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普法战纪》由清代王韬辑撰。全书共分十四卷，记叙 1870 至 1871 年普法战争事。作者根据张宗良口译资料以及何玉群、梅自仙、陈蔼廷等译述文献、各种日报所载资料，“荟萃贯串、次第前后、削伪去冗、甄繁录要”，依时间先后汇编而成普法战争实录。此为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活字排印本。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国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的零星接触，也正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最先报导巴黎公社斗争的，是香港的《华宇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普法战争爆发后，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王韬与擅长外语的张宗良等合作，“午夜一灯，迅笔暝写”，译撰了大批报导，交这些报纸发表。一八七一年，王韬将这些报导汇集起来，并补充以其他资料，编成《普法战纪》十四卷，刊刻发行。[1] 此书第一次排印为活字大版，仅十四卷（此本），重版时增加六卷为二十卷。
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普鲁士帝国与法国之间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议和和善后事宜，还分析了战争胜败原因及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预测。为了让读者对普法战争爆发的背景经过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不惜篇幅详载法国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发孚 (今译法夫尔)、爹亚 (今译梯也尔)、普鲁士首相俾思麦、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这些 “矫矫不群者” 的事迹。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称此书 “虽仅载二国之事，而他国之合纵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 山川地理，民俗风气，政治制度，亦无不备载，“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此为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书中还注意区分 “君为主”、“民为主” 和 “君民共为主” 这三类政体，并准确地指出君为主的俄罗斯、普鲁士称帝，西语曰 “恩伯腊” (即 Emperor)，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 “伯理玺天德”(即 President)，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 “京”(即 King)，这种译名方法影响深远。书中还第一次翻译了法国着名的《马赛曲》，堪称汉译法文诗最早的一首。该书还体现了王韬欲以 “人事” 来应天变的思想。他认为法国之败是由于忽略了历史的趋势，忽略了普鲁士的兴起和本国的衰弱，但是失败可以成为转败为胜的关键，只要法人能 “准天道而权诸人事”。（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前序（王韬撰）、后序（王韬撰）、陈桂士序、邹诚序、张宗良序
地图、凡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程钱征跋
卷首题：南海 张宗良 芝轩 口译、呉郡 王韬紫诠 辑撰
王韬（1828 年—1897 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为躲避追捕改名王韬，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 “长毛状元”。苏州长洲人。清末学者、维新思想家、文学家、报人。
张宗良，字芝轩，广东南海人。香港圣保罗书院肄业。1870 年代初期任《香港近事编录》主笔，并助王韬译撰《普法战纪》，不久任香港华民政务司书吏。光绪三年（1877 年）十一月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任翻译官。光绪六年（1880 年）十月卸任。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期间，复于光绪八年（1882 年）正月任翻译官，两月后离任赴美。
中华印务总局，香港印局之一，已执笠。由黄胜同王韬主理。印务之设，所费不菲，由香港贤达参股，并为值理。在香港上环和中环之间的坚道（Caine Road）上，也就是老英华神学院的院子里 [2]。后搬去荷李活道廿九号 [3]。局创于同治十二年正月，时一八七三年。主要要务有三，印唐番书籍，出版循环日报 ，以及印告白。除此之外，亦有出售铅字。所印书籍，如王韬普法战记、湛约翰英粤字典、邝其照华英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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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普法战纪》这一清代经典法律文献展开深入探讨，重点分析《普法战纪·十四卷》这一版本的历史背景、编辑和翻译工作、内容架构以及其在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作为清朝末年的一部法典，该书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对于法治的重视，也展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文章从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该书的内容及其时代意义，首先介绍了书籍的出版背景和重要性，接着讨论了王韬的编辑工作及张宗良的翻译贡献，然后分析了该书的内容特色和法律思想，最后总结了该书在清代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文章全面呈现了《普法战纪》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贡献。
1、出版背景与历史价值
《普法战纪·十四卷》是清代王韬编撰、张宗良口译的一部重要法典，成书于清同治十二年，由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出版。这部书籍是清朝政府为推行法治、加强国家管理而进行的法制建设的一部分，旨在通过系统的法律条文指导民众和官员行为，推动社会治理。这一版本的出版背景，是清朝末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产物，当时的清政府面临内外压力，急需通过法制化手段强化国家的稳定与法治。王韬作为本书的编撰者，历经艰难的法学探索和实践，最终凝聚了这一时期的法律智慧。
从历史价值的角度来看，《普法战纪·十四卷》不仅是一部法律文献，更是一部时代的见证。它不仅为清朝晚期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参考，也为后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基础。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清政府深知法律的规范作用，因此在此时期出版的法律文献多具有其历史的急迫性和现实性。此书作为其中的代表，展现了当时法制改革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法律从封建向现代化过渡的趋势。
此外，该书在清朝官员和民众中广泛传播，也对法治文化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对法律的理解和接受度较低，而《普法战纪》通过系统的法理阐释，降低了法律的理解难度，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遵循法令。可以说，《普法战纪》不仅是清朝的法律宝典，也是中国法治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王韬的编辑与张宗良的翻译
王韬作为《普法战纪·十四卷》的编撰者，其在该书的编辑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王韬本身是一位有着深厚学识和法学背景的学者，他的编辑工作不仅仅是对现有法律条文的整理和归纳，还体现了他对法理的深刻理解。王韬的编辑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与实践性，注重将西方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相结合，力求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推进法治的现代化。
在王韬的编辑下，《普法战纪·十四卷》不仅集中了当时的法律条文，还融入了大量西方法学的精髓。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与西方文化和法律思想交流的一个缩影。王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注解，将西方的法律理念带入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这为后来的法制改革和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另外，张宗良作为本书的翻译者，其口译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宗良深谙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差异，能够准确而生动地将西方法学思想传递给中国读者。在他的翻译下，许多复杂的法律术语和概念得到了恰当的解释，使得《普法战纪》不仅是一部法律工具书，更是一部中西法学交融的文化成果。张宗良的翻译既保留了原文的法律精髓，又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理解习惯，极大地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
3、内容特色与法律思想
《普法战纪·十四卷》作为一部法律文献，其内容特色体现在法律体系的完善性和条理性上。该书分为十四卷，每一卷都根据不同的法律主题进行系统的编排，涵盖了刑法、民法、商法等各个领域，全面展示了清代的法律制度。每个卷章的内容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条文，还包含了大量的法律解释与案例分析，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思想。
在法律思想上，《普法战纪·十四卷》强调法的普遍性与公平性，尤其在民法与刑法部分，突出体现了法治应当保护人民基本权益的理念。相比于清代早期的法律体系，这一版本的《普法战纪》展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在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方面，逐渐接纳了西方的法律思想，如契约自由、个人权利等观念，这些思想为清朝晚期的法律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外，本书还反映了清朝末期社会变革的需求。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的双重挑战时，清政府意识到单一的传统法律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因此，王韬等人通过编辑《普法战纪》，力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既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制经验。这种法律思想的融合，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4、清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普法战纪·十四卷》的出版与传播对于清代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这部书对清代官员和民众的法治意识起到了显著的提高作用。在法律的普及和宣传方面，《普法战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清朝政府用以教育民众的工具，也是政府依法治理的体现。通过《普法战纪》，清政府希望能够在民众中建立起法律意识，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其次，《普法战纪》在清代法制的建设中起到了规范和引导作用。书中对现行法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释，使得法律条文更加规范、清晰，操作性更强。它为当时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也为清代后期的法制改革铺垫了道路。在面对内外挑战时，清朝政府通过对法制的加强来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这也表明了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普法战纪·十四卷》对后来的法制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清朝在晚期逐渐陷入衰退，但《普法战纪》作为法治精神的代表之一，仍然对中国法制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后来的法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许多法学家和改革者在进行法律改革时，常常回顾并借鉴这一时期的法律文献和思想。
总结：
《普法战纪·十四卷》作为清代法治建设的重要文献，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容忽视。通过王韬的编辑和张宗良的翻译，这部作品成功地将西方的法治理念引入中国，并为清代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对后来的法律改革，它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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