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字编》PDF电子书全4册，由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主编是王辉教授。

　《秦文字编（套装1-4册）》对秦简牍文字作总结性的研究，囊括了有关秦简牍研究的成果，并根据最新成果编纂成文字编，兼具了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部秦简牍文字工具书。

《秦文字编》出版说明/序言：

有机会在王辉教授主编的《秦文字编》卷首写几句推荐的话，我深以为幸事，因为这部既是工具书又是研究成果的着作，是对古文字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将为有关学者案头所必备。

　　众所习知，率先将春秋战国时期西土秦文字与东土列国文字区别开来的，是王国维先生。他于1916年撰《史籀篇疏证序》，始倡“《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之说，其后再三申论，有凿破混沌之功。继之专门研究秦文字的，为华学涑（石斧）先生。其所着《秦书三种》，包括《秦书八体原委》《秦书集存》和《仓颉佚文》（未见），系由天津博物院印行。《三种》中的《秦书集存》，是最早的秦文字编，出版时间为1922年。博物院说明云：“是编将秦金石文字，依许氏部次列之，以见相斯之遗迹，且以联络史籀大篆及许氏《说文》也。”这部书的体例虽好，但所能收录的材料实极有限。

　　近二三十年，一般称作战国文字研究的学科分支迅速发展，在古文字学领域内十分凸显。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一分支又有细化的倾向。前些时，我为何琳仪教授的《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作序，曾指出首先表现出此种迹象的是秦文字，随之是楚文字。

　　关于楚文字，我在那篇小序中说到：“1933年发现的寿县李三孤堆楚金文，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50年代开始出土的楚竹简，已使楚文字跃居学者论析的焦点。前些年新出的荆门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更确立了楚文字的重要地位。”应当说，秦文字的发现近期更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陕西西安相家巷的秦封泥，湖南龙山里耶的秦简牍，数量的繁富众多，已超出过去所可想象。后者据《里耶发掘报告》，竟达37000支以上。

　　如果说，楚文字多接近殷商西周文字，有裨于向上追溯，秦文字则开启汉以后文字端绪，可资以向下顺推，同《说文》等衔接。这样，我们对古文字的演化发展，就更能有通盘的了解。

　　王辉教授受业于王国维先生高弟徐中舒先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任职多年，兼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他精研古文字学，尤擅长秦文字研究，先后撰着《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集证》《秦出土文献编年》等书，既专深又广博，确立了他秦文字专家美誉。杨宗兵博士出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具有严格专业训练背景，继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得王辉教授指导，共同完成这部篇帙浩繁的《秦文字编》，实在是古文字学界的一件盛事。

　　里耶秦简等迄今只公布了一部分，相信不久还会有新的秦文字材料出现。企望王辉教授和杨宗兵博士做好准备，于时机成熟时尽快修订补充本书，使之更臻完善，嘉惠学人。

随着近几十年来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对于秦统一文字的实际情况，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①所有古代简牍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书写，而不是刀刻的。百年来出土的战国秦汉乃至三国两晋的简牍多到难以计数，只要随便翻看其中任一种的图版，就可以知道“刀笔吏”的刀只是用来刮去错字，“笔”才用来是写字的。秦始皇厌恶竹简上“密密麻麻的刻痕”、“写下‘知道了’三个字，都要埋头刻上好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②相对东方六国文字而言，秦文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最保守、最接近西周春秋文字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秦统一文字甚至起到了文字“复古”的作用。这一点跟亲王所说的恰恰相反。 东周时期，秦一直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其疆域又处在西周故地（也是西北边陲），因而秦文字没能跟上东方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步伐，而是恪守陈规，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周春秋文字的字形及用字习惯。比如马亲王的“马” ，秦文字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字形几乎全同，而东方六国的“马”字，有些已简化到只剩一个框加几横的地步了。 （可惜这儿不能贴图，否则“战国文字哪家简”，是一望便知的。） 正是由于秦统一后给汉字来了个“复古运动”，才使得后世继承秦文字而来的隶楷文字，有相当一部分能跟商或西周的古文字串连起来，也使得今天的古文字研究者，能够相对容易地读懂商周出土文献。若是其他国家（比如楚）统一了中国，那真是不堪设想……③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字形与用字习惯，而不是简化。“字形”大家都理解，所谓“用字习惯”，是指用哪个“字”记录哪个“词”，如秦文字用“爵”记录爵位的“爵”，楚文字则用“雀”，后统一作“爵”；秦文字用“谤”记录诽谤的“谤”，楚文字则用“方”，后统一作“谤”；秦文字用“重”记录重量的“重”，三晋文字等则用“冢”，后统一作“重”等等。从这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书同文”重点在“同”，而非“简”。④秦人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不是“小篆”，而是秦隶。“篆”是铭刻的意思，哪怕在秦代，篆书也只是用于金石铭刻的“标准体”，而不是日常使用的“手写体”。在所有出土的战国秦至秦代的简牍上，所能见到的都是笔画较为平直、易于书写的手写体（可以称为“秦隶书”），而绝不是盘曲婉转的“篆书”。 从出土实物看，文字的“标准体”与“手写体”，或者说“正体”与“俗体”是长期并存的。“篆书”只见于秦刻石及铜器铭文，是“标准体”。而“秦隶书”本就是通形于战国秦地的手写体，不是秦统一文字之后，“下级书吏嫌小篆写起来还是麻烦，偷偷作了进一步简化”而成的。两套系统从不混用，也就不会有将竹简上的六国文字“翻译成秦篆”、“无论是从什么地方送来的竹简，上面都清晰工整地写着小篆”这样的事情了。⑤“小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文字逐渐衍变而来的的，秦统一前后的文字，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谓“大篆”、“小篆”的名称也是汉代才开始使用的）。“规范字库”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的。 这就像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规范汉字”，也不是文字改革前夕由一小撮人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而基本是“述而不作”，是对于古已有之的简化字形的整理与认定（当然也有部分推衍），也是对民国时代兴起的汉字简化运动的继承与发展。

汉字在书体上的两大体系中国书法自古有内擫、外拓之两极。孙过庭《书谱》有“古质”、“今妍”之谓，就是指的这两种笔致，而孙的喜好是倾向于“古质”的。沈尹默认为二王中的王献之，是趋于外拓即“今妍”的，而沈的喜好是倾向于“外拓”的（只不过在程度上还不能算是隶书的、碑学的偏侧锋的体系）。要之，内擫即“古质”，趋篆意，中锋行笔，笔致要内敛一些；外拓即“今妍”，趋隶意，侧锋行笔，笔致要放逸一些。隶书的本质，是对篆引笔法的突破，隶书的产生是在秦汉之前，大约在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就已经有“秦隶”了，字形扁方，已有波挑，笔画还有相当籀篆笔法和圆转意味但基本上是侧锋行笔了。到了秦统一六国后的秦朝，“秦隶”的使用范围就遍及华夏全境了，因为“蚕头燕尾”特征还不突出，故而又叫“古隶”。接下来西汉初年的隶书依然属于古隶的范畴。古隶是汉代武帝时期开始成熟起来的真正汉代隶书的前奏。对于秦汉之际的某些文字，如何辨别出是篆书还是隶书，其实很简单，就看有没有波挑，即看有没有“蚕头”、“燕尾”就是了。（长松按：东汉末年《熹平石经》那种过了分的“蚕头”、“燕尾”，有做作之嫌，缺少了摄人心魄的真率、古质之致。）综合地讲，篆和隶大略有这样的几个区别：一，篆书的笔画多是弯曲的，隶书的笔画则多走直道。（长松按：甲骨文，以及《秦公簋铭》、《秦公大墓石磬》、《秦诏铭》等健挺类秦篆，在这一点上算是例外，都属于篆书，笔画却以直的为多。）二，篆书笔画的起处、收处，多用圆笔；隶书笔画的起处、收处，多用方笔，且每一字都有主笔的“蚕头”“燕尾”。三，篆书主要用中锋，隶书则趋于用侧锋（长松按：一般来说隶书的行笔以侧锋为主，但也并不是所有隶书都用侧锋行笔的办法来写，我这里主要是指汉碑当中的那一部分特别强调典重功能的，就因为特别需要突出典正庄严之感，成了替代了篆书的新的“典正体”，所以就偏于用中锋了）。这第三条可以延伸到后世的“帖学”、“碑学”上去：“帖学”承篆书用笔的多一些，趋中锋；“碑学”则承隶书用笔的多一些，趋侧锋。进一步再结合书法的实际经验来讲：“帖学”是关于怎么样用韧毫（比如鼠须笔、兼毫笔）在“古纸”或其他不怎么洇的纸上写字；“碑学”是关于怎样用软毫（一般就是羊毫笔了）在生宣上写字。篆书和帖学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过去好象还没有人提出来过。其实很明显，篆书和帖学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笔笔中锋”。相对来说隶书和碑学就比较偏重于侧锋的使用。中锋则显得庄重，侧锋则显得放逸。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从金文到大小篆再到帖学的这个书写体系，是适于典正、庄重之用的；从古文到隶书再到碑学的这个书写体系，是适于日常书写之用的。在此，我就要提出本文的基本立论了：从商代起，汉字就是根据场合而“一式两用”、“一字两体”的，卜筮、祭祀、铭功的契铸文字，其字体为“典正体”；日常、公务、遣册的书写，其字体为“日常体”。两者有所差异的地方在于：一，“典正体”大略要端严圆融一些；“日常体”大略要趋简适便一些。二，“典正体”的篆引笔法，是平稳内敛的；“日常体”的手书笔法则是抑扬顿挫、提按活腕、跳荡多姿的。三，“典正体”多为范铸、凿刻，没有多少毛笔书写的那种笔意；“日常体”因系直接的、率意的手书而成，能反映笔顺，也会有往来萦带之迹。秦以后的汉字使用及书写，也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只不过不如秦以前那么明显，本文基本就不涉及了。春秋时期晋国玉石盟书，和战国时期楚国竹简书，呈献了数量丰富的日常所用“手书体”文字。特别是近二十多年以来发现的几批战国简，竹简的数量、文字的数量都很可观，文献价值极高。现今人们所能目睹的古文，主要的就是这些。东周、秦、汉的帛书，书字当是“手书体”即“日常书体”无疑。各种官、私印章，欲示权限、归属、“着作权”之类，意思庄严，当然也用的是“典正书体”。近二十多年来，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竹简书的发现，是学术和文化上的令人特别欢欣鼓舞的新发现。这些书写着先秦书籍文字的战国简，大约有5000枚之多。战国简发现了这么多，可是目前尚没有春秋时期的竹木简牍形式的书籍出土。这是为何？可能是因为中国是在到了战国的时候，才有了将竹简书随葬的习俗。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尚且没有在考古上发现战国之前书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并不代表战国以前的古人不用竹木简牍来写字。先秦时期在文字书写的载体方面，竹木简牍是最常用的，简册是普遍的书籍形式。其次是石玉薄片。而造价最昂贵的是帛缯一类的丝织品，在丝织品上书字一般通称为帛书。帛书常常有条状的界栏，红色的称朱丝栏，黑色的称乌丝栏。因为目前所掌握的先秦竹简书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战国阶段，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淡论的先秦文字，是说的战国时的“六国古文”。秦国不包括在“六国”里。那么当时秦国的手书体有什么不同于“六国古文”的特点呢？实例是有的，比如我们从1980年发掘的《青川木牍》（仅一枚，字三行）就能看出究竟，写于战国中晚期的《青川木牍》，属于秦隶，比春秋晚期晋地的“古文蝌蚪”之体又多了一些方正意味。还有，战国晚期的《天水放马滩竹简》，也是秦统一六国之前的古隶。事情很清楚，战国时秦国的手书体，隶味要浓得多，所以学者们大多愿意采用“六国古文”这个提法，从而把秦国古文与其他六国的古文作有所区别的看待。这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人把战国时各国古文一并说成“七国古文”，即把战国时的秦隶混同于六国的古文了，这是不合适的。但是从大的历史纵伸上看，古文何止限于“六国”有之，又何止战国有之，凡从夏代到战国的手书字，皆可称为“古文”。许慎《说文解字》所讲的古文，恐怕就是此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这番话的含义是，孔子、左丘明因为识得夏、商、周三代之古文，所以能编述历来旧典，且出于某种考虑他们作成之书也是用这种三代之古文写就的。很明显，许慎所谓“古文”，不限于六国古文。也就是说他在《说文》书中列出的500多个古文之字，绝不限于战国阶段所使用；只要材料允许，许慎搜集这些古文是取材于包含了从夏禹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所有手书体的文字。至于孔子、左丘明为什么不用籀文来成书，许慎并没有说明。对此有一个传统的观点是认为史籀《大篆》还没能推行天下就出现“平王东迁”的变故或者诸侯割据的局面了，秦国因僻地雍州，得以独承籀篆之体。在此我还不敢推翻此说，但我想提出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大篆》之书体，原本是用于卜筮祭祀等典正之需的，本不适合孔子、左丘明等作书之人的应用。从迄今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虽然作书之人不用籀篆之体，但是春秋时各国的金文，是用的。这岂不是对我的新观点的很好地作证？因此，从典正、日常的不同用途的角度，去看待籀文、金文之别，是个很重要的新视角。甚至可能会由此而改写中国古文字史。以上已经说明了“古文”的广义的含义。那么，结合迄今的相关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明确：一，从西周一直到战国末期这八百多年里的手写书体，都可以叫“古文”，并且结字的、笔法的变化并不大；二，汉代人所谓的“古文蝌蚪”之体，即春秋时晋国的盟书之体是沿袭了西周的手书体，这也是古文；三，战国时“古文蝌蚪”有了少许变异，融进了一点晋地的地域性书风，成了所谓“三晋西周体”，这也是古文；四，已在考古中发现的商代墨迹、周代墨迹，也属于“古文”的范畴；五，而最重要的有关于“古文”的现代考古发现，是近二十多年以来所发现地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简，它们文字的量很大，文献价值又极高，所以应当着重地在此提一下。如上所说，春秋时期晋国的“蝌蚪文”这种书体，可能基本延续了西周手书体；进一步的，到了战国就有了所谓“三晋西周文字”的书风，是“蝌蚪文”结合了韩、赵、魏的地域书风而形成的。六国古文，相互间原是相差不大的，在这个大前提下，这种“三晋西周文字”相对来讲确实是最接近西周的手书体。这也就意味着，由战国时六国古文当中的所谓“三晋西周文字”的书体，是商、周的手书体的正脉流传。从迄今相关考古发现上是可以看出来这一点的。我们还能看到：商代的“典正体”与“手书体”的差异还很不明显；而到了西周时候，“典正体”与“手书体”的差别就明显一些了。一旦廓清了“古文”的概念，我们可以接着问：古文属于篆书吗？我说古文不是篆书。我觉得所谓篆书，一般来说就是出于典正情形（比如宗教或祭祖）下的要求，铭于器物之上的庄重化和美术化了的字体，多半是绕老绕去的，是在古文基础上再加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花样”。因此，自来写篆书的人，其实有一半是在作画，颇费意匠，也多有随机生发之奇趣。而人们在日常书写和一般公务书写中，则是健爽健质的，没有那么多的刻意发挥，是简单的和标准化的。这就是典正书体和日常书体的区别。商周时金文等篆书是典正书体，西汉以来历代的篆书，包括汉印瓦当、魏晋砖铭、六朝碑额、唐以来的文人篆书，以及唐以来历代文人书画家的篆刻艺术等，也是典正书体，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拉开与日常书写的距离。因此可以说，并不是在篆书全面消亡以后，才在秦汉之际完成了篆书到隶书的转变；而是自来就是典正字体与手书字体相并存，且各司其用。汉武帝时发现的“孔壁书”，西晋太康时发现的“汲冢竹书”，现代发现的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竹书，都是典型的六国古文。“孔壁书”、“汲冢竹书”的原简已无存。我们现代书法家写先秦手书体，很概念化地追求笔画的“丰中锐末”是不好的，那就为汉晋以后的传世古文的笔画形态所误导了。亲自观看春秋盟书和战国竹简，就可领略到古文笔意的简率和生动，绝非一个“丰中锐末”能说得尽。西晋时有“汲冢竹书”的出土，这批先秦竹简书包括《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古籍，士人因之而备加崇尚秦朝之前的“六国古文”，一时成为风气，陆机的手札《平复帖》，是流传至今的名帖，无比珍贵，此贴就是在草隶之中参入丰中锐末、蜻蜓点水般的古文笔意。这种章草，显然与赵孟頫、宋克的那种媚巧、造作的章草是不一样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没有过分夸张的波挑。而且也不象赵、宋的章草那般简化得过分厉害而不容易辨认。汉代的篆书的使用尚且比较广泛。汉篆是承袭了秦朝的“摹印篆”，当然，也有自己的发展和特色。至于汉代的缪篆、九叠文之类，就矫揉繁缛得过了分。古文不是典正体，但是秦朝以后所有没见过也不认识古文的人要学写商周金文，都须从学习古文入手，再参以小篆才行。直接学写金文是摸不着头绪的，因为金文本身变化不定，结字规律上有些“虚无缥缈”；而东周古文的结字，相对于金文来讲倒是稳定多了，更加的趋于“标准化”一些，便于人们从中发现规律。要想很从容的写好篆书，就需理解篆书的这个特点：基于“六书”前提之下的发挥和意造，即它的某种特定的装饰意味、典正感觉。一方面它不能偏离古文太多，偏离太多，就脱离“六法”了，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又不可十分地拘于古文的标准化，否则就不具备作为典正体的图像化、美术化的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