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从学理上对中国艺术批评进行综合的览观、全幅的把握,描绘中国艺术批评的特点,剖析其理论创造,展示其逻辑演进过程,研究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位置,从而突出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民族特点。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书目: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先秦两汉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隋唐五代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宋元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明代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清代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现代卷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出版。全书近300万字。《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分为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和近现代卷。从学理上对数几千年来艺术批评实践和理论进行综合览观,描绘中国艺术批评的特点,剖析其理论要义,展示批评理论的逻辑演进过程,研究它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位置,从而突出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民族特点。《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是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国家出版总署重大项目出版资助。丰富的艺术批评理论是中华文明的宝藏,是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之一。下功夫发掘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批评理论遗产,对于保持和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对于深化我国文化界、艺术界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意识,对于推动我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艺术批评和理论遗产研究极其薄弱。就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较而言,百年来学界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艺术批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中国文学批评史》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有多种着作面世,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文学批评简史、通史之类的着作大量涌现,但我们至今没有通观性的艺术批评史着作,甚至连一本艺术批评的简史都没有。正是据于此,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穷数年之力,以北京大学的研究力量为主,邀请全国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共同撰成这部七卷本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历时25年,200多位学者参与,撰写近1800万字,至今年10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中国美学通史》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三套多卷本着作全部出版完成,这三套书填补了我国传统美学研究的多项空白,被学者们称作“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对于三套书的总主编、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来说,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从年近半百做到了古稀之年,倾无数心血,一定会百感交集吧? 在高朋满座的出版座谈会上,叶朗先生用平静的语气谈到这漫长的历程:“我们花了25年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5年。我想,这25年体现了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同时还需要严谨的学风……参加这样的大工程,使我们体会到做学问真的很不容易。”是的,做学问不易,但只要热爱,就甘之如饴。倾心美学研究50余载,叶朗先生身上,有一种从生命核心和深厚学养发出来的光洁气象。他提出“美在意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突出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突出人生境界的提升;他在北大创建艺术学系,重续蔡元培先生开拓的北大艺术教育传统;他关注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与教育界人士共同提议并推动把“美育”纳入国家教育方针;他热心支持将昆曲 《牡丹亭》 等高雅艺术带进北大,让年轻人受到美的熏陶;他举办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倡导高远的精神追求。“审美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叶朗在 《美在意象》 一书中写下的这句话,也正是先生本人的真实写照。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填补传统美学研究空白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是力学泰斗、北大老校长周培源先生的故居。周先生特别爱花,56号门前曾繁樱如雪,人称“周家花园”,“花园”的大门对各路客人敞开,无论着名学者还是普通学生都受到周先生的欢迎。如今的56号院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这个小院见证了燕南园的潮起潮落,依旧静谧、古朴。2003年美学中心入驻后,院子里重新栽种了樱花树,还种了白桃、玉兰、海棠、牡丹、芍药,种了许多竹子。这里的大门依旧对各路客人敞开。叶先生几乎每天出现在美学中心,虽说已卸去诸多俗世事务,但依然忙碌。和叶先生的采访约在上午,当记者叩开叶先生办公室的门,看到他正在被书籍淹没了大半的办公桌前伏案,神情专注。见到记者,叶先生一边抱歉说“这里太凌乱”,一边从书堆里迅速找出一篇文章,递给记者,原来这是他在出版座谈会上的演讲稿又做了修改。事实上,在座谈会前,叶先生就字斟句酌地精心准备这份讲稿,现在又修改润色,这种严谨认真、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与叶先生的采访,就从这三套耗时25年出版完成的美学着作展开。“中国传统美学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富有东方智慧的理论,有许多极深刻的理论,有许多有民族个性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价值。这三套书,我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叶朗说。1991年,叶朗邀请和组织国内30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近150名专家学者,历时12年时间编注出版了《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共10卷19册,1050万字,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思想库、资料库。此后,又用6年多时间完成了8卷350万字的 《中国美学通史》,用7年多完成了7卷320万字的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分别于2014年1月和今年10月出版。“人文学科需要发挥个人的独创性,但有两种情况需要集体创作,一种是时间特别紧急,一种是规模特别大,这三套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叶朗说。组织大型集体项目很不容易,25年前,叶朗决心开始编注《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时,分别给30多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的100多位学者写信,邀请他们参与这项工程。当时没有电脑,所有信都是他一封封手写,还要写信回答编辑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前后给学者们写的信,就多达四五百封。文库初稿用时三年多,此后三次大规模加工删改用了8年时间,编注出版的难度可见一斑。2003年,季羡林先生为文库的出版题词:“天道酬勤”。这三部书填补了哪些空白? 叶先生说,中国美学思想除了表现于各个时代的一批专门论着之外,大多散见于经、史、子、集等着作中,即使在诗词歌赋里,往往也有丰富的美学思想,所以对中国美学的整理,实际上是个发现的过程。例如园林美学,不仅保存在《园冶》、《闲情偶寄·居室部》 这样专门性的论着中,而且保存在数量很大的园记、游记以及诗词歌赋中,《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对这些散见的美学资料进行了发掘。“中国历史上还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理论遗产,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造园理论等,但对传统艺术理论遗产的整理、研究一直显得很薄弱。百年来学界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艺术批评理论相对薄弱,至今没有通观性的艺术批评史着作,因此《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可以看做填补空白的着作。”叶朗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说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叶朗认为,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文化界、艺术界,人们重视艺术创作,对艺术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对传统艺术往往还只限于叫好,究竟好在哪里,还是说不大出来。而且在艺术研究中,有的学者有一种以西方的艺术理论解释中国艺术的偏好,显示出对本民族艺术理论的价值缺乏认识,缺乏信心。艺术理论研究的不足,影响了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也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美学通史》和《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的出版,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接着讲”的意象之美叶朗在美学热潮席卷学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北大哲学系,那场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让青年叶朗对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全国之先,建立了美学教研室,已确立了学术方向与目标的叶朗也在此时毕业留校,成为美学教研室七名初创成员之一。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的朱光潜先生,专门为他们开了一门西方美学史的课。叶朗聆听受教,终身不忘朱先生讲课时那炯炯发光、似乎能穿透一切的智慧眼眸。可以说,叶朗的治学道路是从观察和学习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老师开始的。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宗先生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叶朗任宗白华的助教,宗先生在讲台上自由挥洒,叶朗把引用的经典写在黑板上。一个学期后,系里要求老师给学生发讲课提纲,宗白华对他说:“你帮我写一个吧。”提纲写好后,宗先生一字未改,就让他印发给学生。1979年,这个提纲被宗白华命名为“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刊在《文艺论丛》,后被收入宗先生的《美学散步》文集。“文革”十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学术研究中断了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新历史契机将学术研究带入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停顿十年,一切从何开始呢?叶朗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他在中国美学史方面的研究。首先,他把发力点定位在明清小说评点上。“当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很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美学的不同,在于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西方注重小说,所以西方有典型的理论,中国注重诗歌,所以中国没有典型的理论。我很不赞同这个说法,再现和表现是西方的区分,不能套在中国美学头上。这些人既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美学,又没有系统研究西方美学,却得出一系列中西美学特点的整体性结论,显得很不严谨。我向朱光潜先生谈了这个看法,朱先生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搞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条件’。”叶朗回忆道。叶朗发现,明清小说评点是中国小说美学的宝库,他集中数月时间,每天到北大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去一本本阅读,边读边把重要内容抄录下来。在研究的基础上,叶朗在全校开了一门“中国小说美学”的选修课,受到热烈欢迎,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1982年,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出版,首印5万册很快卖完,又加印3万册。很多青年学生以及萧乾、梁斌等老作家写信给叶朗,热情赞扬这本书,这让叶朗深感欣慰。此后,叶朗继续做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经过三年夜以继日地努力,1985年,《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出版,从中国美学史通史的意义上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从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表述中抽出“意象”和“感兴”两个概念作为研究线索,这个理论核心显示出一种统摄力,不仅能贯穿古代的材料,也能与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潮相呼应,还能广泛地解释艺术、审美现象。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叶朗深深感到当时学术界通用的美学基本理论的框架过于狭窄和陈旧,一些人对中华美学遗产和“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十分隔膜,使美学发展成为无本之木,他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必须是接着朱光潜、宗白华等先辈开拓的现代美学路线往下发展。1985年开始,叶朗组织一批年轻学者进行现代美学体系研究,写成 《现代美学体系》,突破了在50年代美学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使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向前跨出了一步。《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等着作为新时期的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此后十多年,多样的社会工作使叶朗的学术眼界从哲学、美学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和文化领域。跨入21世纪,叶朗决心把时间和精力重新放回到美学研究领域。2009年,他用3年多时间完成的《美学原理》一书出版 (翌年出版彩色插图版 《美在意象》)。书中,叶朗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由意象、感兴、人生境界三个概念构成一个理论核心,突出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突出人生境界的提升。“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也是朱光潜、宗白华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开创性地将“美在意象”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美学原理体系建构,在中西文化大综合的背景上将这一契合点推演、扩展到中西审美-艺术的整体透视,并以此建构美学体系。他写道:“美(意象世界)一方面是超越,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对‘物’的实体性的超越,是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另方面是复归,是回到存在的本然状态,是回到自然的境域,是回到人生的自由的境界。美是超越与复归的统一。”对于叶朗来说,“美在意象”的理论体系的提出,是从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接着讲”的一种尝试和探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精神追求是美育灵魂在1999年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叶朗先生作为教师代表给新生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当了近40年教师,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同学,他学习很努力,人也聪明,但是他追求的东西很小,格局太小,我感到非常惋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格局小的人,绝对做不了大的学问,也绝对成不了大的事业。今天在座的同学刚刚跨入北大校门,我想用八个字赠给你们:胸襟要宽,格局要大。”当年有幸亲聆的那批学生至今对这八个字念念不忘。“胸襟要宽,格局要大”,也可以说是叶朗先生自身境界的写照。他的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先生对文化教养持有确乎不拔的信念,他的内心力量正来自把治学、文风与人格陶冶打通一片。他向往中国古代儒者‘光风霁月’、‘春风化雨’的气象。他好引用程颐说程颢的评语‘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追求一种光明的格局、气象,用思想‘照亮’人生,是先生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概括,也是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印象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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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艺术批评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术活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经历了不同的演变与发展。朱良志编写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全7册)》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脉络,还深入分析了艺术批评的发展趋势与特点。该书以其详实的资料、丰富的案例和严谨的分析,为研究中国艺术批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在这七卷中,朱良志结合社会、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因素,深入探讨了中国艺术批评的发展历程。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详细分析这本书的内容:一是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背景与起源;二是各个历史时期艺术批评的特点与成就;三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四是中国艺术批评的现代转型与挑战。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艺术批评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人创作和评论。最早的艺术批评形式多以诗文、书画等作品的赞扬或批判为主。例如,《周易》中的“象传”便是一种对自然现象和艺术创作的象征性解读,它为后来的艺术批评奠定了基础。随着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的逐步发展,批评的范畴也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批评体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艺术批评的主体通常是文人或书画大师,他们往往通过对作品的评述来表达对艺术风格、技巧、审美的独到见解。这种批评形式并非单纯的艺术评价,更具有文学性和哲理性,往往融入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早期的艺术批评不仅是艺术评价的工具,也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中,朱良志对这种早期批评的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艺术批评在其初期往往呈现出浓厚的儒家思想特征,批评家们更多关注艺术作品是否符合“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艺术批评逐渐从传统的道德标准转向更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标志着中国艺术批评从单一性向复杂性发展的转变。
中国艺术批评的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了各具特色的批评风貌。唐代是中国艺术批评的黄金时期之一,这一时期,艺术家和批评家以其高度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评论为中国艺术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唐代的书法、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艺术批评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繁荣与发展。唐代批评家如欧阳询、王羲之等,逐步将“笔法”与“画法”引入批评范畴,强调艺术创作中的技法和形式。
宋代则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这个时期,文人画成为主流,艺术批评也从早期对技巧的单纯评价转向对艺术创作思想、情感的深度解读。宋代的批评家如苏轼、黄庭坚等,提出了“诗画一体”的理念,强调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技法上的高超,更要表达出独特的个人思想与情感。他们的艺术批评不仅推动了艺术创作的发展,也为后代艺术批评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明清时期,中国艺术批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明代,随着文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艺术批评趋向理性化,批评家开始更加注重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与艺术风格的演变。到了清代,批评家则倾向于批判性的分析与自我反思,呈现出对艺术及其批评的理性审视和反思。朱良志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历史时期的批评成就,提出每个时期的批评家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观与审美视角。
中国艺术批评的发展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评价过程,也是批评理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从最初的技法分析、艺术风格判断,到后期对艺术的哲学性、审美性探讨,艺术批评理论的逐步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变迁。朱良志在《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中详细阐述了艺术批评理论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路径,尤其关注理论的系统性与学术性。
在近现代,随着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引入,特别是在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艺术批评的理论框架和内容逐渐丰富。艺术批评不再仅仅是对技法或形式的评价,而是开始关注艺术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这个时期,批评家们对传统艺术批评理论进行了反思,并结合西方的艺术理论提出了“现代性”的批评观念。例如,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不仅提出了关于艺术创作的现代观点,同时也对艺术批评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讨论。
然而,艺术批评的理论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艺术批评面临了思想、方法、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挑战。朱良志在书中探讨了这一时期艺术批评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特别是艺术批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各个时期艺术批评理论的梳理,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艺术批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艺术批评受到了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强烈影响,传统的艺术批评理论和方法受到冲击。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艺术批评的传播渠道和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化艺术批评成为当今的重要趋势,批评家不仅要具备传统的艺术鉴赏力,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跨学科的视野。
现代中国艺术批评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专业活动,它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批评家们通过对当代艺术现象的观察与评析,不仅揭示艺术创作中的技艺与美学价值,还关注艺术作品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既是艺术品味的传递者,又是社会文化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在总结现代艺术批评转型的过程中,指出了当前批评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例如,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批评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保持中国艺术批评的独特性等。这些问题不仅是艺术批评领域的现实困境,也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关键问题。
总结:
通过对《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全7册)》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批评从起源到现代转型的历程。这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艺术批评的全景式历史图景,也为未来的艺术批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无论是对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背景、各个时期的艺术成就,还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发展,都得到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艺术批评的独特价值。
中国艺术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在当代的转型与挑战值得每一个艺术爱好者和学者深入思考与探讨。《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无疑为这一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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