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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易经延伸阅读内容：

简单地说，西方对《易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冷不热到热的过程。

《易经》自十七世纪被介绍到西方后，先后引起了欧洲哲学史上三个德国人的注意，他们是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耐人寻味的是，欧洲最重要的这三个思想家对《易经》的认识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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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1646-1716）是柏林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最先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问题，是数理逻辑的先驱。

在哲学上，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单子所构成，各种单子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而最高级的单子就是上帝，上帝预先安排整个世界各个单子的和谐协调。列宁说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原则，一语中的。

莱布尼茨一生都追求本原规律，但认为认识是先验的，是心灵自身所固有的潜在观念的显现，并顺着这条思路一直追到创造了“前定和谐”的上帝那里去。

应该看到，如果不是总缠着上帝的话，他的某些想法和我国上古时总结了《易经》的人有相通之处，加之也是和数理打交道的，他钻入了《易经》不足奇。

莱布尼茨从宋代易学家邵雍对六十四卦的排列中看出了二进制记数法，他曾与康熙皇帝通信，把二进制的发明归功于朱熹及其门人蔡元定。

他从蔡氏《周易折中·启蒙》中的伏羲八卦出发，指出作为当代电子计算机数学细胞的二进制，开创于伏羲。

莱布尼茨去世八年后，康德出世了。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曾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恩格斯说这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

但也就是这个连太阳系是怎么来的都能说出个所以然的人，同时又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宣称“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本体”，人们认识的只是“现象”，可见他在冥冥苦思中已达到的深刻之域。

康德研究过中国哲学。从他的学说来看，按说应能从《易经》中寻觅到些许知音，可他又轻易地让这本书从眼皮底下滑过去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易经》“非常不好懂，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解释。”

西方哲学家曾说康德的伦理学是“哥尼斯堡出的中国货”，其实他只是对孔孟之道有点浅薄的理解，而孔孟之道又来自于《易经》所奠定的平衡体系，所讲的是个和谐间题。

看来康德是在舍本逐末，这倒表明他在沉思中绝不敏锐。论年纪，康德可以当黑格尔的祖父，但黑格尔对他学术上的这位前辈一点也不客气，他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把由康德开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推向顶峰，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这个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是“思有同一说”，认为绝对精神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它是辩证地发展着的，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有这样一个评价：“黑格尔体系的目的在于统一精神与自然、一般与个别、理想与现实等对立面，并使之成为综合体。”

这个评价与恩格斯所说不谋而合。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这种评价只有一点不确，即“第一次”把物质和精神、历史和现实综合描述为一个整体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总结出《易经》的中国人。

《易经》的对象是人的精神活动和一体化的万物，描述的是精神与物质综合运动中的本原规律表现。

黑格尔的理念经历了自在自为、他在、由他在回复到自身三个阶段，《易经》中的“神道”经历没有这么玄奥和曲里拐弯，但却比所谓“理念”更本质，因为它是实在规律。

黑格尔的理念由系统化的辩证法支持，而“神道”尽管没有那么多“思辩”概念为依托，但在古朴凝练、苍然艰涩的古汉语表述中，其内涵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中国对“思有同一”的研究比西方早几千年，但黑格尔非但没认识到这点，反而对远胜于他的先师表现了异常苛刻的态度。他认为孔子“老于世教”,“没有思想。”，所说不过是“道德常识”。

正象对孔孟之道一样，他也研究过《易经》，只是从没看出道道。他把太极图看成一条蛇咬自己的尾巴，没实际意义。他连爻和卦都区分不开，却发表了一通谬评，提出：“六爻图系统是表示万物都起源于道的一种解释”，但与其用直线表示思想和实在，不如用神话和语言。

他反对未济卦，说上三爻代表火而下三爻代表水，因为实际生活中水火不能混合，所以这一卦是荒谬的。他一方面认为六爻图表明中国人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认为六爻图“是在同一般的感性对象打交道。”

他认为，六十四卦所能完成的仅是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和毕达哥拉斯用四要素（空气、火、水、土）和数字想去完成的事情。他对《易经》的总认识是研究外在的秩序而不是研究内在秩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

《易经》是在解释实在之极终性质的过程中产生的，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同道又远高了几个数量级，他本应从中有所借鉴，谁承想这位大哲学天才却以西方认识东方时所特有的那种深刻的肤浅将之拒于门外，使东西方的山与山碰撞的机会失之交臂。

西方从总体上感受到《易经》的价值是二十世纪的事。

有一个问题曾经久久地困扰着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古希腊哲学家开创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系统实验为基础的，而中国的古代贤哲并没有遵循这条道路，为什么却能做出西方的全部发现？

世界古代发明的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

作出这一结论的李约瑟博士在其所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爱因斯坦的问题：

造成欧洲现代科学文明的灵感也许是欧洲人的，但欧洲最“现代”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所受到的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当然，李氏所说与清代喧嚣一时的“西学源于中学”说不是一个意思。清初的学者囿于封建文化极度发展带来的优越感，说西学中的代数学源于中国古代的算学，而康熙皇帝又发挥了是说，于此滥觞。

李氏所说的本意是，中国古代璀璨的科技文明的催发，并不需要汲取西学的养分，也不可能沿着西学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们在今天非但不是陈腐落伍的，而且仍能对西方最前沿的科技发展起指导作用。

那么，这一至今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什么？

并非巧合，李氏所列举的三个中国古人俱是有名的治易大师。

庄周哲学的出发点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而《老子道德经》又是在《易经》的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宋周敦颐的主要着作是《太极图说》，他由于阐发易理而影响了干千万万的人；南宋朱熹是理学的创始人，而“理”又源于易理，其主要思想在所着《周易本义》和《太极图说解》中得以充分发挥。

李约瑟博士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挖掘，还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不妨说，顺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线索挖掘，在它的源头我们不会找到其他，而只有《易经》。《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开端，从中体现出的方法和思路是西方生疏和不解的，既没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没严格的受控实验，那些让全人类受益的基本技术不知怎么就脱颖而出了。

西方的困惑并非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易经》曾经催发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明，这就是实践检验的尺度。从这个千年以上的事实倒退上去，西方的哲人不能不感受到《易经》里有为他们所不解的巨大价值。

在本世纪的中前期，在将近五十年间，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是由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主导的。他最先发现原子序数对化学元素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重要意义，他把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量子论与核式原子的概念结合起来，以解释氢原子发射的光谱，并从中探讨量子力学所带来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这些理论似乎与古老的东方哲学丝毫不搭界，但给玻尔授勋时，他却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徽章的图案。

直至量子物理学成熟起来，充分认识到波粒二象性时，西方的有识之士才认识到太极图并非黑格尔所说的是一条蛇在咬自己的尾巴，而是对波粒二象性的准确概括：太极图是圆的，这是粒子性；圆的中间又有正余弦函数波形，这是波动性。

太极图是波粒二象的统一。

不仅如此，波形把圆分割为黑白两个部分，表明波粒二象统一于阴阳（正负）的对立，而在对立统一的两部分中又各有一个与所在部分颜色相反的“鱼眼”,它们不仅表明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表明了波粒统一体中仍有更小的波粒统一体。

多少年来，中国道士的道袍上就画着这种图案。清末的拳民们在身上或在肚兜上画着太极图，自我感觉为刀枪不入，呼三喝四地去攻打驻京西方列强的大使馆，结果还是让洋鬼子的洋枪打了个透心凉。

历史的这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了，国人不愿或不忍再翻回这一页，因为这是被坚船利炮打了个稀哩哗啦的一页，但帮助美国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玻尔的胸前又别上了太极图图案的徽章。

历史并不常开这种残忍的玩笑。

这个事实倒应促使国人翻回那一页去，再多翻几页，那怕一头扎到故纸堆里也无妨。

玻尔等优秀的科学家帮助美国人造出的原子弹是炸大日本帝国的。

日本既跟美国在太平洋岛屿角逐，又打着所谓“同文同种”的旗号侵略大而孱弱的中国。“同文同种”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方便条件，这就是他们砍中国人脑袋的时侯充分借鉴了由中国的《易经》导源的文化。

明朝崇祯十年，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三卷十八篇刻印刊行，其中讲述了农业、纺织、制糖、冶铸、造舟车、纸墨，酿酒以及造火药、兵器等工艺的源流和方法。但到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它却未被收录，从此逐渐湮没无闻。

在中国人忘记了《天工开物》时，日本人却并没闲着，他们成立了《天工开物》研究所，其中有几百名研究人员专门研究此书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先进技术。

我国自商周起铸炼就很有一套。到春秋战国后，兵器铸件经特殊锻打后，刃口既软又硬，连骨头带肉全能对付。这在《天工开物》中反映为“擦生”技术，其关键是在兵器刃口上形成一层特殊的膜。日本采用了“擦生”技术。

侵华期间，“大日本皇军指挥刀”砍得中国人的头象西瓜似地满地滚，而连着砍几十口子，刀口却不带卷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多年了。在此期间，“当地人打当地人”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军事摩擦单说，反正工业大国间始终没有兵戟相见。在这相对安定的时期，他们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有可能真正开始认识《易经》的意义。

从科学理论来看，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些用易理解释西方科学理论的工作。

他们用传统的六十四卦不仅推导出了普通物理学公式，而且推导出了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着名的狄拉克公式有四个解，他们不仅一一推出，而且还多推出高层次上的四个解。

当时只发现了九十六种元素，他们用六十四卦逐一推出了各元素的电子层、电子对、长半轴、短半轴以及电子运行的圆或椭圆轨迹。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步工作难免有牵强之处，也并未引起重视，但它充分说明六十四卦具有很强的本质性。本质的东西是最稳定的，现代科学技术不管怎么发展，总是在向本质靠拢，因而自主不自主地符合阴阳文化。

实际上，近年来那些开始研易的西方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目的是通过易理做超前准备，把握住新的发展趋势。

从现代科学研究来看，最昂贵的当属高能物理课题了。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则由夸克组成，其他重子也由夸克组成。夸克看来是真正基本的，也就是不能把它再分成更小的东西了。夸克与夸克间靠强力相互作用，多年来物理学家企图通过粒子加速器从重子中打出夸克，以观察它的自由态，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探测到这样的自由夸克。

要再搞下去只能建更大的对撞机，但这对经济大国来说也要伤筋动骨。怎么办？科学家被迫从生物科学上寻求出路口。

人也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

而当人的潜能被开发出来形成特异功能后，对基本粒子的处理既独特又便当，前面谈过，所谓意念致动，被意念所动的不是物体的整体，而是使物体成粒子状“动”到另一处再恢复成原物。这里的机制就深得没底了。

要解决它，中国古老的道教帮得上忙，而道教的武器则是《易经》。

从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来看，科学必须尽快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石油和煤都不是能够再生的，用完了也就完了，核能与水利发电站尚不足以成为人类的基本能源。

科学家们寄厚望于热核聚变反应，其原料来自海洋，取之不尽，但聚变反应堆要求用高温等离子体作燃料，当一个高浓度轻核（如氢的同位素氘和氚）等离子体被加热到大约 10℃，核的运动就快得足以穿透彼此的电势垒而产生聚合。

这样，就生成了较重元素的核，同时放出数量可观的能量。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聚变反应堆方案是理想的，也没有一台能接近商业应用阶段。

退一步来说，即便这种研究在将来取得了重大突破，让它来作为人类的基本能源也是无法想象的，还是要回到人体研究上来。

人体有从空间采集能量的巨大潜力，空间也有尚不为我们所认识的能量，人体的场能要用得好的话，远不是其他能源所能取代的，气功的应用就是一个例子，而这又不过是在《易经》指导下的一支尚未充分发育的分支。

从生命科学本身来看，《易经》应用更有广泛的前景。中医源于易，两千多年的实践已充分地证明了它的综合性，连贯性和真理性。这点已无须赘言。

西医并不源于易，但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作为西方的生命科学基础的遗传密码学说很有可能最终要由易学来阐明，也就是说它的归宿很有可能是易学。

如果对此有疑义的话，可以看看这么几组对应的数字：

人体有六十四种密码子，《易经》有六十四卦，遗传物质 DNA与 RNA 分子有四对碱基，八经卦到可成四对互卦；碱基间通过键来联接，形成三联体密码（即密码子），八经卦是三爻卦，阴键对阳爻，阳键对阴爻，一一对应；DNA 分子为一种双螺旋结构，由两条方向相反的多核苷酸链组成，其碱基互补配对，同一平面上是两个不同的三连体密码，而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均由两个三爻经卦组成。

这不应该看成是巧合。

实际上，今天的科学证明六十四种密码子的复杂排列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路，而古人则认为六十四卦的复杂推演可预测一个人一生的“数”。

本质对本质，两方面的本质至今都没搞清，但它们对应起来时似应能在互补中被认识的更清楚一点。

中医来之于易，它之所以两千年不易，原因在于三千年前便铺垫了西方医学理论三千年后才揭示的问题。当人们说西医有向中医靠拢的趋势时，实则是向本原规律靠拢，向《易经》靠拢。

基于以上原因，近年西方有人说，下个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不足怪，很正常，说到底，中国的世纪十生命科学的世纪＝《易经》的世纪。

由之，西方发达国家对《易经》的兴趣浓了，拨款，组织人力学习，成立相应机构，甚至准备在大学里开设有关专业课。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便越认真。

我在这节的开头说西方对《易经》热，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言过其实，我说的并不是眼下，而是一个不久即将到来的趋势。肯定不仅会烫手，而且很有可能盛而不衰。原因很简单：逼上这步了。

这种热不同于熊猫热、针灸热、刺绣热、功夫热、气功热、长城热、文物热以至风筝热、中医热、老庄热，它不是出干好奇而追逐东方的神秘感，不是为了给生活平添些情趣，也不是为了寻求健体养生之道。

它要凝重得多，执着得多，是为了完善自身，发达自身，同时也是为了拯救自身。

可能罗唆的太多了，把张延生撇下的时间太久了，这是不得已。为了把这位“易侠 ”面临的情势说透点，我们不能不出点格，直至几页纸过去后才接着谈到他。

还是那次去香港的时候，他逛书店时发现关于《易经》的书挺多，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台湾作者写的。那时他就略感奇怪，怎么港台对《易经》这么感兴趣？

买了几本回来一翻，才感到港台同胞的《易经》研究水准很高，对易学诸问题的见解十分确当。这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多年来不曾中断的钻研的结果，这也不是一个小圈子孜孜努力的结果，而是只有在一种浓厚的易学氛围中才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