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所写的这篇文章是多年前的一篇课堂期末作业。
轻易不推荐给人，太致郁。。
但很不幸的，这篇文章数度易稿，期间数次因为电脑故障遗失。
它本身和占星无关，为了迎合作业考核需求，文字体系和价值观并不是我一贯的套路。但在我心中，《血与骨》的男主角金俊平一直是摩羯座的原型代表。
这篇文章写的很快，很长，初始版本有近万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后来几度删改，就只剩五千字了。
另一方面，虽然成稿很快，但总是丢。几次三番的丢失原稿。。
兜兜转转，我终于在无意间找回了这篇文章。
比较长，不太好读，还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比心~
根作为民族文化和血脉传承的源泉，牢牢扎根于历史的肥沃土壤中，以家庭为单位凝聚成整个民族的共同信仰，不断壮大繁荣自身，又通过下一代的绵延教化巩固强化已有的族群基因，最终衍化为葱郁茂盛的参天大树，无论枝桠伸展的何其高拔，始终不忘其本源之坚固与幽长。
亚洲文明传承历史中，中日韩三国拥有相近的文化本源，以深厚儒学积淀，忠孝仁义礼为基本原则的民族品性，孕育出勤劳温厚且聪慧的人民。但是恋“根”的黄种文明相比于西方的流浪文明，虽将集体力量发挥至极致，却不可忽视的抹杀个体的独特性，酝酿出许多艰辛刻骨的悲剧。
《血与骨》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电影，并未从惯常的好莱坞套路切入——正义的化身，人间真善美的象征，富有英雄主义特色的主角拯救苦难同胞于水火之中，与残酷凶险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历经万千险阻最终赢得胜利——而是刻画了一个贪婪暴力好色且吝啬的丑恶暴君形象。由北野武扮演的主角金俊平作为从济州岛飘洋渡日的移民，是一个狂暴不羁的男人，他虐待亲生骨肉，蹂躏妻子情人，残害同胞工友。这个以血汗工厂起家的资本家通过压榨同胞和发放高利贷获取大量原始资本，但是面对欲成家的长子，被家暴的女儿乃至罹患癌症的妻子，却吝啬的分文不给。对于家庭乃至整个旅居大阪的朝鲜社群，他都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恶棍魔鬼，也同样是家庭惨剧的制造者和不幸根源。相比于浓墨重彩的渲染性与暴力，家庭伦理与社区生活，影片中朝鲜人民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怀只是轻描淡写的作为时代背景几笔掠过，直至影片末尾，金俊平带着小儿子回到祖国，将毕生所得巨款全数捐献朝鲜政府，并在寒冷破败的小木屋内满足的咽下最后一口气，影片戛然而止。
丑恶的暴君本应是万众唾弃的社会渣滓，逼迫残害手足同胞本不值得任何同情，但这一切极端的演绎最终走向了光辉耀眼的对立面，将整个国家的幸福建立在个人家庭和少数同胞的痛苦与不幸之上，为大我的集体利益无私牺牲个人的小我，其行为之正当合理性有待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原本贪婪吝啬的恶棍直到最后才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他是多么无私且真挚的爱国者，并且他已经执着到根本不去理会所有人对他长达数十年的误解。就如影片开头，其子在旁白中说道：“父亲一直就像一堵高墙，阻挡着我。”
旅居异国他乡之人，无论行走多远，故土家园依旧是其魂牵梦萦之所，就如影片导演崔洋一和剧作梁日石都是朝鲜旅日后代，其对“根”的执着是激发创作灵感的始动力，而身处异国文明中，才更体会到本民族溶于血骨的独特文化身份认同。
一、“根”性文化下的孝道坚守
《血与骨》片名取自朝鲜民谣：“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骨，和我母亲的血。”东方文明中传承至今的孝道，是维护民族根性稳定的重要力量。“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毁伤。”言下之意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身体，都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首先是属于我父母的，“每个人都是属于他人的”[[1]]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以及对父母教导的言听计从，显得尤为合理且必须遵循。而自此延伸出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也就可以被理解并接纳。听从父母教导的孩子是乖孩子，值得被奖励，乖孩子是成为孝子的前提，但真正能通过孝子考核的标准是棍棒。因为犯了不被父母允许的错误，或者成为父母不良情绪的发泄对象，从而忍受父母的“棍棒”教育，却并不因此埋怨，反而能体谅包容父母的子女，才是真正的孝子。因为孝子深谙一个道理，自己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父母的，因此父母有随意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打和骂，只是父母对自己表示关爱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2]]中考察了西方社会历史传统中儿童概念的发展由来，他指出，儿童是近代以来才产生的概念，在古时候，成人可以随意的猥亵伤害儿童且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波兹曼进而论证到，童年是伴随着羞耻心诞生的。影片中年幼的花子目睹了父亲强暴母亲的场景而后木然离开，金俊平并未因女儿在场便停止强暴妻子。剥夺女儿的羞耻心意味着父亲用禽兽的行为强行向女儿灌输着一种女人生来需要受到男人主宰的命运。当花子长大以后，金俊平因为情人脑瘫而迁怒于自己的女儿，不断逼问女儿“我是你的什么？”当花子说：“是我父亲”时，金俊平扇了女儿一耳光，随后说：“我不是你父亲！”花子问：“如果你不是父亲那你是谁？”金俊平怒吼道：“你说什么？还敢顶嘴？”说完把花子推下了楼。因为父亲无理取闹的迁怒而被打落两颗牙齿的花子万念俱灰吞下老鼠药企图自杀，抢救过来后为躲避父亲迫害而草草结婚，与不相爱的男人生下女儿，又因不堪丈夫家暴最终上吊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孝道文化下，花子作为温柔的女儿，是唯一一个从不敢忤逆父亲，对父亲的暴打逆来顺受的孩子，唯有自杀才是她所能够选择的最消极且沉默的对抗。也正因如此，当金俊平得知女儿身亡后，大闹灵堂，引发两个家族的战争，将一众小辈打的屁滚尿流。父亲拥有随意处置子女的特权，但是子女作为自己的私有物，父亲保护子女不受他人迫害。家族的团结抗外，是血缘和孝道使然，更是民族根性的体现。
二、子嗣传承文化“根”性
根性的传承除了依靠孝道的维护，还需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广为诟病的古老名言在新时代计划生育和丁克家族的现实打击下，似乎已经找不到立足之地。但是民族文化的魔力从不浮于流表，而是积淀于代代相传的思维惯性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人类美好的文化愿景，而事实上，精华很难保存，糟粕很难去除。在文化档案的记载中，糟粕表面上被清理一空，而实际上，它们牢固且相当顽固的活在人的潜意识深处，成为文化基因中的隐性因子。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将成为一个危险信号，没有人作为媒介载体，文化何以传承？根的存在是为了叶的繁荣。每一代的奋斗与创造，都需要下一代的发扬与开拓。寻根，对于漂泊的移民来说，既是对流浪中未可知家园的渴盼，也是对故土山河的守望。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寻根更意味着延续血脉的自然本能。影片中，金俊平有着极强的性欲，他对朝鲜寡妇李英姬长达十八年的性暴力仍然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又先后与日本寡妇清子和定子发生关系，在他旺盛性欲的背后，则是对子嗣的强烈渴求。与他发生关系的三个女人中，金俊平唯一喜欢的是清子，但当他发现清子无法怀孕后，便强迫清子吃生蛆的生猪肉（影片中认为吃生肉可以增强生殖能力），而当清子患脑炎瘫痪在床，无法与他做爱时，金俊平用浸水的报纸闷死了清子，并对无意闯进的儿子正雄说：“终于让她解脱了”。无论这是发自内心的真爱或是早已嫌弃的借口，都无法掩盖他亲手杀死自己女人的事实。女人，无论再美好，对于金俊平而言，只是生孩子的工具而已。而当定子（第三位情人）生下孩子时，金俊平一改暴君形象，如同毛头小伙一般焦急的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当得知是女孩时，为人父的喜悦让他露出难得欢欣的笑容。
繁衍子嗣的背后，“根”性之衣钵传承还需通过养老送终来达成。传统儒家文明中，养老送终是子女尽孝的最后诠释，棍棒教育只是早期的约束，晚期则需“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具体践证。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养老问题的解决大多依靠长子制度，尤其在邻国日本、韩国，长子继承家业，对父母尽孝是其不可避免的责任与义务。金俊平一方面对子女极度凶暴，另一方面却拼命生养，虽则子息繁茂，但儿子却只有三个。长子朴武被赶出家门后死于黑道杀戮，正雄成为大哥死后的第二任长子，却对年迈的父亲无动于衷，最后，金俊平只能带着年幼的三子龙一回到朝鲜度过凄凉的晚年。
三、父权更替，业力循环
相比于对刚出生幼女的宽容和厚爱，面对儿子，金俊平如同对待仇人一般凶残暴力。当大儿子朴武想要些钱自立门户时，金俊平说：“我哪里有钱给你？我一文都没有。”由此引发的父子大战最后在街坊邻居的拼命拉扯下才终于平息。二儿子正雄一贯温厚老实，当他得知姐姐花子被父亲逼得吞下老鼠药自杀，怒气冲冲找父亲算账时，却被金俊平毫不客气的往死里揍又往浴池里淹，打断两条肋骨，患上急性胸膜炎；第二次因为母亲癌症治疗向父亲讨钱，金俊平说：“反正迟早要死的，浪费这钱干嘛？”“关我屁事啊，没钱的话就学我一样，拼了命挣钱！”由此引发父子俩第二次大战，相比于第一次活活挨打的经历，正雄在实战中提升技能，终于打败父亲，隔着木板将父亲揍了一顿。
父子之间因为金钱反目成仇，每一个儿子的成人礼都是通过与父亲单挑达成圆满。如此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行为有违孝道，但是面对残暴的
父亲，若不想被活活打死，则唯有孩子自身的独立与觉醒，才能与之抗衡。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总是保护着扮演父母角色的客体，在孝道伦理的有色眼镜下，不管是非对错，错的永远是子女。面对再任性再无理再凶残的父母，子女也只能一味忍受，决不能将半点忤逆之心表露出来，如此才能被世人接纳为社会中正常的一份子。现代化的观念或许只留在我们的口号中，而没有进去心里，糟粕的传统观念却在潜意识层面成为我们辨别忠奸善恶的标准与尺度。
在上述论证过程中，我们发现根性文明如同树一般，需要通过孝道的坚守来维护传承的一致性，也需要通过繁衍子嗣来维持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延续性。传统伦理教化告诉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可事实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家庭都是由一小部分人组成的单元集体，在集体内部发生人际冲突是正常的更或是无可避免的，又因为家人是无法自由选择的且从一出生就被绑定在一起，Argyle(1986)[3]论证道，被强加的关系，例如家人和合作者，比可自主选择的关系更易引发矛盾冲突。正因如此，当家庭内部冲突爆发时，这种冲突一方面具有很大的伤害性，但另一方面却会为了家族一致对外的导向性而被故意掩盖淡化。然而，无论多么想要掩盖和淡化，当伤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缺乏疏导闸口的冲突就会集结成暗自汹涌的死循环，累积的仇恨不会自动消失，爆发的刹那“父慈子孝”的假面具一捅即破，父权被打倒的那一刻，并不代表父权的消失，而只意味着新的父权体系的诞生，就像影片中花子对弟弟正雄说的那样：“你和爸爸真是越来越像了。”正雄从儿时对父亲的畏惧到长大后对父亲的仇恨再到影片最后对年迈父亲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正是一个独立觉醒后的个体对于早年父权家庭中暴力权威的成功反抗。但是，无论多么想要远离父亲，在心中又是多么唾弃父亲，继承父亲基因血脉的身体，仍如同父亲的复制品，而幼年的悲惨遭遇会给个体本身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在未来道路上，父亲高墙般的精神仍会对正雄投下巨大的阴影。父权看似被打倒了，但是个体本身所继承的文化基因又会将新的父权施加在下一代的成长中。家庭的悲剧业力往往代代相传，从而又造成看似玄学的因果循环。
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影片的时代背景设置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独立战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雄尚且年幼，却已被熏陶出极强的爱国主义朝鲜“根”性，和小伙伴们一起举起长柄扫帚对着天边的日本轰炸机做扎刺动作。朝鲜曾作为日属殖民地，饱经战争创伤。日本大阪的朝鲜社区内部，男人们忧思着“没了国家，我们还有什么活路？”不愿做亡国奴的忧患意识使得社区内部相互争斗又统一团结，“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回荡在每个朝鲜移民的心中。战后回归的金俊平二话不说开起了鱼糕工厂，不仅奴役移民同胞们没日没夜苦干，就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牛马般为他工作且分文不得。当有员工抗议时，金俊平随手捞起烧红的碳烫在员工的脸上，极度残暴的剥削下，大量原始资本得以累积。金俊平缺乏人性且爱钱如命的恶棍形象得以固化。可是，直到影片最后，金俊平将一生所得无私捐赠朝鲜政府，观众才发现，金俊平才是始终贯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在爱国主义面前，员工的福利，妻儿的幸福完全可以被忽略。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小小”利益。同样的，在家庭内部，则可以为了家庭目标的一致性牺牲个人“微不足道”的利益。朝鲜民族的“根”文化因其集体力量的凝聚而显得尤为令人敬佩，也因其集体洪流下个人主体性的丧失而使人喟叹。
移民，本应是融入他国文化生活的一个契机，但是对于朝鲜民族而言，自身的文化独有性才是其民族身份认同的最终归宿。树挪死，人挪活。即使漂泊在异国他乡，忍受着物质生活的贫乏，也绝不把根断掉。移民之旅，对于这些苦难的他乡客，反而是一场异国寻根之旅。或许正是因为离开了故土家园，才能更执着的坚守住心中的“祖国梦”。就如高拔的枝桠，即使再靠近明媚的天空，它的根，依然在厚实的泥土之下。
参考文献
[1] 赫胥黎着，李毅译.美妙的新世界[M].武汉出版社.2013.02
[[2]]尼尔·波兹曼着，章艳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
[[3]] Argyle, M. (1986). Rules forsocial relationships in four cultur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3),30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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