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亲自颁行的一部在全国发行的官方宣传资料。此书共四卷，内收有雍正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乾隆即位后，认为该书起到反效果，迅速禁绝该书。此为清雍正时期刊本。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有很多士大夫仍守着“华夷之辨”的思想，在着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兴起了多桩文字狱，镇压这些对清朝不利的言论。其中以雍正时期的“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最为着名。
曾静很仰慕吕留良，对其所着的《四书讲义》、《语录》深为敬服，曾着《知几录》和《知新录》，抒发心中的愤懑。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在途中张熙听到了许多有关雍正帝的传闻。张熙此行的所见所闻，使曾静以为清朝的气数将尽，于是次年遣徒张熙赴西安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信中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指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其十大罪状。岳钟琪接到此信后惊恐万分，一面逮捕张熙严刑拷问，一面上报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接到奏折后，指示岳钟琪要使出“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让张熙说出实情。于是，岳钟琪便假意与张熙盟誓，表示愿意同谋举事。张熙见岳钟琪慷慨陈词，遂信以为真，于是说出了师父曾静和自己的真实身份、籍贯、住址等情况，还特别供出已撒手人寰45年的反清理学大师吕留良，称其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并将曾静派自己去专访吕留良的后裔，以求遗着书稿的事也全盘托出了。
岳钟琪立即上奏雍正皇帝案件审理的结果，雍正帝大为震惊，认为曾静等人之所以反清都是受到了吕留良言论的影响，立刻下旨令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的亲族和门生，同时搜缴其书籍着作。不久作出裁决：对已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其学生严鸿逵等人枭首示众，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其诸孙发谴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着作者分别判斩监候、流放、杖责等。另一方面，雍正帝派副都统海兰与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及其“同谋”，并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下了悔过自新、歌颂雍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将这桩最大的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记录、口供记录等编辑在一起，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集成《大义觉迷录》（主要描述了曾静从反对雍正到拥护雍正这一“大义觉迷”的过程）一书。此书共分四卷，内收有关上谕10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曾静《归仁录》1篇，包括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忤逆的“十大罪状”的材料。成书后，雍正帝下令刊刻并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
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十月，乾隆帝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押解到京师凌迟处死，同时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停止刊刻，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介绍参考：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yìn zhēn）（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皇帝，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康熙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
曾静(1679-1735)清永兴县人，康熙十八（1679）生。县学生员，授徒为业，号蒲潭先生。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雍正帝即位后，曾静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曾静供认不讳，被免罪释放。这一谋逆大案因案情牵连诸多官员，雍正皇帝决定只当做普通的文字案件处理，只将吕留良全部遗着焚毁，吕留良戮尸，家人流放。乾隆即位后，将其罪名改定为“诽谤先帝”，与同伙张熙一同凌迟处死。
吕留良（1629—1683年），浙江石门县人，字用晦，号晚村。顺治十年（1653年）中过秀才，后因康熙五年（1666年）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吕留良着述颇多，被时人尊称为“东海夫子”。着有《四书讲义》、《语录》等书，追随者很多，曾静即其中之一。
关于乾隆为何要禁《大义觉迷录》？可参阅。
注：此书框20.4 x 14.4厘米，8行17字, 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镌「大义觉迷录」，无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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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义觉迷录》是清朝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的重要著作，其禁令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对乾隆为何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进行详细阐述。首先，从书籍的内容和主旨入手，探讨其反映出的思想观点；其次，分析乾隆帝对思想控制的政策和对该书的具体禁令；第三，讨论《大义觉迷录》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与清朝统治的关系；最后，考察这一禁书事件在清代及后世的历史评价和影响。通过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以全面了解乾隆帝禁书的复杂动因及其历史意义。
1、书籍内容及其思想背景
《大义觉迷录》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李卓吾所著，主要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风气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书中不仅对明朝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抨击，还对清朝初年的政治现象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激进的重新审视。
该书在内容上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反思，尤其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挑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强烈不安。李卓吾在书中通过大量历史事实和哲学观点，试图揭示和纠正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这使得《大义觉迷录》不仅仅是一部个人观点的阐述，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批评。
乾隆帝在处理这类书籍时，首先会关注其是否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基础。《大义觉迷录》的激进言辞和批判态度，让乾隆帝认为其对清朝的统治稳定构成了威胁，因此将其列为禁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乾隆帝的思想控制政策
乾隆帝在其统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控制政策，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他对书籍的审查十分严格，尤其是那些可能对皇权和国家政策提出质疑的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大义觉迷录》自然成为了审查的重点。
乾隆帝对《大义觉迷录》的禁令可以看作是其思想控制政策的具体体现。禁书不仅仅是对书籍本身的封杀，更是对其传播和影响的全面遏制。乾隆帝通过对《大义觉迷录》的禁令，试图杜绝可能对统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的思想传播。
这一禁令还反映出乾隆帝对思想和言论的极端敏感。在当时，任何有可能动摇统治根基的思想和观点都会受到严厉打击，《大义觉迷录》的禁令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操作，体现了清朝皇权对思想控制的严厉态度。
3、《大义觉迷录》的社会影响
《大义觉迷录》的出现和传播，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书中对社会弊病的批评引起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尽管乾隆帝试图通过禁令遏制其影响，但《大义觉迷录》的思想依然在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禁书的效果往往是双刃剑，禁令本身不仅没有完全消除《大义觉迷录》的影响，反而使其成为了更多人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中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和思考，加剧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情绪。
《大义觉迷录》对清代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在它对后来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虽然清朝的禁令对其直接传播造成了限制，但其核心思想却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后世，引发了对清朝统治和社会制度的更多反思。
4、禁书事件的历史评价
《大义觉迷录》被列为禁书的事件在历史上引发了广泛的评价。从清代到后世，学者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各异。有人认为禁书是清朝统治者维护稳定的必要措施，而有些人则批评这一做法为封闭和专制的体现。
在历史评价中，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对《大义觉迷录》禁令的多元理解。清代的禁令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思想的严控，而这一措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被视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段。后来的学者和历史评论者则对这一事件提出了更多的批判性分析。
总体来看，《大义觉迷录》禁书事件不仅是清朝对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实例，也成为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控制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揭示了在封建统治下，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和权力如何对思想进行压制的过程。
总结：
《大义觉迷录》作为乾隆年间的一部禁书，其禁令的背后不仅涉及到书籍内容本身，还与乾隆帝的思想控制政策密切相关。通过对该书内容的分析、乾隆帝的政策背景、《大义觉迷录》的社会影响以及禁书事件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禁书不仅仅是对某一书籍的限制，更是对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控制。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思想威胁的敏感，也揭示了思想控制对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在探讨《大义觉迷录》及其禁令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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