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全2巨册，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收录了作者收藏的三十多种古代绣像小说。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名着，还有相当多为人称道的小说。如《说岳全传》《金瓶梅》《镜花缘》《龙图公案》《新官场现形记》等。这些版本都极为珍贵，编排得当，画面质量极高，具有较高的欣赏性和可读性。所谓“绣像小说”，可理解为插图本小说。而绣像小说里面的绣像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方面，联系小说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被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某些东西；另一方面，通过理清绣像小说的刊印年代及其图像的基本表现方式，可以推断编绘、出版这些小说的那个时代的某些东西。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是很有价值的。本书即是作者经眼之绣像小说的集成，按“世情”“讲史”“侠义”“艳情”“神怪”“话本”“公案”“谴责”共八大类，着录了三十多部小说的绣像，加以阐述，清晰地梳理出明清时期绣像小说的基本脉络、流派特点及版本优劣，为读者了解中国绣像小说提供了一份直观、全面、珍贵的参考资料。《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书目：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 上册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 下册  《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出版说明：《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共收录了三十二部小说,分为八类。收录的小说绣像尽可能地考虑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特点。如《红楼梦》,收录的不同版本达二十多个。将这么多版本汇集于此书,便清晰地勾勒出了《红楼梦》一书绣像发展的轨迹,足可称为《红楼梦》绣像发展简史。同样,《三国志演义》的版本也多达三十余种,其中的一些绣像资料从未影印出版过,弥足珍贵。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开始计划将“四大名着”全部收入,但后来在编写过程中发现,“四大名着”里的毎种版本都很多,如果将这四部小说全部收入,卷帙太过浩繁。故将《水浒传》西游记》二书忍痛割去,俟他日有机会续编小说绣像时再行收入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书,也许并不尽善尽美,但我已经尽力了。对于收入书中的这三十二部小说,举凡书目提及的有代表性的附绣像的刊本,我均竭尽所能,收罗其中。如《肉蒲团》一书,带绣像的本子是极少见的。本书共收入了六部刊本,有木刻本,也有石印本、铅印本,这些本子大多是极罕见的。又如《金瓶梅》一书,除收录了几部有代表性的崇祯本、张评本外,还从寒斋藏书中捡出两部石印本,辑入了全部绣像。其他如《今古奇观》龙图公案》等书,收录的版本都达十种左右,多有稀见的珍本、善本。《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能有如此规模,离不开很多书友的关心和帮助。早在一年多前,我着手编写此书时,北京于海波兄就将家藏的清刊本《三国志演义》《二度梅》镜花缘》等书寄我,以便我复制使用。在编写过程中,我发现《续彭公案》一书资料欠缺,未能收录早期的上海书局石印本。于兄知悉后,不仅将家藏的上海书局《续彭公案》寄来,而且还将该书局同时出版的《彭公案》再续彭公案》全续彭公案》一并寄我。这份深情厚谊,令我无以言谢。同样,在此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张青松兄很多帮助。张兄不仅替我复制了《三国志演义》黄正甫刊本、醉耕堂刊本绣像,而且还检索出家藏古籍,为我复制了道光十年无堂号本以及青文堂梓行本《绿野仙踪》绣像。《隋炀帝艳史》一书起初我仅收入广为人知的明人瑞堂刊本,后来获悉张兄藏有清光绪间上海书局石印本,便想请张兄代为复制下绣像。谁知张兄告诉我,他藏有两部上海书局石印本《隋炀帝艳史》,这两个本子绣像不同,替我全部复制了。在本书即将付印前,张兄又多方联系,帮我复制了首图本、天图本、苹华堂藏板本等四种《金瓶梅》绣像。张兄如此热心,实在让我过意不去。光绪三年刻本《镜花缘》绣像,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毛杰兄珍藏。毛兄对古本小说绣像很是喜爱,颇多硏究。他不仅替我复制了这套绣像,还帮助校读了本书前言所附的《中国小说绣像简史》一文,提出了几处谬误。清刻本《今古奇观》,系上海曹旭红兄所藏。曹兄开始替我用手机翻拍了书中的绣像,但效果不佳。曹兄不厌其烦,又重新扫描了这套绣像。毛兄、曹兄均与我素昧平生,却能慷慨相助,让我感铭于心。此外,辽宁韩廷强兄替我复制了清刻本《列国志传》《隋炀帝艳史》等书绣像,山东赵新波兄替我复制了清皇家钞本《三国》绣像,书友“书是第二夫人”替我复制了聚贤堂刻本《说唐》绣像……本书的很多资料之所以稀见,正是得益于这么多书友的帮助。为了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本书对部分小说绣像的赞语进行了点校,附于绣像下方。赞语是小说绣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绣像“图文结合”的重要载体。这些赞语充满了爱憎之情,颇值玩味。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小说赞语颇多俗字俚语,难以辨识。成都王军兄耗费了大量时间,帮助辨识,深表谢意。对于图赞中一些无法辨识的文字,文内一律以□标示。作为小说的插图,那些带情节的绣像反映的是故事内容,离不开小说文本。为此,部分情节插图以三言两语的方式,配上了书中的章回文字。图文对看,意趣无穷,也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画面内容。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很多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郑振铎、阿英、郭味蕖、周心慧、王伯敏、周芜等诸先生,在版画研究方面颇有心得,成果斐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对这些研究成果多有参考。文内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标注。非敢掠美,在此说明并致谢。本人限于学识,加之成稿较为仓促,文中错漏之处肯定不少,祈请方家不吝指正。终于可以搁笔了,此时此刻,我心头五味杂陈。抛开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不谈,本书从正式动笔开始,陆陆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其中甘苦,唯有自知。感谢我的同事何菁,去年八月当得知这一出版计划后,她即邀我在报端开设专栏《白描绣像》,本书的小部分文字,陆续在专栏上发表。专栏毎周一期,定时交稿,为了完成“任务”,使我每周必须抽出时间来写点东西。日积月累,竟也初具规模。今年初开始大刀阔斧完成书稿时,便有了相当的基础。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孙力。孙力对书中部分图片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力求能更清晰更完美地将绣像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关于“中国绣像小说”：郑振铎先生曾这样回忆往事:“我们当孩童及少年时代,都要经过图画迷的一个长时期,《三国志》《西游记》的插图是我们所最爱悦的。有时,我们得到了一匣的水彩画颜料,于是我们便在这些插图上西涂东抹着。关云长的脸,我们把他画得红红的。孙行者的虎皮裙是染上了黄色。”相信这样的经历,不少人在孩提时都曾有过。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的神奇魅力。何谓绣像?绣像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是指用彩色的丝线绣成的佛像。明清以来,许多木刻本小说在卷首都会附有书中主要人物的图像,以增添读者兴味。这些图像便被习惯地称为“绣像”。究其原因,大约总是因这些图像皆系线条勾描,绘制精细,笔法细腻之故。除了卷首的人物图像外,还有不少木刻小说版本逐回附有插图,集中置于卷首,或是分置每卷、每回之前。这些有插图的本子,往往也会标目曰“绣像”,或是“全相”“全图”。其实,无论是人物绣像还是情节插图,都属于小说插图一类。在明清小说刊本中,“绣像”与“全图”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明崇祯本《金瓶梅》,卷首有情节插图一百叶两百幅,书名即标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如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镜花缘》,卷首有绣像十五叶,书名标为《绣像全图镜花缘》。由此可见,“绣像”与“全图”,概念相差无几。“绣像”作为标示称谓,不唯指称人物绣像,也可指情节图。“全图”也不一定仅指代“逐回附有的插图”或“故事图”,亦可能是景物图、人物图等。本文论及范围仅限古代通俗小说,文中所指绣像,即包括人物绣像、情节插图两类。古代通俗小说绣像发展史,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其中前三个时期与木刻版画的发展有关。一是肇兴期,约在宋元至明隆庆年间;二是繁盛期,约在明万历年至清初;三是衰落期,约在清乾隆年后:在这三个时期,小说绣像均是以木刻版画的形态存在的。第四个时期是清光绪年以后,这时除了日趋式微的木刻版画外,随着石印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各类绣像精美的石印本小说,一时风靡起来。这里择其大概,简要述之,以供参考。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中国木刻画,从唐至明,曾有过体面的历史。”中国木刻画亦即木版画,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曾经绽放过独特的光辉。《周易》中说:“河出图,洛出书。”虽是传说,但却反映出图画与书籍的关系。作为书籍的插图,木刻版画并不仅仅是对原书文字的一种图解,更重要的是对艺术的一次再创造。这也就意味着,木刻版画是文字与绘画结缘的重要载体。木刻版画里,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尚,同时也体现了绘工对图书文本的不同体验和理解,独立于图书文本之外。不少木刻版画堪称是非常不错的绘画艺术精品。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又被称为“凸版版画”。所谓凸版,就是在一块平整的板材上,用刀或其他工具刻掉、挖掉画面中不需要的部分,使需要的部分凸显出来,然后在凸起的部分涂上墨色,覆上纸进行刷印,一张木刻版画便制作完成了。中国木刻画的兴盛,和雕版印刷技艺的成熟密不可分。而小说绣像的兴盛,又得益于通俗文学的空前繁荣。作为中国古代木刻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戏曲版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黄裳先生就认为,“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而在小说、戏曲所附大量绣像中,尤以小说绣像更为研究者所关注。近年来,小说绣像尽管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相较于业已广泛深入开展的明清小说文本研究,小说绣像研究仍然显得很不够。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专家在比较同一小说各个刻本之间的流变关系时,往往比较的仅是小说文本的嬗递,而忽视了对绣像的研究。其实和文本一样,绣像研究对于小说版本学,同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木刻版画,当属唐咸通九年(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的《袛树给孤独园图》。从北宋开始,带绣像的图书刊本开始增多,而且内容也从佛经拓展到了经史子集等书。如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建阳余靖庵勤有堂摹刻的《古列女传》,便被视作宋代最重要的故事书版画。此书上图下文,绘刻俱佳。清人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称:“绣像书籍以来,以宋椠《列女传》为最精。”《古列女传》系建阳书坊早期代表刊本。在宋元明三代刻书史上都有着辉煌页的建阳书坊早已被历史尘封。如今,人们只能在一部部建阳书坊当年刊刻的古本图书里,才能寻觅到这里昔日的繁盛与光鲜。而论及中国通俗小说绣像史,无疑要追溯到元代时的建阳书坊。位于福建地区的建阳,既不是政治中心,又不是经济中心,为什么会成为宋元明三代着名的图书雕版印刷中心呢?这是由南宋的政治环境决定的。面对金兵咄咄逼人的攻势,南宋朝廷迁都临安,偏安一隅,江南大部分地区一时间成为前方的主战场。而当时的福建既距离临安不远,又远离前方主战场,自然容易成为文人集聚之地。兴起于南宋的建阳刻书业的繁盛,一直延续到了有明一代。作为宋元明三代为数不多的几大图书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建阳书坊刊刻的图书,习惯被后人称为“建安本”或是“建宁本”。这是因为古代建阳隶属于建安郡,郡治位于如今的建瓯市。在建本图书盛行的元明之际,这里又改称为建宁府。正由于此,建阳书坊刊刻的图书中的木刻版画,被学界称为“建安版画”。当年建阳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这两个地方。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中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可见在南宋时,建阳书坊即已颇具规模。无书不图”这是建本图书的一大特色。从现存的诸多建本图书来看,几乎都附有大量的插图,上图下文,是最常见的建本版式。在诸多流派的版画创作中,建安版画是最趋于“原生态”的,没有太多的雕琢,显得很是古朴。但是由于建阳的不少书坊在刊刻图书时,校勘不精,错漏百出,这成为了建本图书后来为人所诟病之处。不过,建本图书亦不乏精品,就其版画创作来看,不仅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同样有不少精品力作。现存建阳书坊刊刻的通俗小说不少。最知名的当属五种平话,即《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这五部书也被称为“全相平话五种”。这五种平话均刊行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系建安虞氏书肆所刻,总计有图二百二十八幅。刻工题记“樵川吴俊甫”“黄叔安刊”,他们是现在可知的最早的小说绣像刻工。这些平话均是上图下文,系典型的建安版画风格。郑振铎先生认为,“上面的插图幅面虽狭长而不广·却有咫尺而具千里之势”;“其背景是很小型的,有如连环图画式的长卷,人物的动作十分复杂,情感也千变万化,却都能以简捷的笔法,曲曲表现出来,不失其为繁复异常的历史故事的连续画的大杰作”。阿英先生认为这已“近乎后来的连环画册”。事实上,全套平话的数量并不止于这五种,只不过除却这五种,其他平话已经供失了。除了书中大量附有插图外,建本图书还将插图运用到了封面、扉页等的装帧中去,不仅开了中国古代图书史的先河,而且对后世的图书设计、装帧,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书堂刊行的《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封面上方镌有“三顾茅庐”图,这种带绣像的图书封面,具有创新意义。此刊本封面又题《新全相三国志□口》(后两字残破,疑为“故事”二字),可知此书亦名《三国志故事》。后来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也采用了带绣像的封面。可见这种形式在当时的建阳书坊中颇为流行。相较建安版画,金陵(今南京)、徽州、杭州、苏州等地的版画,从元代至明万历年前,都还没有形成鲜明的特点,有的甚至还拙劣得很。可以说,在早期小说绣像发展史上,建安版画独树一帜,大有一统江山之势。而建安刻本销往各地后,也刺激了各个地区版刻的发展。没有这一时期辉煌的建安版画,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建安版画、金陵版画、徽派版画“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明初开始,各地的木刻版画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分析其客观原因,一方面是明政府对刻书事业较为重视,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鼓励政策,促使明代雕版刊印事业较前朝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品在群众中广受欢迎,从明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小说戏曲粉墨登场,给版画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时的坊间小说戏曲书,几乎没有不加精美插图的。《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总目录：世情醋葫芦红楼梦二度梅绣戈袍全传讲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孙庞斗志演义说岳全传侠义禅真逸史粉妆楼全传说唐全传儿女英雄传艳情金瓶梅隋炀帝艳史素娥篇肉蒲团神怪平妖传镜花缘绿野仙踪草木春秋话本石点头今古奇观生绡剪西湖佳话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龙图公案彭公案续彭公案谴责新官场现形记滑头现形记风流道台文明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