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邢昺改定旧疏而成的《论语注疏》，是《论语》由汉学向宋学转型的过渡性着作。此书吸收前人注释的精华，注重儒学义理与名物制度的疏解，是《论语》的标准注疏。此《宋本论语注疏》十卷本，为民国18年（1929）中华学艺社珂罗版影印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宋刊本。
宋元以来《论语》集解注疏合刻本，大致有三个版本系统：一是以南宋蜀大字十卷本《论语注疏》为代表，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二是以南宋绍熙浙东庾司刻二十卷本《论语注疏解经》为代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三是以元刻明修十行二十卷本《论语注疏解经》为代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均有藏，明嘉靖间闽中御史李元阳刻本、明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间毛晋汲古阁校刊本、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等均属于十行本系统。
《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是一部由着名出版家张元济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古籍丛书。从1929年12月年到1936年12月，全部影印自日本和公私藏家所藏的汉籍孤本。
一·二八之役中，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包括《论语注疏》在内的照片毛样，虽从火场抢出，但已凌乱不堪。1935年张元济准备辑印《四部丛刊》三编，他问负责印行古籍的助手丁桂英：“《论语注疏》有照片尚能用否?”次日又指示丁：“《论语注疏》请翻存铅皮版，免将来走样。”大约此书底版损失严重，未能再次印行，终成遗憾，这书也是中华学艺社出版的书中唯一一种未再出版的书。
论语序
卷一：学而第一，为政第二
卷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
卷三：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
卷四：述而第七,泰伯第八
卷五：子罕第九，乡党第十
卷六：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
卷七：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
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
卷九：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
卷十：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
中华学艺社，其前身是最早由李大钊筹划组建的学术团体“丙辰学社”。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为“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促进文化”，由他筹划于1916年12月在东京成立了丙辰学社。参加该社的创办者，还有同时留学日本的陈启修、杜国庠、郑贞文、王兆荣、周昌寿、许崇清等人。丙辰学社成立后，于1917年在东京创刊了综合性《学艺》杂志，该杂志编发稿件涵盖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内容。李大钊因投身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提前回国，并应聘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接着与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创始人陈独秀一起编《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前后，丙辰学社的其他创办人相继毕业归国，而陈启修、杜国庠亦入北京大学任教，于是将丙辰学社亦迁入北京大学，并于1920年10月在上海设立丙辰学社事务所，《学艺》杂志亦迁上海出版，由郑贞文、陈承泽任编辑主任。1923年6月，丙辰学社在上海举行成立六周年纪念会，修改章程并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决议社址设于上海，同时推举郑贞文为总干事，周昌寿为副总干事，范寿康、郭沫若为编辑干事，由他们主持学艺社的日常工作和出版《学艺》杂志。
《论语》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本书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纂而成。全书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首创语录之体。南宋时，朱熹把它和《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夏邑 ，出生于鲁国陬（zōu）邑，春秋末期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何晏（2世纪195年？－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孙，曹操的养子、女婿，三国时期玄学家，魏晋玄学贵无派创始人，与王弼并称“王何”，玄学代表人物之一，在高平陵之变与曹爽等同被司马氏诛杀，卒于正始十年（249年）。
邢昺（932－1010），北宋经学家。字叔明。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擢九经及第，官礼部尚书。所撰《论语注疏》，讨论心性命理，为后来理学家所采纳。所撰《尔雅义疏》及《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珂罗版复制法，即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它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1852年英国科学家塔尔博特发现经过铬酸盐处理的明胶膜层曝光后表面会发生硬化的现象。1867年至1871年间德国慕尼黑摄影师阿尔贝特根据这一原理，以玻璃版基用于实际印刷，从而发明了珂罗版印刷。清朝光绪初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并被大量用于中国画的复制。珂罗版共分为四道工序制作：即照相、修版、晒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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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宋本论语注疏·10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民国18年中华学艺社珂罗版影印宋刊本·1929年》进行深入分析，重点从该版本的历史背景、魏何晏与邢昺的注疏特色、宋本与后世影响，以及影印本的文化价值等方面展开讨论。首先，文章概述了该版本《论语》在学术史中的地位，阐述了其内容的复杂性与深远影响；接着，从魏何晏与邢昺两位注疏的学术贡献角度，分析了他们如何通过细致的注解帮助后人更好地理解《论语》的思想；再者，探讨了宋本《论语》与后来的版本、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最后，文章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珂罗版的影印本，评估了其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通过以上多个角度的阐述，本文展示了该版本《论语》在古代文化与学术界的重要性。
1、宋本《论语注疏》的历史背景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对《论语》的注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宋本《论语注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魏何晏的注解与邢昺的疏解不仅为《论语》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成为了后世儒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这部《宋本论语》是在宋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当时对经典的深入理解与解释。魏何晏和邢昺都属于当时学术界的翘楚，他们的注疏不仅为《论语》注入了新的学术视角，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宋本《论语》注疏的出版，正是宋代理学学派兴盛的一个标志，它展现了理学与儒家经典相结合的成果。
民国18年（1929年），中华学艺社将这一版本进行珂罗版影印，意在保存和传播这部珍贵的文献。这一影印本的推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学者对《论语》的解读，尤其是对魏何晏和邢昺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魏何晏与邢昺注疏的学术特色
魏何晏作为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他的《论语》注解极具学术价值。魏何晏注重通过历史背景的考证与字义的推敲来解读《论语》，力求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揭示《论语》中的深层含义。其注解语言简练、条理清晰，常常能够抓住《论语》中的精髓，避免了过于繁复的解释，使得读者可以更直接地理解孔子思想的本质。
邢昺则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对《论语》的疏解更多地关注道德伦理与理学思想的融入。他的注疏更倾向于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强调《论语》中的礼仪、道德规范以及君子之道的内涵。邢昺通过深刻的疏解，不仅让《论语》的思想体系更加完整，也为理学的学术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
魏何晏与邢昺的注疏相得益彰，前者的注解重视历史与语言的解读，后者则强调道德和理学的思想。两者的融合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注解视角，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论语》。通过对两位学者注疏的学习和研究，后来的儒学家可以更好地把握经典中的核心思想与价值。
3、宋本《论语》对后世的影响
宋本《论语》不仅是宋代学术成就的象征，也对后代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宋本《论语》注疏为理学派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宋代，理学学者在儒学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许多新的解读思路，而《论语》的宋本注疏则成为了理学学者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参考。许多理学派的名家，如朱熹、张载等，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发展出新的学术理论。
其次，宋本《论语》的传世，使得后世的学者在解读《论语》时，有了更加细致与权威的版本参考。尤其是魏何晏与邢昺的注疏，使得《论语》在后来的研究中更具系统性与深度，成为儒学教育中的重要教材。此外，宋本《论语》在后代的传播与印刷也极大地推动了儒学文化的传承。
再者，宋本《论语》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社会风气和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理学成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论语》的经典地位被进一步确立，成为了士人的必读之书。它的道德教化功能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4、民国时期珂罗版影印本的文化价值
民国18年（1929年），中华学艺社影印出版了宋本《论语注疏》，这一版本被称为珂罗版，使用了传统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这一影印本不仅保存了宋代的原版书籍，也为我们研究宋本《论语》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实物版本。珂罗版的出版，使得当时无法接触到原版的学者和读者，能够通过影印本了解这一版本的内容。
珂罗版影印本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首先，它保留了宋本《论语注疏》的原貌，保存了古代印刷术的技艺和传统版式。通过影印本，后人得以窥见宋代文人的学术成果与文化风貌。其次，珂罗版的出版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范本，它将传统经典的纸质版保存下来，为当时的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此外，民国时期的影印本对于推动文化复兴与经典阅读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社会的动荡与变革，许多人通过重新翻阅经典，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一时期的影印本，不仅是对经典的保存，也是文化自信与学术复兴的象征。
总结：
通过对《宋本论语注疏·10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民国18年中华学艺社珂罗版影印宋刊本·1929年》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论语》版本不仅在宋代学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魏何晏与邢昺两位学者的注解和疏解，使得《论语》这一经典更具可读性与时代价值。
此外，民国时期的影印本为这一版本的传播与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宋本《论语注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思想的历史脉络，也为我们今天继续探索经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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