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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PDF电子书全1巨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Nqh万圣书城
《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由国内收藏近代教科书的图书馆联合编纂。全书收录清光绪晚年至民国期间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包括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幼稚教育、函授教育、民众教育和军事教育在内的各科教科书共9000余种，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教育用书情况，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工具书。作为联合目录性质的图书总目，每条书目均反映了各图书馆的收藏情况，方便读者查阅。Nqh万圣书城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近代教科书研究以书目形式体现的有《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书目:清末至194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收录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的张守智先生主持编成,为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提供了线索与便利。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对教科书资源的利用日渐频繁,研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同时也发现《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作为联合目录没有反映教科书的收藏馆,读者找书颇为不便,而且一些重要的教科书收藏馆的藏书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其前身是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近代中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有的是原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舒新城先生和书局同仁收集的,有的是图书馆购买供中华书局的编辑编纂各科教科书时参考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本版样书。该馆的丰富收藏往往给来馆查阅的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而从地域范围讲上海是中国近代的出版中心,那一时期的教科书多由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上海地区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不可忽略。因此,重新编纂一本得到国内各主要教科书收藏馆参与、涉及范围更广的近代教科书书目似乎很有必要。2003年,我申报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后,课题组向国内各省市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以及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发函调查,最后有17家图书馆函复藏有近代教科书,参加联合目录的编纂。在各馆的支持下,历经六载,《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始得告成。Nq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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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出版说明：Nqh万圣书城
《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的教科书起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止于1949年9月。中国近代从1840年算起至1949年,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本书仅收录中国近代后半段出版的教科书是出于以下的考虑。Nqh万圣书城
应该说,中国近代教科书滥觞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办教会学校并受中国政府保护的特权,这使西方传教士纷纷在华创办教会学校并编印各科教科书,企图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传教布道。1877年5月,在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通过了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益智书会)的决定,计划为教会学校编写各科教科书。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印的教科书带来了西方教育的新理念,令人耳目一新,被不少学校采用,让国人见识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外的新式启蒙课本。与此同时,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建船政学堂等也开始编译以学习西文和西艺为目的的各种教材,其中尤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出版的图书传播广、影响大,为培养各科专业人才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两类学校和机构编写的教材都不可能发展成为用于国民普通教育的基础教材。教会学校编的教材以传教为宗旨,学科又不成体系,想要撼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根基并取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洋务派想通过学习西艺来强国,而没能从革故鼎新创立国民教育体系的角度思考问题,故所编教材重在西方的工艺技术,很少涉及国民基础教育,自然也无法担当起近代教育革命的重任。而真正引起国人深思,想从改变国民基础教育着手,进行教育制度变革的尝试是在甲午战争以后。Nqh万圣书城
战争的惨败让国人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借鉴日本,从日本转译西学各书,进而自编教科书,创办新式学堂,以启迪民智,一时蔚成风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南洋公学创立,并于次年开始编印出版了《蒙学课本》二卷。《蒙学课本》虽然编得并不成熟,却是国人试图突破传统教育的藩篱,尝试编纂新式教科书的最先实践之一,它一出现便以不同于其他童蒙读物的优势,为社会所接受。从本书目可见此书在短短几年里就出版了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华阳书局和香斋刘氏家塾印制的三个版本(初版日期及承印者不详),广为流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更适合初学儿童学习的《(新订)蒙学课本》三编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编辑蒋维乔的回忆文章称此书1897年初版,为国人自编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然所引第一课课文为《蒙学课本》二卷的内容。认定《蒙学课本》三编出版于1897年目前尚无实物佐证和论述严密的文献依据)。同期编纂的新式教科书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三等学堂创办人钟天纬编撰的《字义教科书》和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辑的《蒙学读本全书》。《字义教科书》又称《蒙养镜》,12册,是中国近代第一种用语体文编写的教科书。《蒙学读本全书》共七编,由俞复、丁宝书、吴稚晖等在授课的过程中边编写,边教学,边观察教学效果进行修改累积而成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文明书局印行出版。此书出自教学实际,由丁宝书绘图,杜嗣程缮写,世有书、画、文三绝之称,风靡各地,直至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出版才逐渐被取代。从此以后,中国近代教科书随着近代历史的进程而逐渐完善。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到1949年9月,是中国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和近代教科书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一时间段出版的教科书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基于此,本书目对这一时期编撰出版,供普通教育阶段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根据各馆提供的书目数据予以详实反映。书目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印的课本及其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发行的教科书。这些教材传播了革命理念,反映了党对国民教育的初步探索,弥足珍贵。传统蒙学教材因仍为当时的一些塾师使用,故适当收录,以见沿革。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蒙学读物在内容上有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如《三字经注解备要》在“日春夏,日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处加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四时运行图”。至于19世纪90年代以前早期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的教材,今后或可作为另一个专题书目加以研究。根据以上收录范围,本书目共着录了这半个多世纪中包括学生课本、教师教学参考用书、学生教学辅导用书在内的9149种教材,并反映所有教材的收藏馆信息,便于读者查找。Nqh万圣书城
近代教育是对旧教育的颠覆,编纂新式教科书事关科学救国、重铸国民精神的伟业,因而吸引了大批学界精英,参与各学科教科书编写的多为一时之选,蔡元培、张元济、杜亚泉、丁福保、夏丐尊、任鸿隽、王云五、黎锦熙、胡适、赵元任、顾颉刚、叶圣陶、林语堂、丰子恺……可谓群贤毕至。他们不避浅显,用他们变革的理念和渊博的知识去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以严谨的态度探索着中国教育的改革之路。如张元济在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后,先入南洋公学译书院主持教务,后应夏瑞芳之邀进商务印书馆,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诗文》第24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精心编撰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辑蒋维乔在回忆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情况时说,当年参与编辑的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围坐一桌,“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第一、二册几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61~6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情其景令人感佩。又如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配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图文俱佳,适合儿童心理和认知过程,文句读来明白晓畅,充满童趣,堪称经典。近代教科书凝聚了这一代肩负着社会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他们在编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永远值得学习。同时,近代教科书名家编撰的特点,也为后人研究近代学者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视点。Nqh万圣书城
近代教科书在翻译介绍西方新学的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方许多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新兴学科都是通过教科书引入中国的。但这种简单的翻译、传播,久之也引起了国人的深刻反思。杜亚泉在《化学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出版)的序言中说:“我国译化学书已有三四十年,然至今日,仍为世界之化学,而非我国之化学”,“今日学者欲将世界之学消化之而为我国之学,其责任有二:一日输入,一日精制。输入者,求新知识于他国,以为材料。精制者,取外国之新理新法而考订之,于是为教科以普及之于国民,又搜罗本国之材料以充实之,至于使斯学中有所新发明,以贡献于世界,而后斯学乃吾国之学。”这里杜亚泉指出了“教科(书)”在引进“新理新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更提出了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科学体系的意见。尔后的发展也证实,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在从引进西学到创立本国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在科学名词的翻译、确立、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些最新的学科理论也往往最早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如中科院院士、我国冰川地理研究的开创者施雅风先生在谈及地理教科书对他的影响时提到,张其昀编、竺可桢校订的高中《本国地理》最先提出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域的方案(《施雅风口述自传》第2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因此,近代中小学教科书不但承担了引进西方科学的使命,而且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有着科学创新的意义,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学科发展史和学科术语变迁的重要资料。Nqh万圣书城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逆历史潮流而行,甚或出版社为谋利而粗制滥造、盗版抄袭的教材,但这毕竟不是近代教科书的主流,而且近代教科书本身也有着不断改进、提升、发展的过程。至于那些日伪教科书,或可作为国耻教材。日伪政权的地理教材遮遮掩掩,甚至无法说清我国的疆域四至,显露出这帮汉奸文人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Nqh万圣书城
近代教科书经一代学人的努力,从无到有,逐渐定型成熟,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仍有众多可资借鉴的。总结近代教科书编纂的经验,对今天的教育和教育改革不无裨益,这是一份值得研究和继承的文化遗产。同时,近代教科书是那个时代教育的真实记录,特别是清末和民国初期,课程纲要与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唯有教材才是真正付诸实施的教育,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教育,不能忽视教科书研究这一基础。保存至今的教科书是反映那个时代教育状况、教育思想的凝固的化石,是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后世研究者可以据以跨越时空,客观分析那个时代教育的得失臧否,因此,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资料。Nqh万圣书城
教科书是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也是最不易保存的出版物,一些大量印行,甚至印至上千版的教科书,时隔几十年就难以寻觅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盛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时隔30年,蒋维乔在撰文回忆编写经过时,已发出“欲觅一全部而不可得矣”的感叹(《出版周刊》第156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此书共10册,从本书目可见仅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存有完帙,且已不见完整的初版。根据近代教科书的存世状况,不少品种均可归入善本保护之列。教科书难以流传,究其原因是对教科书的价值认识不足,用于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往往随用随弃,藏书家和图书馆亦不屑收藏。然而,即便是低幼读物,经过历史的积淀也会给后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史籀篇》《兔园策府》、《初学记》等,当时也只是供学童使用的。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常用临事取给用便检索的《兔园策府》而遭人讥诮,因为此书是“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的蒙学读本。时过境迁,当年的“兔园册”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被后人用于校勘古籍、录佚书遗文,清代乾嘉学派于此得益良多,这是当年编书者所始料未及的。同样,近代的“兔园册”因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而逐渐成了那个风起云涌、沧桑巨变时代的见证,正日益受到当今学术界的重视。Nqh万圣书城
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和利用中小学教科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出版史的,已不乏其人。我以为,近代教科书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思想必然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其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主流意识,而教科书正是这种意识的物化体现,举凡中国近代发生的大事要事,无不在教科书中烙下时代的印痕。通过近代教科书去检讨中国近代的文化现象、社会意识,往往能给人一种更为客观、真实的认知和启迪,这种思考是超越了教育史研究范畴的、领域更为广泛的探索。从文史资源的角度看,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更是学术研究中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希望通过本书目的编纂出版,给读者在近代教科书的研究中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带来方便;为读者按图索骥找到所需要的教科书指点方向;对近代教科书的保护、整理、研究有所推动。 Nq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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