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谈起货币，满脑子都是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然而，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货币都是紧缩的。因为总量供给不足，货币不仅拖经济的后腿，还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掌握铸币权的朝廷面对通缩往往采取粗暴办法，直接放大币值，发行所谓的“当十”、“当百”大钱，直到形成恶性通胀。
皇朝兴衰更迭，跟货币量的供求高度关联，在这只看不见的手导演下，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罢我登场。
货币史一轮一轮地重演，政治史一幕一幕地轮回。
要捋清这个事，还得从头讲起。
货币的起源货币，是个神奇的人造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关于货币的起源，比较主流的观点有两种：一派认为货币来源于交换，一派认为货币由借贷催生。
交换也好、借贷也罢，都需要一个前提：私有财产。
当私有财产出现的时候，世界的奇点到来。借贷、交易应时而生，贫富分化，阶级产生。从此，人类摆脱原始社会，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国，这个奇点对应的历史时期是商朝。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认为实物货币才叫货币，比如各民族的早期货币——贝壳。人类学家认为只要履行了货币职能，借条也叫货币。早在贝币出现以前，人类因借贷而产生的交易媒介，无论形态、材质是什么，都可以称作货币。
龙币
随着交易量的扩大，实物货币出现。据亚当·斯密考证，早期实物货币形态各种各样，埃塞俄比亚用盐、纽芬兰用鳕鱼干、弗吉尼亚用烟草、西印度殖民地用糖等等，当然，全世界用得最多的还是贝壳。最终，实物货币归为金属，原因很直观：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稀缺、耐用、便携、易分解。
实物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的功能明晰起来，价值、尤其是交易价值是货币的灵魂。于是，货币变成了财富的度量衡。相应地，货币的本质要求是：币值稳定。
币值的稳定取决于两方面，钱和钱所对应的财富的数量。财富一定，货币发行量跟币值成反比；货币量一定，财富跟币值成正比。
在历史上，这个关系处理起来可不那么容易，货币发行量就像没拴绳子的狗，一会跑的没影，一会掉队老远。
通缩：实物货币的宿命从货币的定义和历史的实证可以看出，除开个别的历史时期，总体上说，货币都是短缺的。
一是经济发展，货币所对应的财富总是增长，货币供应量相对不足。二是实物货币的币材一定稀缺（因稀缺而有价值、因价值而选为币材）。三是实物货币因本身的价值而被贮藏，退出流通。三方面都决定了实物货币的通缩不可避免。
粗略梳理中国货币史，大致看到六次大的通缩周期。
第一次通缩，铜钱问世。常识告诉我们，私有制出现以后，极大地释放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财富暴增，货币供应相对短缺，——人类社会第一次通缩来临。
其时，对应中国的殷商至西周时期，贝壳正式成为货币。贝币的单位叫朋，就是用绳子穿起来的一串贝壳。据学者考证，因为贝壳太少，金（就是铜）开始用来仿铸贝币。“至迟在公元前第九世纪，中国已经有金属货币了”。①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作为贝币的替代品、也就是基础货币的增发走上历史舞台的。人类的实物货币，从一开始就存在发行量不足的困扰，贝币是这样，铜币更是这样。
像贝币一样，铜币作为主币以后，铸币权并不在政府，民间种类繁多的铸币填补了需要。铸币权在民间很有意思，意味着谁都可以印钱，市场上没有伪钞这一说。
据彭信威考证，一直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117年），铸币权才收到国家手中，各郡国、民间不许铸钱。官方禁止民间铸币，《建康实录》卷二的“嘉禾五年”记载，孙权设置了“盗铸之科”。但实际上，几千年来私铸绵绵不绝。
春秋两三百年间，主币有布币、刀币和环钱，其他各种币材的实物货币同时充斥市场，到战国时期，黄金才用作储藏和支付。很清晰的币材发展路径：贝币、铜币、黄金。
秦一统天下后，秦半两推行全国，从此方孔圆形的铜钱确立了中国货币的主币地位，两千多年没有大变化。
货币供应不足，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以一当十式的提高币值，即所谓“铸大钱”，史书记载周景王和楚庄王都曾铸大钱。这也成为解决货币供应不足的捷径，屡屡被后世效仿。
《管子》已经很直观地观察到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提出控制货币数量来控制物价。
从殷商到汉初，1500年历史上，基本都是
货币通缩，只有汉初铸钱减重几十年通胀。
第二次通缩，皮币、白银和铁币滥觞。《史记·平准书》记载了汉朝初立时货币与社会财富的对应关系，天子备不齐一辆四匹同色马的车子，将相坐牛车，老百姓吃了上顿愁下顿。
这时候的汉朝廷，把社会供给短缺当成财富（钱）不足，做反了经济调控，“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直接减重，黄金由一镒减为一斤，减轻20%；铜钱减到原重的1/60。
结果可想而知，“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之后经过七十年的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特别是文帝对荚钱增重，稳定币值，终于实现了文景之治。“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货币与社会财富匹配，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盛世。
汉武帝大兴文治武功，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的内在驱动下，为解决缺钱问题，实行货币减重，增发了皮币和白金作为货币。
皮币代表了纸币的雏形，白金代表银子首次成为通货。尽管这次货币增发不成功，但历史记录了货币供应不足的实际。
两汉之中，王莽乱改币制，因为复杂不实用，失败。东汉公孙述更始二年（公元二十四年）在四川铸铁钱，是铁钱第一次作为货币。
鹿皮、银子、铁用于币材，是因为铜做的钱不够。
汉末大乱，仿佛秦末的历史回放。
三国时的吴、蜀都通过减重来增发货币，曹魏通过屯田、发展生产来稳定币值。从货币政策上看，三国统一于魏已经是必然。
从西汉到三家归晋，近500年历史一直都是铜钱不足。
第三次通缩，不铸新钱。王莽到三国，经两晋到隋，社会动荡，钱币衰微，金银崛起。因为钱荒，谷帛成为大众欢迎的支付工具，这当然是货币制度的大倒退。
两晋时期官方没有发行新货币（铸钱），全部使用的是旧朝的钱，把中国古代的通货紧缩演绎到极致。《晋书·食货志》记载，惠后北征返驾时候，穷得只有“布衿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架之赍焉。”怀帝被刘曜围困，“府帑既竭，百官饥甚。”
通常情况下，政府会减重铸钱，增发的货币会将百姓的财富收回朝廷。可是晋朝没有这么做，任由通货紧缩。所以，乱世晋朝，物价低稳，人民并没有受到战乱之外的货币剥削。
孝建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南宋因战争支出过大，重新开始减重铸钱，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
萧道成篡位之后没有铸新钱，随后通货开始紧缩。整个萧齐时期，经济陷入萧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
直到公元523年底，才开始铸钱。因为铜材短缺，以铁钱代替。过量的货币发行，引发新一轮的通胀。
两晋到南北朝，虽偶尔有通胀，但因为不铸新钱，通货紧缩创历史之最。
第四次通缩，终结盛世。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极盛而衰。这个过程中货币由通缩至通胀循环引发社会剧烈动荡。
杨坚统一南北两朝，面临的是通胀下的民生，于是重新实行紧缩政策，发展生产，币值慢慢趋于稳定。谁知隋炀帝好大喜功滥发货币，币值减重达到76%，引发物价大涨，人民揭竿而起。
唐代290年，以安史之乱分为两段。前期承接隋末大乱，恢复生产，货币充足，达到贞观之治。到唐高宗时，频繁对外用兵，人民负担加重。
唐代的通缩，《旧唐书·食货志》认识非常到位，“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如果铸币不变，必然通缩。
为解决钱荒，民间减重私铸，货币发行量加大支持了经济稳定。开元初年米价低到每斗三钱，到天宝四年还怕麦贱伤农。天宝十一年，政府用好钱收回私钱，商旅反而觉得不便。这也反证了盛唐的钱荒有多严重。
通缩压力下，公元666年发行当十钱。这相当于十倍增发货币。刚开始还有力助推了唐朝走向极盛，当货币量越过社会财富对应的红线以后，经年累积，通胀引起的社会问题逐步显现。社会两级分化，土地兼并加剧，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一去不复返，最终重复了一遍通胀引起的天下大乱。
晚唐五代，黄巢起义，社会生产大破坏，历史再一次轮回。
第五次通缩，纸币面世。现代通行的纸币，来源于中国的首创，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应当超过四大发明。
中国的纸币，是被通缩逼出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为了缓解钱荒，禁止货币出境。宋代以后商业极为繁荣，对外贸易活跃，商业贸易需要大量易于携带的货币，而金属货币携带非常不便。
据彭信威考证，“北宋铜钱铸造额比唐朝增加十倍到三十倍。” ②
宋朝尽管白银、铜铁钱并用，金属货币仍然不足，因而“物价至贱”。南宋主动减少铸币后，通货紧缩就不可避免。另外，通缩引起政府支出困难，需要在金属币材缺乏前提下增加货币发行量。
以上几方面因素促成民间信用货币诞生，这就是交子。
金属货币的不便利，严重制约贸易。交子的诞生地四川，流通铁钱，一匹绫罗价格两万钱，重130斤。这样，代替铁钱的交子自发地在民间创造出来。由于纸币需要信用背书，四川16家富商联合认可交子，类似于美联储对于美元的保证机制。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16家富商衰败，交子不能兑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设置益州交子务，交子改为官办。
官办交子的发行有现金准备，发行量控制在125万多缗（1缗等于1000文）以内，准备金不低于28%。瞧，这不就是现代银行的做法吗？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面提到“庆历”年间的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正好就是实行交子官办之后的四川经济写照。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中国古代早这么干过。
到南宋，替代交子的会子广泛流通，和法币已经没什么区别。
实质上，两宋纸币交子和会子，相当于金属货币的兑换券，也可以理解为纸币与金属货币挂钩。这已经很接近千年以后的货币体制了。
北宋徽宗时期，内有方腊等人的起义，外有金人的侵略，生产遭到破坏，引起物价上涨。南渡以后，朝廷多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整体物价高于北宋，但也没有恶性通胀。
宋代虽然铸币超出唐代，但多数时间还是通缩的，通胀只发生了二十年，即南渡前后到绍兴十年（公元1121——1140年）。之后，又发生钱荒。
南宋战争不断，政府支出压力巨大，只有多发票子应付。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开始，会子发行开始放水。到嘉定三年（公元1121年），会子与铜钱比价从1000∶1000等价降到最低三四百文。真正的通胀发生在南宋后期的一百年。
元朝的币制很奇特，蒙古族使用白银为主币的习惯带到中原，纸币摆脱兑换券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主币。
元末，还是战争原因，纸币发行大增，引发通胀。
第六次通缩，白银上位。朱元璋的任性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禁止使用金银，洪武二十七年还禁止使用铜钱。
洪武初年每年铸钱不到两亿文，按6000万人口计算，人均不到4文，无法满足用兵需要。钱不够，钞来凑。纸币发行量过大发生通胀，纸币价值下跌，人们选择金属货币。
朱元璋很奇葩，人们用钱他就禁钱，人们用金银他就禁金银。这些政策自然无法阻止纸币下跌和物价上涨。洪武到永乐，战争不断、京城建设、郑和下西洋等大事驱使政府超发纸币。
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10贯纸钞只值铜钱1文，仅值原价的万分之一，基本沦为废纸。
纸钞贬值过程中，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逐渐成为主要交换媒介，白银成为唯一的通货选择。明朝中期（1601年）以后，中国巨大的通货需求使得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向中国，彻底解决了中国的货币供给不足问题。明英宗即位（1436年）后，白银正式成为中国主币，银铜复本位制确立。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国斌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中译本序言中论述：“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书作者本人，德国学者弗兰克（Frank,G）的研究表明，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 ③
结论简单直接，白银输入支撑了中国明清两代的繁荣。换句时髦的话语，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中国的经济体量成为了世界第一。
明清两代在币制上的银铜复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比较好的解决了钱荒问题。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对货币的需求过大，铜钱又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各藩属国，相对应于充足的白银，铜钱仍然短缺。
《石渠余记》记载，清初年铸币30卯，1卯等于12880串，1串等于1000文，合计3.8亿文。到晚清增加到年铸钱130卯，合16.7亿文。年新增货币发行量翻了四倍多。
清朝官员很奇怪，“铸钱之数多于往时，而公私均无朽贯之积”，“铸钱日多而流通日少”，不仅“民用不足”，官府甚至到了“一月停炉，则局支立匮”的地步。④
缺钱，还是缺钱。
货币与社会货币通缩，是理解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社会的变化，最后根子大都和当时的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
如果经济是艘船，货币就好像是水。水少了，船会搁浅。货币供应不足，一直都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实际上，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背负着货币通缩的包袱负重前行，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
人类早期的信用货币跟现在的信用货币本质上没有不同。没错，货币形态从信用货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又演变成信用货币，几千年转了一个大圈回到原点，呵呵，贵圈真大。⑤
实物货币时代，贝币、铜钱、黄金、铁钱、纸币、白银，以及各种货币的替代物，包括粮食和布帛、农具等等，都是人类解决货币不足的选择。
金属货币成为交易媒介以后，改变了人类社会形态。货币本身的价值恒定，带来了人类价值观的变化。平等、自由、公平、开放等等观念成为社会新思潮，由此而引爆了人类智慧的第一次大爆发，世界范围的圣人、先知、宗教领袖诞生。
对应中国，此时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
与货币供求的周期性相匹配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
新皇朝早期，受到严重破坏的生产力慢慢恢复、人口增长，货币量相对充足，出现盛世；皇朝中期，经济和人口继续增长，货币开始供给不足，通缩成为瓶颈，朝廷用减重的方式增发货币；皇朝晚期，币制大坏，战乱导致实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动荡都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人口数量断崖式减少，社会财富大缩水，货币供应不足问题反而得到缓解。战乱客观上起到了调节货币供求平衡的作用。
秦到唐，主币以铜钱为主。五代开始，铁钱渐渐多了起来。北宋初年，因为缺乏铜钱，准许用白银代替铜钱纳税，白银开始成为辅币。
自宋朝一直到清朝晚期，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大中华铜钱流通区域，包括日本、中国近邻和东南亚等国家大量进口中国铜钱。这些国家对中国铜钱需求巨大，曾多次造成中国通货紧缩。
南宋时候，除了东南部分地区还用铜钱，其他地区都用铁钱。当白银、铜钱、铁钱都不能满足经济生活需要的时候，纸币交子、会子登上历史舞台。
交子的出现，标志中国在世界上率先使用信用货币，从而摆脱了金属货币币材短缺的硬约束，迎来了人类社会的新曙光。
宋朝以来，纸币更像是金属货币的兑换券，聊以解决钱荒问题。离开了金属的货币，总量的控制是门深奥的科学，当时的人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加上政府支出的刚性要求，体现在纸币上的通胀在元朝和明朝早期很严重。
金属货币的短缺也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认为，整个世界“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哥伦布探险的目的就是寻找金银财宝。⑥
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一是找到了充足的白银供给源头，二是开启了世界贸易一体化进程。这两个贡献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清中期以前，银铜同是主币。白银净流入，铜钱净流出。货币进出口逆差日，清朝盛世转衰时。
道光时期，通缩加剧。鸦片贸易使得白银开始流出，鸦片战争以后的对外赔款加剧白银外流，通缩造成严重的“道光萧条”。
“在1808——1856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大约是3.84亿元，平均每年800万。在最严重的19世纪40——50年代，每年的平均外流量超过1700万元。” ⑦
《哈佛中国史》认为：萧条“导致制造业的生产下降，进一步使雇佣减少、失业增加。”“铜钱贬值，使得小地主的赋税负担变重，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田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引发了一波抗税抗租的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动乱。”总之，“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清帝国已接近瓦解程度。”
所谓晚清的回光返照，其实是巨额外债输血的结果。从甲午战败赔款开始，清政府就入不敷出。据《宣统政纪》40卷，外务部、邮传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奏折，截止到宣统时期，中国外债总额达到10亿元。⑧
这其中，仅铁路建设外债占一半，盛宣怀借3亿元、梁士诒借2亿元。⑨
当然，最后因为川汉铁路债务清算与民争利，推倒了满清皇朝的多诺米骨牌。
历史上那么多事儿，其实都是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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