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所编的杂剧，其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此本由明代凌濛初切合元剧体系校勘，分作五卷（本）并附凌氏《解证》五卷。前附明代着名版画家王文衡所绘插图二十幅。后附录：元人增《对弈》及元稹《会真记》。此为明末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故事梗概
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珙（字君瑞），偶遇扶柩回乡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叛将孙飞虎带手下慕名围寺，要强抢崔莺莺，三日之内若不交出莺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莺莺的母亲老夫人郑氏宣称谁能救他女儿就将女儿许配他，张生向他一位故旧 “白马将军” 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突出包围送出，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老夫人因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张生在悲恸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下，两人暗通书信，并最终成功幽会。最后私情被老夫人发现，欲责罚二人，但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能蟾宫折桂便真的把莺莺许配与他，于是张生进京赴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的一部经典作品，被誉为 “天下夺魁” 之作。由于元代的版本已经失传，现在所知的版本主要来自于明代的刊本，包括徐士范本、罗懋登本、王骥德本、凌濛初本等。不同的刊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以凌濛初本最符合元代杂剧的体制。在其《西厢记·凡例》中声称：「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有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
在严格保持周宪王本文字不变的同时，凌濛初又据《太和正音谱》核定曲文中衬字，以小字刊刻，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恢复北曲的原貌。书眉以及个别行间和段末加朱批，或论戏曲体制，或述曲牌源流，或辨析音律，或校勘文句，或解释字词句意等，眉批还采录了王伯良（王骥德）、徐士范（徐逢吉）、徐文长（徐渭）等人的部分合理解说。另外，凌濛初在《西厢记》每本之末附《解证》一篇，疏疑滞，正讹谬，并对他人的错误解说加以批驳，于阅读《西厢记》颇有帮助。
该书正文前配有二十幅版画插图，为明代着名木刻版画家王文衡结合故事情节绘就。王文衡，字青城，吴门（今苏州）人。其所作插图着力于构图变化，每以亭院、树石、山水为主，人物较小而神态生动，背景往往以流畅或迟涩的用笔线条来衬托故事情节的悲欢离合，有时整篇几乎不见人迹，意境深远，有 “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效果。王文衡以其画风与黄一彬、刘杲卿、刘升伯、汪文佐等徽州籍名刻工密切合作，形成了晚明湖州版画的鲜明特色。
《西厢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王实甫和关汉卿。关、王的本子在文学史上通常称为北《西厢记》。在元代（比关、王二人年代稍后）又有人续添了一折《对奕》。
西厢记凡例（即空观主人撰）、旧目、日新堂本目录
版画（二十幅）
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
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
附：元人增对奕、会真记
全剧共分五本，每本均有本名，每本四折，无折名。每本一楔子，如第一本开头老夫人上场道白及所唱 ［赏花时］、莺莺唱 ［幺篇］，置于第一折前为楔子。唱词衬字用小字，眉评用朱色套印，圈点、句点及简短评注亦用朱色印于墨色正文旁。
第一本至第四本前题：元 王实甫 填词，第五本前题：元 关汉卿 填词
版画末页左下角记：吴门王文衡写，墨印：青城
王实甫（1260 年以前－约 1336 年），名德信，字实甫，以字行，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杂剧作家。
关汉卿，号已斋、已斋叟，大都人，为 “元曲四大家” 之首。生平事迹不详。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明朝官员，文学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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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创作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元杂剧，它以其精致的艺术形式、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对爱情的深刻描绘，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本篇文章将围绕“西厢记·五卷·元·王实甫撰·附元人增对奕·会真记各一卷·明末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这一珍贵版本展开详细讨论。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对这一版本进行分析：首先，分析《西厢记》的文化背景及其创作意义；其次，探讨该版本在元代及其后期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第三，探讨明末乌程凌氏版的出版背景及其艺术特色；最后，分析《西厢记》所反映的爱情主题以及其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启发。通过这些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厢记》作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瑰宝，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体现。
1、《西厢记》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意义
《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元杂剧之一，是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它诞生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以及经济发展都为这部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蒙古统治下的元朝政策宽松，文化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点，戏曲、杂剧逐渐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厢记》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它不仅继承了宋元话本的艺术风格，还融入了元杂剧的结构特点，成为中国戏剧的代表作之一。
《西厢记》以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融合了大量的戏剧冲突与人物性格的描写，深刻表现了爱情、婚姻与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对抗封建礼教的决心以及通过智慧实现个人愿望的情节，都体现了作者对自由、爱情以及人性解放的探索。这部剧不仅仅是爱情悲剧，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个人情感的压制与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自由和个体解放的渴望。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西厢记》的创作意义不仅在于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念，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爱情观。这种爱情观强调两情相悦、个人幸福的追求，而非仅仅依赖于父母的安排或是封建礼法的制约。因此，《西厢记》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它不仅是元代文学的瑰宝，也为后来的戏剧创作和文学思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发。
2、该版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西厢记》不仅是元代戏剧的代表作，也对后代文学与戏剧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的黄金时期之一，尤其是在元杂剧的创作上，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剧作家和经典之作。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不仅继承了元杂剧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创新性地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如情感的深刻描写、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等，这些都为后代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元代的戏剧是由话本演化而来的，话本作为一种以故事为主的文学形式，逐渐发展为有舞台表现的戏剧形式。《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重要代表之一，不仅继承了话本的叙事结构，还通过生动的台词、人物的形象化演绎，提升了戏剧的艺术价值。该作品的叙事层次丰富，情感波动强烈，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感人的人物塑造，极大地推动了元杂剧的发展和完善，也为后来的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了借鉴。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一部经典，其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的戏剧创作，还对世界戏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曾对《西厢记》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把它与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它同样具有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此外，许多后代的戏剧创作，也深受《西厢记》思想与艺术风格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
3、明末乌程凌氏版的出版背景与艺术特色
《西厢记》在明末乌程凌氏的出版版，是一种朱墨套印的珍贵版本，这一版本对于研究《西厢记》的传播与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乌程凌氏版的《西厢记》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当时书籍印刷技术逐渐成熟，而乌程凌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出版家族，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印刷与出版方面有着显著贡献。明末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加，出版市场逐渐兴盛，而凌氏则在这一背景下，依托精湛的印刷技艺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出版了这一版本的《西厢记》，使其成为后代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一。
乌程凌氏版《西厢记》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它采用了朱墨套印的印刷方式，这种方式赋予了书籍更为精致的外观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朱墨套印是一种以红墨和黑墨相结合的印刷方式，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印刷术中属于一种高难度的技术，要求印刷者精确控制墨水的涂布，确保文字与图案的清晰度与美观性。乌程凌氏版的《西厢记》正是通过这种工艺，展现了中国传统书籍印刷的精美与高雅，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了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本戏剧文本。
此外，凌氏版《西厢记》还在排版、字体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整个版式的设计既符合传统的书籍排版规范，又具有较强的艺术感。凌氏版的《西厢记》无论是在文字的表现上，还是在图像的点缀上，都表现出作者与出版方对于这部经典之作的重视与尊敬。这一版本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优质的阅读体验，也为后代研究《西厢记》的出版历史、印刷艺术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4、《西厢记》的爱情主题与文学启发
《西厢记》的爱情主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这部剧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过程，展现了爱情在封建社会中的抗争与突破。张生与崔莺莺虽然身处等级森严的社会，但他们依然通过智慧与勇气，突破了封建礼法的桎梏，实现了自己的爱情梦想。这种情节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个体情感的压制，也展现了人性在困境中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勇气。
在《西厢记》中，爱情不仅仅是浪漫的描绘，它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家庭伦理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剧中的人物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社会规范的挑战与对个体幸福的追求。尤其是崔莺莺这一角色，她在剧中不仅展现了柔弱女性的传统形象，还表现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坚贞与对个人命运的把控。张生则是一个理想化的男性角色，他敢于为爱情冒险，表现出了对自由恋爱的渴望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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