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中国女教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此书《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是明代茅坤增补刘向着《《列女传》》而成，其内容是介绍中国古代汉族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此本插图（建安版画）版式为双面连式，图上方通栏标题，左右镌以联语。此本为明万历19年（1591）余文台三台馆刊本。
明代刊刻刘向《列女传》数量众多，明代中后期是有明一代雕版印刷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列女传》的刊刻在嘉靖、万历年间也随之达到高峰，坊刻尤为突出。一方面官方教化带动《列女传》改编本的刊行，《列女传》类作品在官方、民间都有需求，另一方面坊刻兴旺，商业气息浓厚，插图版画的流行表明世俗生活对版刻插图书籍有更多的兴趣，多种坊刻插图本《列女传》也应运而生。
全书分为八卷，大致如下：
第一卷：母仪传；第二卷：贤明传、仁智传；第三卷：贞顺传、节义传；第四卷：辩通传；第五卷：母仪传、贤明传；第六卷：仁智传、贞顺传；第七卷：节义传；第八卷：节义传。
“列女”的意思就是“诸女”之意，刘向当初是写诸多女子，有美德有恶行，主旨并不在贞节烈女，相反，倒是拿贞节烈女作为陪衬。后世特别是宋明理学盛行，大肆提倡节烈贞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改编刘向的《列女传》就大行其道，“列女”遂成为“烈女”。
建安版画：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为宋、元、明刻书业集中地之一，所刻书籍称“建本”。建安的书坊如刘龙田之乔山堂、余象斗之三台馆、余彰德之萃庆堂（本站有萃庆堂刊《新镌全像一见赏心编》）等都刻有大量的插图书籍，或上图下文，或单面方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闻名。
余象斗（文台）（约1561-1637年），字仰止，号子高，自称三台山人，建安（今福建建鸥）人。建阳余氏为刻书世家。余象斗的书坊有双峰堂、三台馆两个堂号，在明代万历时期非常兴旺。刻印过《周易初进说解》、《麟经新旨》、《三经旨便》、《诸葛孔明异传奇论注解评林》（本站已发布）等多种书籍。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字子政，原名更生，汉朝宗室。着有《别录》、《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五纪论》等书，并且编订了《战国策》、《楚辞》。刘向曾官中垒校尉，故世称刘中垒。明人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有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子为经学家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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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是建阳官、私、坊刻书中用得最多的地名，建阳刻书家自称“建安×氏”者不少，据张秀民先生统计，仅宋代就有二十八家。自宋至明，当有近百家用此地名刻书。因此，许多学者误以为建阳外还有一个建安书坊存在，从而得出诸如“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入明以后，建安书坊衰落，继之而起者则是建阳书坊”（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等不正确的结论。其实，宋元时期以建安地名刻书者，绝大部分都在建阳。刻书家在自己的姓氏之前冠以“建安”之名，与“建安”的历史沿革有关。据明 何乔远编撰《闽书》卷十四“方域志 建阳县”载：“汉建安十年，三国吴析建安县之桐乡置建平县。晋太元元年，改为建阳。隋开皇九年，省入建安。唐武德四年复置。八年，又省。嗣圣五年，复置。宋景定元年，唐石里（今黄坑镇）嘉禾生，改县曰嘉禾。元，复名建阳。皇朝因之。”汉献帝建安初始设置的建安县，当时建安县范围相当于宋、元、明时的建宁府。建阳时称桐乡，隶属于建安县。建安十年分置建平县后，吴永安三年又分其地置将乐、昭武、绥安三县，宋英宗治平三年又分其县西地置瓯宁县。由于一再分出，地盘越来越小，至此与瓯宁实同为建宁府的附郭之城。嘉靖《建宁府志》有建安县和瓯宁县地理图，图中标示两县县治相距仅一里地，1913年合并建安、瓯宁两县，各取首字命名为建瓯县。历史上建安、建阳二县曾多次分析合置，但在宋元明三代，即建刻兴盛的时期，位于建阳西北的麻沙、崇化二坊均隶属于建阳县管辖，而从不曾属建宁府治之附郭建安县管，这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时期麻沙、崇化的书商们自称“建安某氏”或“建安某氏某某堂”是沿用了古建安县或古建安郡名，盖缘于古代文人喜用古地名，以示古雅所致。如定居建阳麻沙水南的祝穆在订正《全芳备祖》一书时，署名“建安祝穆”。法医学家宋慈，是人所共知的建阳人，但武夷詹光祖《资治通鉴纲目》刻本中，却署名“建安宋慈惠父校勘”。建阳蔡杭（蔡元定孙）编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续录》，序末自称“门人建安蔡杭”。着名的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等书题“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牌记，而刻《唐律疏论》等书又题“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等等。他们的刻书地点均在建阳，却也模仿文人袭用古地名的做法。（以上资料据方彦寿《建阳刻书史》79-82页，谢水顺 李珽《福建古代刻书》69-70页）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扉页题：「全像古今烈女誌传三台馆刋行」，牌记题：「万曆辛卯秋月余文台重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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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这一明代版本进行深入探讨。该书由刘向所撰，茅坤补充，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余文台三台馆出版。书中包含了自古至今的著名列女的传记与事迹，旨在传颂女性的贤德与智慧。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介绍《列女传》本书的背景及历史意义；其次分析其内容结构和人物塑造；接着探讨其文化与社会影响；最后，考察这本书与当时出版环境的关系。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全面展现了《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作为古代女性文化传承的历史价值与文学贡献。
1、书籍背景与历史意义
《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作为一部传世之作，其编撰背景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首先，该书由西汉文学家刘向所作《列女传》为基础，而茅坤的补充与增订则使这本书的内容更加完整与丰富。刘向在原作中精选了多位古代名女的事迹，尤其是突出了她们的忠贞、贞节与智慧。茅坤补充后，书中不仅增加了更多的女性人物事迹，也更加贴近明代社会的风貌与女性的社会角色。
在历史背景上，《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正值明代中期。这个时期，社会对女性的期许与评价在逐渐趋于严格，贞节与贤德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明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家务与母职角色，还要求她们具有更高的道德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列女传》作为一种史传式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当时社会对女性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体现。
此外，《列女传》的出版还标志着女性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古代文学作品中男性角色较多，但《列女传》无疑是为女性立传的经典之一，推动了女性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它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记忆，也为后代女性树立了道德标杆，展现了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
2、内容结构与人物塑造
《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的内容结构紧凑，主要通过列举典型女性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展现她们的贤德与智慧。书中人物的事迹丰富多彩，有忠诚事国的妇女，也有贞节守护的贤妻良母。这些人物的塑造，既有史实的依据，又有文学的加工，使得每一个人物都能深刻地反映出明代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标准。
在人物塑造上，刘向与茅坤采用了典型的英雄式叙事手法，通过描写这些女性的重大事迹，使她们形象鲜明。比如《列女传》中的“花蕊夫人”李清照，便以其忠诚、智慧和文学才情成为了古代女性的象征之一。她不仅在家国情怀上表现出非凡的坚韧，在文学上更是成就斐然，堪称文人女性的典范。
此外，书中的人物并非单纯的“贤女”形象，她们往往具有深刻的个性与复杂的社会背景。这种多元化的塑造使得《列女传》远远超越了单一的道德规范教材，成为了一部极具文学性的作品。每一位女性人物的背后，都蕴含着不同的社会价值与时代精神，是古代女性形象多样化的真实写照。
3、文化与社会影响
《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不仅是文学作品，它还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书中的“列女”通过其忠贞、智勇、贞节的形象，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尤其在明代，儒家思想已经深深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被期许承担起家庭、社会甚至国家责任，而“列女”则成为这种思想的文化载体。
在社会影响上，书中的“列女”们通过其高尚的道德和坚强的品格，成为了社会舆论的标杆，广泛影响了明代及后世女性的行为规范。尤其在科举与婚姻中，女性的德行往往成为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那些来自名门望族的女性，更被视为“家国之栋梁”，她们的事迹常常成为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列女传》的文化影响也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它为后代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清代及近现代，许多作家和学者重新诠释《列女传》中的人物，并通过这些典故来彰显女性的价值与智慧。这不仅表明《列女传》是古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也体现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4、与出版环境的关系
《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出版于明万历十九年，由余文台三台馆刊印，属于当时的一项重要文化出版活动。在明代，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出版行业逐渐发展，书籍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这本书的印刷与出版，不仅是出版业发展的一个见证，也表明了社会对女性文化的重视。
当时的出版环境具有鲜明的特征，私人书坊与官方书局的联合出版成为了常态。而三台馆作为明代著名的私人书坊之一，其出版的图书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与文化价值。《列女传》之所以能够由此刊行，正是因为其背后不仅有文化需求的支持，更有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推动。
从出版历史的角度来看，《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在当时的市场上属于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它不仅是对古代女性传记的继承与再创作，也是对明代女性文化的弘扬。通过印刷与传播，书中的列女形象深入人心，影响了当时及后代人的价值观念。
总结：
通过对《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这部作品的多维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列女传记，而是融汇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价值。它通过对古今列女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女性的贞节与智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道德观念。
同时，该书的出版背景也揭示了明代出版行业的兴盛与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这个历史环境下，《列女传》成为了女性文学的典范，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古代女性文化的载体，也是对后代女性行为规范的教育教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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