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看到太阳升起,梦里梦到太阳从山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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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看见太阳升起

平江路老客栈（5）

可能我也接触不到那种层次的贪腐分子，再也睡不着了。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参加省国企改革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会上突然说起主旋律这个话题，时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老作家龙志毅先生便说现在的主旋律依我看就是反腐败（据他说刚从全国政协开会回来），再不反来不及了。他车过头问身边的高宗文先生（时任《贵州日报社》主要领导）说，我敢写，你那里敢不敢发？全场哄堂大笑。这一幕多年来我不敢忘了。

那次去天河潭，余华和池莉坐风雨廊桥石头台阶上聊天，他意思好像是说：“面对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我真的没办法闭上眼睛！”时间大概是1992年，他们作客贵阳。

他俩身体疑惑头斜靠着刷漆的立柱，各坐一边。长时间不吱声，在沉思。面前是若干级石台阶，那一天光线不大好。我站在水边。而那天因同坐一个览车斗的缘故，空中线路又长，我和周梅森聊得比较多，还留下了他南京家里座机电话。在平江路方宅客栈，我出人意料反复想起了这些陈年旧事，两个月以后，周梅森先生编剧的《以人民的名义》火遍了中国。“我到底有没有勇气等待呢？”

我平躺在大木床上反反复复地瞎折腾。木格子窗上光怪陆离，斑衣戏彩。看到一只拇指大小麻蛾子，朝灯罩上拼命撞。“啪嗒，啪嗒，啪嗒。”我有点发冷。我听着朋友均匀的呼吸，酒醉后入睡胡涛并没有打呼噜。我回忆起梦到艾丽丝•门罗老太太写的故事，仍然是关于朱丽叶和克里斯塔。克里斯塔在我梦里笑了。“那个绿颜色的人和那头母牛吗？”“夏加尔。我喜欢夏加尔，”克里斯塔说，“毕加索算是什么东西。”

还接二连三梦到大风暴、鲸鱼湾的海滩和燃烧浮木的葬礼，烧埃里克残缺不全尸体的熊熊大火。一个闪闪发光火堆。我“这个梦里”同样“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怖。倒不是那种吓得你险些魂不附体的恐怖，却是能从你血管的最窄处穿过去的那一种。当她醒来时那种感觉仍然滞留不去。”然而现在，我“发现这样的梦挺可耻的。……是一种卑劣的自我泄愤。”他对公安人员说害怕坐牢。

如果说到结束生命，我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缺少勇气。那些自杀者勇敢得多了，不管是选择了撞火车、跳楼、上吊、或者是喝农药。我突然想起了早年间在五里牌大队晒坝边看到个喝下“乐果”或者是“敌敌畏”的中年女人（参见我长篇小说《西风冷》），我仿佛又闻到了那一股浓烈的药味。铅灰色云片在映衬着广阔、湛蓝色天空底色的我头顶，飞快跑动，盖着小黑瓦的粮仓屋脊上，有只灰斑鸠响亮地发出三节音，扑棱扑棱飞落到包谷抹斜坡地旁边桉树林里去了。

“我一贯所缺少的恰好就是这种勇敢啊！”

迷迷糊糊，我忽然产生了某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还有更甚的是，包括亲人、朋友对我的一再抛弃。这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地位、金钱的痴迷和追求令我惊慌。当我刚生病的时候，知道没钱去住院，从一开始我就并没有打算过，明摆着哪个也都靠不住。更怕拖累了别人。我母亲故去后，我没房子住，长期住在乡下漏雨的棚子里头，下雨时，连鞋子也能漂起来的，但没人开口说一声叫我去华宫巷住。倒是有人叫我回贵阳就是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回贵阳去的时候住在哪里呢。租房子住的话，凭我那点工资，要吃饭，要买点参考书，加上数病缠身，不自己种点毛毛菜的话，哪里再来钱交房租呢？偶尔，大家说起的全部都是空话！

是因为我懒吗？每天写作十个小时，是怪我工作不够努力吗？是因为我人不够善良，或者是我差了诚信吗？都不是。恰恰相反我太坚守这些规矩了。现在我突然好想哭啊，老天爷还有眼睛吗？我早年把房子给了她和我儿子，他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就算是这个理吧，难道，我的诚意从来都打动不了任何人？难道可儿离婚又复婚又离婚时我在电话里的这一头嚎啕大哭起来这会是我的一种表演和作秀。难道，我听说儿媳妇在道真县生病的时候我当即带着我全部七千块钱（怕我自己住院要交门坎费从来不敢动用）还把工资取完坐上长途班车赶去这不足以表达我的真心？他们把母亲在华宫巷留下的房子租出去，由弟弟和可儿收取房租，当我打电话商量说我要看病吃饭钱不够能不能由我收一次房租却没有任何人肯答复，想当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力而我从没吱过一声，肯定也不会当场埋怨时，所有人还是觉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突然，在某次睡梦里一个炸雷在半空中炸响，仿佛连天边一角都为之变色了。

连大地也在抖动。把我吓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