模外逃,企业通过游说成功推动了税率下降与监管放松。普拉萨德指出,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与1986年的税制改革,表面上是简化税制、刺激增长,实则将税负从资本转移到了劳动与消费上。销售税在州级层面普遍提高,而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70%骤降至28%。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税(工资税)的征收上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劳动者缴纳的份额相对增加,而高收入者因收入远超上限而实际税率降低。税收政策的这一转向,直接压缩了公共福利的筹资基础。

这种税收结构制造了一种扭曲的“反再分配”效应。普拉萨德用详实的数据证明,当政府因减税而减少收入时,削减的往往是教育、医疗、住房补贴等对穷人至关重要的项目。而富人则利用累积的财富进一步投资于政治游说与选举捐款,形成“减税—公共支出削减—不平等加剧—更多政治影响力”的恶性循环。在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通过的“第13号提案”大幅限制房产税增长,导致公立学校经费锐减,学区质量严重分化。贫困家庭的孩子被困在资源匮乏的学校,而富裕社区的孩子则享受优质教育,阶层流动的通道就此收窄。税收,这个本应调节分配的工具,在美国变成了固化不平等的利器。

3、福利制度的双重标准

美国的福利制度一直以“残补型”而非“普惠型”著称,普拉萨德在书中深入揭示了这一特征背后的文化政治逻辑。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不同,美国从未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与失业保障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碎片化的、针对特定群体的项目,如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针对贫困家庭的临时援助、以及针对军人的退伍军人福利。这种碎片化并非技术缺陷,而是有意为之——它使得不同群体之间难以形成团结,反而因资源争夺而相互敌视。白人中产阶级往往将福利项目视为“给懒汉和移民的施舍”,而少数族裔则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与排斥。

在福利项目的实际运作中,道德评判与种族偏见无处不在。例如,1935年《社会保障法》最初排除了农业工人与家政服务员,这两个职业当时主要由黑人与墨西哥裔女性从事。同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南方州仍通过“品格测试”与“居住要求”等模糊条款,将黑人申请者挡在福利门外。普拉萨德指出,这些做法并非偶然,而是南方民主党议员为了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精心设计的妥协。福利的给予不是基于公民权利,而是基于“值得帮助”的道德筛选,而“值得”的标准又深深嵌入了种族与性别的刻板印象。单身母亲、失业者、移民,往往被污名化为“福利女王”或“搭便车者”。

1996年克林顿签署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将这种双重标准推向了极致。该法案取消了联邦层面的现金福利保障(AFDC),代之以有严格时间限制和劳动要求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普拉萨德分析,这项改革名义上是为了促进自立,实则将贫困的责任完全个人化,忽视了结构性的就业不足、儿童照护缺失与种族歧视。结果是,许多单亲母亲被迫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工作,而一旦遭遇经济波动或健康危机,便迅速跌入赤贫。福利制度从一张安全网变成了一种惩罚机制,它惩罚那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稳定位置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是最需要社会支持的人。这种制度设计,让美国在富足中制造了持续不断的贫困再生产。

4、消费主义与贫困的共生

普拉萨德并未止步于制度分析,她还犀利地指出,消费主义文化是美国贫困悖论的另一个重要支柱。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逐渐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广告、信贷与大众媒体共同塑造了一种“通过消费实现身份认同”的社会风气。然而,这种消费文化对于底层群体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廉价商品与分期付款让低收入者也能拥有汽车、电视和住房,暂时缓解了生活压力;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信贷使得他们陷入债务陷阱,而一旦失业或生病,消费能力随即崩溃,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消费主义许诺的“人人皆可中产”变成了脆弱的泡沫。

更隐蔽的是,消费主义转移了公众对生产领域不平等的关注。当人们沉迷于购物中心、新款手机和体育赛事时,他们往往忽略了自己在工厂、农场和办公室中所遭受的低工资、长工时与缺乏保障。普拉萨德以20世纪50年代的郊区化运动为例,指出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担保政策鼓励白人家庭购买独栋住宅,而红lining(划红线拒绝贷款)政策则将黑人与贫困社区排斥在外。这种空间隔离不仅固化了种族不平等,还制造了“郊区富裕、城市衰败”的景观。消费的繁荣掩盖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品的严重不公,让贫困在光鲜的广告牌下被悄然掩埋。

最后,普拉萨德揭示了消费主义与政治冷漠之间的关联。当物质丰裕(哪怕是借来的丰裕)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人们对于制度性变革的渴望就会减弱。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反贫困运动曾一度撼动既有秩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去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会力量衰退,底层点击联系需要东西方神秘学学习资料,专业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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