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史体，即专门史，或称专业史、行业史。专门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问题、现象、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比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即对一门学科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也可以说是专业史，即以某一专业为记述对象编纂而成的史书。从行业分，有农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经济史、战争史等等。《中国流民史》便是专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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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历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在这个整体之中，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个体描述”，而应当关注“总体历史”，关注社会综合结构（社会形态）的演化，从而发现历史大势及其规律，诚如太史公所称，他治史绝非满足于枝节性的记载，其宏远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而，“总体”由“专门”综合而成，“一般”植根于“个别”之中，对于“总体历史”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的真切把握，必须建立在历史现象分门别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之上。太史公通过“本纪”探究自五帝、夏、商、周、秦，直至汉武帝的纵向专史进程；通过“世家”开辟横向的列国专史；又以八“书”，并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开文化、科技、财经等专门史之先河；“大宛列传”、“货殖列传”实为民族史、中外交通史、商业史之雏形……正是有了诸多专门史具体而微的考实，太史公方能造就整体史学大业，“成一家之言”。《汉书》以下的正史又将《史记》的“书”扩设为“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等），形成较为翔实、细密的专史篇章。中国史学有着深厚的专门史传统，不仅表现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为其保留较充分的展开空间，而且自成格局的专志也纷至沓来，如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是专论山川地理的志书发轫，两宋以下，各种专史（如金石志、画谱、学案、盐政、畴人传，等等）相继从通史中独立出来，斐然成章，构筑一个大的学术门类。中国的专史之早成、之丰硕，置之古代世界史坛，亦足称先进。时至近现代，随着学术分科向广度与深度拓展，专门史更成为历史研究蓬勃兴盛的领域。20世纪前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大文化”名目下，囊括了各类专门史论着，从《文学史》、《美术史》到《财政史》、《赋税史》、《中外交通史》，以至《赌博史》、《娼妓史》，尽纳其中，反映了古今中西文化激荡之际的民国学界专史研究的实绩。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文化热”时期的数十种论着（包括《小学史》、《甲骨史》、《杂技史》、《园林史》、《染织史》等以往少见的分科史着），是我国专门史成果的又一次结集。近年来，专门史研究有新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的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设置专门史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设立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机构，探究领域有所拓展，新史料的开掘、新方法的运用皆有创获，人才成长、论着涌现，蔚然大观。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专门史文库》便在此种新气象之下应运而生。本文库以几种早年蜚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更多地选入近十年来的专史佳品，其中又分两类，一为曾经出版，现经作者认真修订补充，二为新作。本文库拟分数辑，分批推出，期以共襄专门史研习之大业。

如何搜集史志资料马克思曾经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一切精神产品的创造包括地方史志的编修，都缺少不了资料。无资料，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资料就等于空中楼阁。这是因为资料的有无、多少、是非、正误、真伪、曲直，是关系到史志本身质量高低的决定因素，是体现史志资料性特点的基础。在编史修志过程中如果没有大量的翔实的新资料，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合格的新的史志，也就不能体现其资料性而赖以传世。着名史学家田居俭先生曾经指出：“衡量一部史学着作或一部史学论文的学术价值，理所当然要首先招眼于内容，看其是否‘言之有物。’这不外是要考察：一、资料是否翔实?看着者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专题，在资料的积累和运用方面，是否有钩校辑佚之功，匡谬订误之劳，推陈出新之力；二、立论是否新颖?看着者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专题探讨过程中所表现的理论思维能力如何，是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发前人有所言未尽意者。具备如上功力的史学着作，大都可以称得上‘超迈独先’的精深之作。”(田居俭：《史学着作要深入浅出》《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所以资料工作做得怎样，直接关系到史志的编纂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