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危险》（简体）沈艾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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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危险》（简体）沈艾娣【文字版_PDF电子书_】

《翻译的危险》封面图片

书名：翻译的危险
作者：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
出版社：时报文化
译者：赵妍杰
出版日期：2024-8
页数：368
ISBN：97862639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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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冲突或和平，就在翻译一念间

荣获十八世纪研究最佳图书奖Kenshur Prize

沃尔夫森历史奖入围

坎迪尔历史奖入围

英国大使写给朝廷的信，为何要由一个十二岁小孩代笔?

什么样的译者胆敢惹恼嘉庆皇帝?

鸦片战争结束议定条约时，为何没有中方翻译在场?

──危机四伏的世界，需要有胆识的译者──

1792年八月底，以马戛尔尼勛爵为首的使团成员在朴兹茅斯集合，要从那里登船前往中国。整个航程将耗时一年之久。

这是史上第一次，英国人出使中国。那时世界上还不存在汉英字典。

使团的舰艇上，有大使的亲信和祕书，航海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海军军官，还有画师、医生、科学家、传教士以及东印度公司的人员。

两位背景特殊的译者也在船上。

李自标出生于华北的天主教家庭，童年时透过教会的全球机制，被送去义大利那不勒斯学习。马戛尔尼的副手老斯当东为了寻觅译者，旅行到那不勒斯，而选中李自标。他虽然不会说英语，但娴熟义大利语和拉丁语，这在当时的欧洲属精英人士的语言。那是个基督徒在中国容易遭到迫害的时代，李自标决定担任使团的翻译，有他宗教信仰上的目标。

年幼的小斯当东，连登船的绳梯都爬不上去，却已经在父亲的严格训练下学会讲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接触植物学、天文学与数学知识，观摩制造业实务与工业革命的新发明。这样的教育让他一辈子异于同阶层的人。使团的译者成了他最初的汉语老师。他的父亲带他远赴中国，经历长途航程的波折与奇遇，最终以小小年纪进入朝廷晋见乾隆皇帝。日后他将在重大的清英冲突中担任翻译，并亲手完成史上第一本从汉语译为英语的书籍。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为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英国人洪任辉，因为要求扩展贸易，遭到囚禁，协助他的中国人刘亚匾被公开处决。在这样的阴影下，鲜少人敢担任译者。

懂得异国语言的人，意味着比起其他人，对另一方能够有更多的同理。因此译者既可能遭到自己人怀疑忠诚，又要面对冒犯另一方的风险。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承担起这样的危险，在翻译中展现智慧与勇气，微妙地引导局势，却也因为他们跨文化的能力，走上既不凡又疏离的人生。

作者简介：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英国着名汉学家与历史学家，于牛津大学担任中国现代研究教授以及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2014年获遴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现居英国牛津。着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与《传教士的诅咒》。《翻译的危险》是她的最新着作，荣获十八世纪研究最佳图书奖Kenshur Prize，并且入围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和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

译者简介

赵妍杰

女，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民国政治史。着有《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译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摘要：《翻译的危险》是沈艾娣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和挑战的深刻探讨。文章揭示了翻译这一跨文化活动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涉及文化、历史、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沈艾娣通过分析翻译中的误解、文化差异以及翻译者的主观偏见，提醒读者翻译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翻译的危险》的核心观点：一是翻译的文化偏差，二是翻译中的语言歧义，三是翻译者的主观性问题，四是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每个方面都会结合具体实例进行深入分析，并最终得出翻译需要更加谨慎和负责任的结论。

1、翻译的文化偏差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迁移。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导致翻译中出现偏差。沈艾娣指出，翻译过程中常见的文化偏差问题主要体现在习惯用语、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例如，某些语言中表达的某些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做出文化上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会影响到译文的原意。翻译者如果未能充分理解源语言的文化背景，很容易导致误译，甚至失去原文的深层含义。

举例来说，中文的“面子”一词在翻译成英语时，很难找到完全等同的词汇。在西方文化中，”face” 这一概念通常与个人的外貌、表情相关，而“面子”则包含了个人尊严、社会地位以及社会互动中的行为规范等文化内涵。因此，当“面子”一词被翻译成“face”时，其原本承载的社会和文化信息往往丧失。沈艾娣强调，译者在面临这种文化差异时，应该更加敏感，尽量通过注解或其他方式解释文化内涵，以避免误解。

文化偏差的存在不仅仅是在词汇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背后的观念、习惯和社会习俗上。比如，一些中文书籍中对于“孝顺”这一传统美德的表达，可能在翻译成西方语言时难以传达出其文化意义。西方社会对家庭观念的理解与中国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翻译者在处理此类概念时，需更加注重背景的阐释，而非仅仅依赖于语言的转换。

2、翻译中的语言歧义

语言的多义性是翻译中的常见难题。许多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翻译者如何在保留原文精髓的同时，又不失准确性，成为了翻译工作的关键。沈艾娣指出，语言的歧义不仅仅来自于词汇本身，也来自于语法结构的差异。在不同语言的框架下，同一语句可能会因结构差异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解。

举个例子，中文中的“我去看电影”可以有多种理解，可能是“我现在去看电影”，也可能是“我将来某时去看电影”。而在英语中，类似的表达需要借助时间副词或时态的变化来明确时间点。这种语言结构的不同要求翻译者在转换时特别注意上下文的作用，避免因语境理解错误而引发歧义。

在翻译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歧义问题尤为突出。沈艾娣提到，文学作品的语言通常富有修辞性、隐喻性和模棱两可的表达，而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容易丧失。如果翻译者无法恰当地把握语境，可能会使原文的多层含义无法传达出来，造成读者误解或失望。因此，翻译中的语言歧义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语言敏感度和文化洞察力。

3、翻译者的主观性问题

沈艾娣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译者个人主观判断的体现。翻译者的个人背景、知识储备、价值观甚至情感倾向，都会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影响。每一位翻译者在面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时，都不可避免地做出一定程度的主观选择。沈艾娣指出，这种主观性可能是翻译的“危险”之一。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译者在处理某些具有争议性或敏感性的文本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取舍。在政治或宗教领域的翻译中，译者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某些观点进行修饰或删减，以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或目标读者的期望。例如，某些西方文学作品中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如果翻译者对殖民史没有足够的了解，可能会错失原文的深刻批判，甚至造成误导。

此外，翻译者的情感倾向也可能影响翻译的质量。比如，在翻译爱情小说时，译者的情感认同可能导致他们在翻译细腻的情感描写时有所偏重，或者不够客观。这种主观性不仅影响翻译的精准性，还可能对读者的理解产生误导。沈艾娣提醒，翻译者应尽量保持客观中立，避免过度干预原文的内容。

4、翻译中的权力关系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它还反映了文化间的权力博弈。沈艾娣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跨国翻译中，翻译者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可能影响其翻译选择。翻译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行为，涉及到语言、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权力关系。

例如，在殖民时期，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非西方语言的作品在翻译时常常被改编或歪曲，以符合西方的文化观念。这种“翻译的暴力”不仅改变了原作的内容，还可能影响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认知。沈艾娣强调，翻译者应当意识到这种潜在的权力关系，尽可能地避免对原文的歪曲和篡改。

翻译中的权力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历史上的殖民背景，今天依然存在着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强势语言（如英语）主导了全球文化的传播，而一些小语种的文学作品常常被忽视或简化。这种文化上的不对等，往往导致翻译作品在某些文化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沈艾娣认为，翻译者应关注这些不平衡，力求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文化的平等对话。

总结：

通过《翻译的危险》，沈艾娣为我们呈现了翻译中的诸多挑战和潜在风险。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它牵涉到文化的碰撞、语言的歧义、译者的主观性以及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每一个翻译者都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以确保翻译作品能够真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涵。

因此，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的交流活动，需要译者有更深的思考和反省，而不仅仅是完成一项语言转换的任务。沈艾娣通过《翻译的危险》向我们提出了翻译中的种种隐患，提醒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时刻保持警觉，避免让语言的转换沦为文化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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