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全3册)PDF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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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全3册)PDF 电子版

册数:3册

格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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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线装书局2007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全3册)PDF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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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所收录是1980年—2006年12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的墓志381方,时代起自後秦,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迄于宋元。其中後秦1方,北魏4方,西魏2方,北周1方,隋7方,唐346方,宋10方,元3方,共381方。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布刊行,对于各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陕西关中地区曾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是重要的墓志出土地,南北朝时期地位虽有下降,但仍出土了不少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有後秦弘始四年的《吕他墓表》,上世纪70年代出土於陕西咸阳窰店,高58公分,宽33公分,这是陕西发现的时代较早、葬地明确的氐族贵族志石,因而弥足珍贵,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与清光绪年间出土的後秦《吕宪墓表》(现存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为同年同月同日刻,是极为稀见的後秦碑版。上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华阴县杨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多方北朝时期的墓志,收入本书的有《杨舒墓志》、《杨日韦墓志》等。《魏书·杨日韦传》称杨日韦, 字延季,今据墓志,知“季”当是“馀”字之误,又载“尚食典御”,墓志则作“尝食典御”,此外,墓志对杨日韦的官职记载也比传详细,可补《魏书》之疏脱。并对研究弘农杨氏家族世系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2002年长安县出土北魏《赵超宗墓志》与西魏《赵超宗妻王氏墓志》为一对夫妻墓志。《魏书》卷五十二《赵逸传》附载超宗事迹,志可补传之阙。两志所载有姻亲关系的人物达三十馀人,且多为魏晋南北朝时的高门大族。如天水赵氏、河东柳氏、京兆王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北魏宗室元氏、陇西李氏等,正史所载者达十馀人,多为这时期的风云人物。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职官、地理,特别是世家大族、婚姻关系方面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价值。《独孤浑贞墓志》是北周时期一方重要墓志,独孤浑贞史书不载,但其名见北周《贺兰祥墓志》。志文“元年,迁大将军,除小司空”,指的当是北周武成元年三月。“吐谷浑寇边,庚戌,遣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 1999年陕西西安出土的隋《解方保墓志》志文“齐窃山左,躬厕後旗”,时北齐据山东地区,并与西魏、北周发生战事,志主参与对北齐用兵,直至讨平北齐。又“剑蜀不宾,亲承麾下”指北周末年王谦叛乱一事,可知解方保参与了对王谦的征伐。隋《刘绍墓志》记述刘绍历官员外侍郎,威烈将军等职,对北周至隋代职官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2006年10月,新徵集《唐昭王李汭墓》,志文:李汭“宣宗皇帝第九子,母曰柳氏”。《旧唐书·宣宗十一子传》云:“昭王汭,第八子”应以墓志为准。“母曰柳氏”可补宣宗《后妃传》。现宣宗诸子中就有庆王沂,昭王汭,康王汶三方墓志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襄城县主李令晖墓志》1996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细柳乡羊元村,盖四杀饰蔓草瑞兽纹,志四侧饰蔓枝瑞兽纹,志主李令晖是高宗皇帝孙女,许王李素节之长女,志文隐讳其父被武则天所杀之史实。此外还有《淮阳公主墓志》、《唐安公主墓志》等公主墓志。1983年入藏的《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县大兆鄕司马村南涝池旁,志主系唐宪宗皇帝的外孙女,岐阳公主的女儿,志文于岐阳公主的生卒记载的较为详细,可补史阙,同时也为杜氏一门的世系提供可信的资料。唐朝与外国及少数民族交流频繁,出土了不少相关墓志,为研究唐代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阿史那婆罗门墓志》2005年10月从西安东郊徵集,志文:“阿史那婆罗门右卫大将军归义荒王咄苾之子也,咄苾本突厥颉利可汗”。阿史那婆罗门以“弱龄入参戎旅”,稍迁右屯卫朗将、卒後被高宗皇帝诏赠“使持节那州诸军事,那州刺史”,反应了唐朝对东突厥旧部降将的优抚政策。墓志文字不多,体量不大,但为研究颉利可汗家族世系及其葬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初,东突厥多次与唐王朝发生战争,直至贞观四年太宗派李靖率军活捉了颉利可汗及其家人,彻底消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唐太宗对颉利可汗家族采用怀柔政策,据《新唐书·突厥传》“仍诏还其家口,馆於太仆,禀食之”。《阿史那婆罗门墓志》出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灞河以东细柳原一带,与史书记载颉利可汗的葬地方位极为一致。另外,阿史那婆罗门,正史阙载,据史书记载颉利可汗有一子叫“叠罗之”,另一子叫“欲谷设,婆罗门是二子之一,还是颉利可汗的第三子,还需进一步探讨。近年西安、洛阳还曾先後出土了颉利可汗的嫡孙《阿史那伽那墓志》和曾孙《阿史那感德墓志》,可一并综合研究。除此,本书还收录了鲜卑族《赫连瑨墓志》等少数民族墓志。《俾失十囊墓志》志主阴山人,突厥族,《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初,回纥强盛,尽占据突厥故地。”而俾失十囊即是在回纥占领西突厥故地之前,“开元初”臣服于唐,时间基本一致,史志互证。《回纥琼墓志》,回纥琼,阴山人,卒於乾元三年三月,正是安史之乱後。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叛乱,一路占领长安,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遣使请回纥助讨安禄山。西元757年郭子仪率朔方回纥、西域等军攻克长安,收复洛阳,安史之乱结束。志文“戎羯乱常,堂弟可汗兵雄身壮,收两都之梗”指的即是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高句丽有关的《似先义逸墓志》,志文:“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为似先氏,其後或居辽东,或居中部”。似先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云:“似先,高丽扶馀种也。唐武德中,有右卫将军似先英问……又《陈儒传》荆南监军朱日文,攻杀节度使段彦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锡慰抚之”。《新唐书·李训传》:“训遣宦官田全操、刘行深,似先义逸按边”。 志称其先祖武德中,任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与史书相合。其祖处士风荣,父随州长史进之,史籍无载。据志文似先义逸共五子,长子元约。三子元锡亦为宦官。似先义逸曾任内外客省使,鸿胪礼宾使等使职亦与其“高丽扶馀种”有关。志称,似先义逸曾前往幽州为张仲武授节,“存则灭北虏,破东胡,殁能使其子归,阖亦公善诱也。”似先义逸以高句丽人而为宦官也是较罕见的。此志为研究唐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塔铭是中国古代石刻的一类。叶昌炽《语石》云:“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之铭,犹世法之有墓志也。然不尽埋於土中,或建碑,或树幢。可知塔铭是佛教石刻的一种,记述建塔目的,瘗埋内容或发愿文、僧尼信士生平,或埋於塔内,或镶嵌在塔身。虽然其形状和置放位置等比较特殊,但由於文体、内容及埋设目的与墓志相近,所以金石家仍习惯将其列入墓志一类。《汇编》收录的两方唐代塔铭均出土于西安附近,《甘露寺尼真如塔铭》虽自题为“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但据铭文“总章二年为亡父出家。……起塔于名堂樊川之原”分析,当系塔铭无疑。该塔铭涉及到的“曾祖伯雅”、“祖文泰”分别即高昌王麴伯雅和麴文泰。塔铭对二人諡号的记载可补史阙,并对研究麴氏高昌王系及唐西州历史都颇有帮助。另一件塔铭《法津禅师姚常一塔铭》,铭文详述了姚常一学佛传佛的经历,同时还涉及唐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皇帝的多条诏文,甚为珍贵。铭文“奏免常住两税,至今不易,又还官收地廿二顷,恩命立丰碑在寺普润庄也”的记载,是研究唐代佛教寺院经济的珍贵资料。道教方面《肃明观主范元墓志》1999年入藏,志文较为详细的记述了道士范元由入道至进敕为观主的进籙过程,对探讨唐代道士进阶程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志文还涉及到唐代三处著名道观及四位道教人物或可补史之阙。《五通观仙师冯得一墓志铭》则为我们研究唐代女冠生活及道观经济收入提供了文献资料。《汇编》所收录唐代墓志中有武周时期的墓志26方,为研究武则天时期的历史及武氏造字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田僧墓志》,志文中有新造字“年、月、日”,但同时也有“国、人、君”这些字未变。志石刻于载初元年七月八日,距武则天九月九日称帝,改年号为天授、国号为周尚有两个月,故志文中会出现新旧字混用的现象。另志文提到的折冲府“三川府”一名,《新唐书·地理志》失载,可补之,而“慈仁里”也可补唐长安城乡里名之阙。墓志中大量的新材料可补《唐两京城坊考》。古潞州或称上党郡(即今山西晋东南地区),北周宣政元年置,治所在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北古驿。隋大业改为上党郡。唐武德元年复为潞州,天宝初复为上党郡,乾元元年复为潞州。这批墓志数量较大,年代跨度较长,从唐显庆年间延续到宋政和年间,主要记述了墓主姓氏、郡望、宗族世系等生平事迹,对研究唐代山西潞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风民俗、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批墓志绝大部分都明确记载有志主的卒葬年地,故对专题研究唐代潞州这一地区埋葬地的情况至为珍贵。志盖装饰也很有特色,盖中部多饰铺首,或线刻或浅浮雕,盖题四周多采用八卦、几何纹。志盖篆书多采用双钩的方法刻出字形,与长安地区以减地阳刻或直接阴刻的形式不同。有的篆书中夹杂著行书等,如《郭懿墓志》盖篆书“唐故郭君墓志之铭”之“郭”字则刻为行书,以显突出。这批墓志盖的篆书,书写随意,减笔较多,有的类似鸟虫书,总之,这批墓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为研究墓志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碑刻是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载体,墓志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所收录最早的是後秦弘始四年的《吕他墓表》,其形制仍为小碑状,与清光绪年间出土的《吕宪墓表》为同年同月同日刻。《吕他墓表》书法以隶为主,隶楷杂揉,结体宽博,笔势雄劲。为稀见的後秦书法珍品。北魏墓志向为人们所重,本书收录的《赵超宗墓志》、《张宜墓志》熙平二年,书法结体饬整,略有欹侧,笔法方园兼备,雄健峻厚。具有典型的北魏墓志风格。北周《独孤浑贞墓志》字体清丽自然,已脱离北魏那种奇纵雄强之风,趋於平和。隋《解方保墓志》大业六年,书法方严宽和,工整秀丽,字如珠玑。可与隋《董美人墓志》、《蘇慈墓志》媲美,已开初唐楷书之先河。此志四侧刻有十二生肖及 蔓枝纹及连珠纹,装饰华丽,是隋志中的精品。唐代丰碑大碣林立,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唐墓志书法亦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唐代《御书手朱元昊墓志》,2001年在西安市东郊纺织城南高家沟村出土,这是西安地区稀见的唐代御书手墓志。志主朱元昊“幼而听敏,长而愿恪,尤精翰墨……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 御书手始始于隋,唐承隋制,《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条下载,开元五年玄宗於集贤殿置书直及御书人共一百人以年龄推断,朱元昊时年十九任御书手,应在开元六年。朱元昊亦为善书者。志文撰者于休烈是太宗、高宗朝的名臣于志甯的曾孙,于休烈承曾祖衣钵,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均为文官,卒年八十一岁,官居工部尚书。书者张芬《旧唐书》有载。开元朝任翰林供奉,应为朱元昊的同僚。此志隶书规整严谨,丰丽秀润。《韩涓墓志》为唐代隶书大家韩择木之子韩秀弼书。据著录韩秀弼所书碑志甚多。著名者有《臧希晏碑》、《李元谅碑》等,此志书法宽博遒劲,工整峻丽,秉承其父之书风。《庆王李沂墓志》董景仁行书,书法布局疏朗,结体呈欹侧之势,毫锋淩厉,清劲遒丽,既有王右军之遗韵,又有李北海之风神。碑林中《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也是董景仁所书,刻工邵建初是晚唐宫廷的刻字高手,《玄秘塔碑》即出自他的刀之下。篆盖者董咸,书法规整,线条园浑劲挺,为铁线篆。董咸在宣宗、懿宗朝任翰林待诏,曾为皇室成员墓志书写篆盖、如《朗宁公主墓志》等。此外其他众多的唐墓志,书法也各俱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示唐代书法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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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全3册)PDF电子版,是一部涵盖丰富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著作。此书不仅对中国古代墓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深入探讨,分别是其历史价值、文献特点、研究方法以及在现代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部著作的贡献与影响,进而感受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的重要角色。

1、历史价值的深远影响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记录的古代文化与社会风貌。每一篇墓志不仅是对逝者的铭记,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及习俗。这些文献资料为后世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依据。

通过对墓志的分析,学者们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例如,墓志中常常提及的家族谱系,展现了家族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这些信息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组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墓志中所用的语言、书法及艺术形式,也为研究古代文学和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是在书法方面,这些墓志的字形风格对后世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研究古代书法的珍贵遗产。

2、文献特点与内容分析

新藏墓志汇编的文献特点可以说是其独特性的体现。首先,该书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遵循了严谨的学术标准,确保了文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每一篇墓志的文本不仅有原文,还附有详细的注释与翻译,便于读者理解其中的深意。

其次,书中对墓志的分类整理,使得研究者能够更为便捷地查找和使用相关资料。墓志按照时代、地域及主题进行分类,使得这些古文献在现代研究中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和参考价值。

此外,该书的图片和插图部分,也为研究提供了直观的视觉支持。通过对墓志实物的图像呈现,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化的细节与精髓,增强了文献研究的直观性与趣味性。

3、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

在研究方法方面,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采用了多元化的研究手段。首先,文本分析法在书中得到充分运用,通过对墓志文本的深入剖析,提炼出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这种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对每一篇墓志进行更全面的理解。

其次,书中还结合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者通过对出土文物和相关人群的分析,补充了墓志文本所缺乏的背景信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墓志研究不仅局限于文献本身,还扩展到其历史与文化的广阔背景。

最后,书中还采用了数字人文学科的工具,如数据库建设与数字化展示,使得这些古老的文本能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更加容易被访问与研究。这种创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传统文献研究向数字化时代的转型。

4、现代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新藏墓志汇编不仅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在现代社会的多种研究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在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者们可以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和实证研究。

同时,该书的研究成果也为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研究本土文化遗产显得尤为重要,而这部汇编正是推动文化自信与传承的重要力量。

此外,教育领域也可以借助此书进行更为生动的教学。例如,高校历史专业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籍,帮助学生理解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

总结:

综上所述,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全3册)PDF电子版,作为一部集历史价值、文献特点、研究方法和现代应用于一体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部汇编必将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各个领域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由nayona.c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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