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术的书,以及先知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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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术的书

引言

如果说巴比伦祭司或许还有埃及祭司的一连串宇宙论的、神话的、魔术的观点与行为被借用过来或多或少有变形或未变形，尤其用在祭仪的历法上那么没被借用过来的却正是巴比伦祭司智能里具关键性的至高且奥义的内容：不管是占星术、天文学，或是占卜术（肝占或鸟占）。后者被明文禁止，尽管确实仍行之于民间。

某个占星师甚至一度出现在犹太圣典的职业里，而星象图也如世界其他各地一样时而有所摆设。不过，拉比的教示明白禁止向迦勒底人咨商询问：“对以色列而言，没有先知存在。”犹太教的祭司阶层也成功地排除了这些竞争者，而且古老的拉比观点，至少在古犹太圣典时代，更是断然拒绝了此种异教的学问，尤其是占星术的决定论，说这有伤神的崇高与决断自由。

▲耶路撒冷古城

就拉比的社会处境而言，根本没有学术传统或辅助手段可资利用来培养这种学问。如果拉比既非巫师、先知、奥义哲学家、占星师或占卜师，那么他们也非某种奥义救赎论的、灵知的担纲者。不止近东的灵知的特殊形式，连同其造物主及其无规范论，全都遭到禁止与排斥，至少在古典一犹太圣典时代，一切的灵知尽在排除之列。决定性重点在于：灵知一神秘的救赎意图会使律法与伦理严正的行为丧失价值。不止高贵的知识阶层典型可见的种种神秘形式，而是任何纯粹神秘主义的救赎企图都被认为是可疑的，是具有被魔鬼导入歧途之危险的“梦幻”。恍惚忘我的神灵附身尤其被认为如此，相当于先知对抗狂迷之道的斗争。

正如“可理解性”对于犹太圣典而言是其价值的指针，拉比的解释也沉静但彻底坚决地拒斥一切上达神灵的非理性且狂热的手段。这不可以用什么“阶级状况”的结果来加以解释：因为东方与西方的许多秘法传授者正好是在小市民阶级里赢得其信众，而这些小市民对于神秘一忘我的宗教意识所抱持的态度在气性上可说是千差万别。这毋宁是犹太教传统的历既有特性使然一一方面是经由祭司法典，另一方面是经由预言而确定下来。总而言之，任何不愿放弃与律法之关联的犹太人是如此，法利赛人亦是如此。由于律法书与先知的伦理理性内容之故，义务性但持续不坠的律法研究使他们得以脱离救赎企图的非理性形式。

▲犹太教徒祭祀

不止这个消极面，重要的是当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空乏欠缺时，还有圣经可以填补他的不足。伟大先知的强烈悲怆，国族历史叙述振奋人心的力量与狂热，创世神话与原人神话的素朴但激昂的严肃，诗篇的强烈情绪内涵，约伯与其他人的传奇故事和箴言的智能，在在都为包拢几乎一切所能想见的感情状态的宗教内在生活建构出一个框架，而这样一种性质的框架则是世上绝无仅有、再无他例可寻的。

此种独特性并不在于素材的“经验”内容，因为构成其经验内容的各个要素及其中所论列的问题，无疑皆可在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各式圣典中找到相对应的事物。其特异之处毋宁首先在于这些经验被压缩在这么一个狭小的范围里，然后特别也在于其庶民的性格，以及圣经文本是任何人都绝对可以理解的特性。重要的不是巴比伦的神秘主义与宇宙论的母题被圣经的故事所借用，而是这些母题从祭司的传承被移转回庶民那里。

直接可以理解同时又极为高昂庄重的先知神观也促成了这种“特殊可理解性”的契机，亦即不止传奇故事的种种经过，而尤其是从故事里所产生出来的“道德”，不只任何人，即使任何小孩都可以理解。荷马史诗的英雄是希腊世界的小孩（乃至于任何小孩）都可以理解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部分是印度小孩所能理解的。但是《薄迦梵歌》就没有任何小孩也没有任何印度小孩可以理解，佛陀的纯解脱论也是如此。连同印度的宇宙论与人类学，这些高密度思维的结晶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耶路撒冷

反之，犹太教的经所宣说的“理性主义”，尤其是道德主义的，但同时也是实际主义一宇宙论的理性主义，是如此直接贴近民众，而且正是在关键性的部分诉诸小孩似的理解力，在这点上，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圣典尽皆望尘莫及，或许拿撒勒的耶稣的故事是个例外。犹太教里超世界的唯一神是这样一种典范：他部分而言像是个父亲，部分而言一会儿是有恩慈的一会儿又是冷峻无情的君王，主导着世界的命运；他当然爱护他的子民，但当他们不顺从时，便会加以严厉的惩罚，不过借着祈祷、驯服与道德美行又能再度赢得他的心；在所有的宇宙进化论和人类学的神话建构里，正是这一个范式以其符合素朴的未经哲学思辨而被升华的大众与小孩见解的方式，使得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被理性地理解。

不过，此种理性的可理解性不但使教团里通过教导、讲道与研读而为众人所知的神话、诗歌与先知的宗教实用主义独具特色，而且也强制了拉比的思想无以偏离此一轨道。奥义的、灵知的救赎贵族主义至少原本就不易在此地基上生长出来，或者即便能够形成，也不易扩展。如果有什么奥义会出现的话，顶多是连接上那半暧昧、半为人遗忘其原始意义关联的先知幻象，此等幻象应许那被神剥夺恩宠的民族有个较美好的未来。事实上，此处亦与宗教哲学性的思辨相关联。

▲犹太教徒

有两个层面是属于我们现在的脉络。首先是真正思辨性的末世论，此种末世论一来是与但以理和以诺的文学相连结，二来是从波斯与巴比伦起源的救世主思辨借用过来而形成的，诸如“人子”的教说、御前天使和类似角色的教说，这些在真正法利赛派的拉比圈子里一般而言一直都是为众所知的，但毕竟仍是异质的东西。此等教说极大程度上虽非绝对一是在阿姆哈阿列次的秘密集会里养成的，而耶稣或其门徒无疑是从此处获取其人子的观念，而不是取自法利赛人和拉比的教说。

对此教说而言，弥赛亚仍是个应许未来的犹太人的地上的王，他将在重新修好的神的帮助下把他的民族抬高到往昔的光荣，并且歼灭其敌人，或者如诗篇里所描述的，使之成为臣服的奴仆或最终改宗皈依以色列的信仰。或者这教说与复活信仰相结合：这个王将在他的王国里让复活的虔敬者过着崭新且纯净的生活。不过，进而言之，所有这些希望不难成为形上的因而也就是易于走向奥义的思辨的对象－不过是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清楚的是，这些期待一旦成为心思所悬之事，就可能而且必定会给犹太人的虔信带来一股强大的悲怆之情：之所以与所有的印度救世主宗教意识有着根本的差异，原因之一正是在于此种“末日”期待之存在于犹太人当中的这点上。

▲犹太小孩

再者，一旦有不寻常的征兆与灾异出现，或者在末世论的先知的影响下，此种末日期待似乎就要实现时，它便会而且事实上也成为最强而有力、在某些情况下也最为野蛮的狂热的源泉。不过，在日常生活里，或者当事情使人的心思从这上头转移时，其影响力必定弱化成为渴望从苦难与危机当中被解救出来的一种情绪性的憧憬，世界的秩序连同犹太民族与虔敬者本身全都被控诉为不充足的，并且让自己和命运再度和解，这有助于促成犹太教宗教意识的“信仰宗教”的性格。

这特别是在哈德良皇帝治下神殿崩毁后的犹太圣典时代里的情形，也就是当弥赛亚的希望迁延到遥遥无期的时候。实际的行为只会受到此种问题的影响，亦即人类的那些行为能够提供或提升自己那份资格，足以期盼救世主的快点降临并且加入复活者的行列。不过，拉比的教示是依据圣经故事的范例、先知当然还有律法，来解答这个问题，而律法的重要性也因而被热烈地提升起来。教团的罪，其官职权威者本身的罪（尤其是背离神），在拉比眼中无疑也就是一切罪中最为深重者，因为这将使弥赛亚的到来失落到更遥远的未来，并且因而是欺骗了怀抱希望的所有虔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