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学史（增补版）》全6册，由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庄子学史（增补版）》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庄子学巨着，全书对我国历代庄学的阐释指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阐释出几千年来庄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并对国内外历史上的庄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述，同时，还对几千年庄学发展的社会功用及思想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使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此书*版出版后便获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已分别获得上海市社科一等奖和国家社科一等奖。作者在*版的基础上又花费数年时间对全书进行了资料补充和校定工作，校正了*版的不足之处，补充了翔实的新史料和有关佐证，从而使增补本全书更具有前沿性的学术和史评价值及社会意义。
殷商礼法未备,其民富于幻想,多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生长游历于殷商故地宋国,复受楚文化之熏染,其人不拘绳墨,其文空灵恣纵,足可陋群品而参造化。我倾慕《庄子》,濡首卮言,至今已逾三十年,仍心醉不能自已。
庄子之学玄通微妙,其流播亦深广久远,然历代解者每不免有所偏执,而尤以附会儒学、挟带禅语者居多,诚非漆园本旨。至于重义理者,多凿空臆说;攻训诂者,常失于琐碎,亦难窥庄子之本真。故自《庄子诠评》完稿,我拟对千年庄学作一系统梳理,以揭明其源流及得失,并于一九九七年七月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时,正式选定《庄子学史》作为出站报告选题,而此课题自魏晋以后的章节,则为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上海工作后所撰。二O○八年十月,《庄子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精装三册,近二百万字,并由陈鼓应先生为之作序。全书前后共倾我心力十年有馀,其间甘苦沉浮,唯余自知。
《庄子学史》作为出站报告选题,原先设计框架仅数十万字,然旦开笔,材料与观点层见叠出,篇幅愈益扩张,致使首尾略有失衡,彼时我已萌生重拟增补之初念。继而《庄子学史》初版发行五千套,流布海内外甚广,又先后获得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兼以我在撰写《庄子纂要》、主持编纂《子藏》项目过程中复又发现大量庄子学文献资料,最终决定对此着进行一次全面增补。
本次增补,费时数载,对初版框架作了适当调整,增加了大量章节,尤其对战国、两汉部分几乎作了重写,意在使庄子学发生、演进之迹更为明晰,而其他各编,则相应增加或扩充了一些章节,进一步丰富了原来的思想内容。书末增补《子藏·道家部·庄子卷》总目、编外庄子书目提要,以及部分庄子研究论文目录,为读者更深入地把握庄子学史的整体发展格局提供了方便。
《庄子学史（增补版）》书目：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1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2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3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4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5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 第6册
《庄子学史（增补版）》出版说明：
中国哲学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是由庄子提出。这主张影响各家各派,而后成为历代士人的言行指标。所谓“内圣”就是个人人格的修养,所谓“外王”就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与行动的投入。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代表而言,儒家侧重在伦理意识的启发和道德规范的实践,而道家的庄子,则着重在心灵开放和审美意境的阐扬,较偏于“内圣”方面的工夫。老子和孔子虽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其理论建构是否完整也令人质疑。尽管如此,两者在历代知识阶层仍经常被提出讨论,而庄子的外王之道则较少被讨论到。不过“9·11”事件之后,我不禁联想到,庄子的齐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发展趋势中,其实颇具现代意义。审视西方文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者对弱势国家及弱势文化缺乏尊重,甚至加以欺压;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西方文化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以一神论的思想,将上帝视为至上神,但同一个上帝的子民却敌我矛盾,流于天无二日的紧张与矛盾之中。这使我想到庄子所创造的“十日并出”的寓言。这种从个体到国族的自我中心,使人类的生命形态面临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尼采所说的:“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
庄子哲学的精神不仅止于《齐物论》篇,但《齐物论》篇的齐物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苦难特别具有现代意义。其一,反省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的单边主义思维,容易陷入独断的观点。人类一旦陷入自我中心,则以单边的思考,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到国族之间的冲突,到整体人类的衰败,这将造成整个地球的严重毁损。而庄子的齐物精神,则是以多边思考的开放性,主张多维视角、多重观点。其二,追求和谐的同通精神。庄子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惋懦怪,道通为一。”(《齐物论》)这段话蕴涵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恢惋懦怪”即是对于个体的张扬,从而到个别民族、文化的张扬。意思是尊重每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别,而以齐物精神等同观之;“道通为一”则是说个体虽然千差万别,但在“道”的世界里却可以相互会通。所以这段话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殊异性,另一方面又从同一性与共通性的角度,将个体殊相引向整全,而在“道”的整全世界里打通了万有存在的隔阂。这种齐物精神,要有多边的思考及开阔的心胸才能达到。
如果将哲学分成概念哲学与想象哲学的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属于前者,柏拉图则应属于后者。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老子当属于前者,而庄子则属于后者。庄子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隐喻性的叙述,在思想的诠释上留下想象的空间。无论在文学、艺术及哲学各领域,庄子皆提供给后代丰富的思想资源。概略而言,庄子对于后代的影响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二是开启了审美的人生观,三是在后代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开创中国文人传统方面。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在仕与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之间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同上),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然而又不同于屈原,庄子的清醒与殊异,并非基于愤世之孤傲与洁身之坚持,而是以广袤无垠的宇宙意识与天地精神,对世间多怀一份醒觉的洞悉与深情的理解。这样一种对世间的醒觉与深情,后代之嵇康未尝不是,陶潜何曾不然,东坡恐亦如此。
其次,在开启审美的人生观方面。庄子那种“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宇宙心灵,以及“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本真性情观,皆透显出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精神。这种审美精神,在中国艺术美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再次,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庄子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实不容忽视。如以宋明理学或心学来说,在理、气、心三体系中,除了孟子的心性论,庄子相关的哲学论题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张载的“太虚即气”,渊源自庄子的气论,而程颐的“理一分殊”,更是以老子“道”—“德”、庄子“道”—“理”的关系架构为其理论模式。可见宋明理学虽强调儒学道统,然而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多依循老、庄的哲学论题与思维模式。
《庄子》素以难解着称。由于《庄子》文本的开放性,在庄学阐释史上存在着多种阐释指向,以道解庄者有之,以儒解庄者有之,以《易》解庄者有之,以佛解庄者有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如宋、明、清时期,以儒解庄就成为一种潮流,林希逸《庄子口义》、朱得之《庄子通义》、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林仲懿《南华本义》陆树芝《庄子雪》等一批重要庄子学着作都具有这种特征。因此,《庄子》与其他先秦典籍有着明显的不同,《论语》、《老子》、《墨子》、《韩非子》等着作不管如何深奥,它们的阐释指向基本上是单一的、明晰的,而《庄子》阐释指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理解《庄子》的难度。
方勇教授倾十多年的心力,搜集自魏晋至民国庄子学着作二百馀种,并对这些着作详加梳理、研究,着成了近二百万字的《庄子学史》。这部巨着,正可以向人们展示庄子学各阶段发展的概貌、特征,对大家解读《庄子》及相关文化事象甚有襄助之功。
具体说来,方勇教授所着的《庄子学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资料宏富。方勇教授二十多年来主要致力于《庄子》学术研究,并系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庄子》文献搜辑、整理工作,其所编撰的《庄子文献集成》、《庄子纂要》等大型书籍也正在出版之中,这在庄学研究史上可谓是空前的。其《庄子学史》正是这一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最集中体现着其《庄子》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基于系统的搜辑、整理,其所着《庄子学史》既能够重点梳理《庄子》学术本身发展史,又涉及庄学与道教、佛教、文学、艺术、医学之关系,资料之宏富可想而知,此不赘述。
其二,论述全面。《庄子学史》共分为七编,时间跨度起始自战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具体说,第一编,战国秦汉庄子学,通过对战国秦汉庄子学的概说,特别是战国诸子如惠施、荀况、韩非及《吕氏春秋对庄子的评论和阐释,秦汉辞赋、儒学、医学对《庄子》内容的吸纳,《淮南子》对庄子的阐释,以及汉代诸学者如刘安、司马迁、班固等对庄子的研究,从而简明地勾勒出秦汉时期作为庄子学研究发轫期的基本轮廓;第二编,魏晋南北朝庄子学,通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马彪、向秀、郭象与佛道解庄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庄子研究的梳理和诠释,凸显了“玄学”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的特色;第三编,隋唐庄子学,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儒、释、道并举的特点,既对陆德明《庄子音义》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阐发,又对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特别是成玄英《庄子注疏》以及隋唐文士的庄子学进行重点的爬梳;第四编,宋元庄子学,主要围绕宋元“理学”思潮援道入儒的思维特点,展开这一时期庄子学研究的梳理和釐定,不仅对这一时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濂学”周敦颐、“洛学”二程、“关学”张载、“闽学”朱熹等受庄学之影响,一一进行了归纳和剖析,而且着重对这一时期研治《庄子》的主要人物如陈景元、林希逸、褚伯秀、罗勉道、刘辰翁等进行梳理,并顾及到佛教、道教学者与宋元散文诗词曲杂剧作家对《庄子》的援引和吸纳;第五编,明代庄子学,主要对杨慎庄子学、释性湎《南华发覆》、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沈一贯《庄子通》、释德清《庄子内篇注》、焦竑《庄子翼》、方以智《药地炮庄》、王夫之《庄子解》,以及包括诸如心学家、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在内的其他众多学人的庄子学,逐一进行了拣剔和剖析;第六、七编,清代民国时期的庄子学,主要指出由于时代的巨变,特别是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和清末以来西学的涌入,庄子学研究显得颇热,诸如从乾嘉时期的卢文弨、王念孙、姚鼐、江有诰至淸末民初的俞樾、孙诒让、严复、郭庆藩、王先谦、章炳麟,从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以研究文章学为主到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引新学解庄子,可谓名家汇集,人才辈出,此时的庄子阐释呈现出了旧学新学并驾齐驱、各有千秋的风貌特征。总之,方勇教授将庄子学研究置于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大视野和大背景之中,通过对两千多年历代《庄子》注释、着述及其学术思潮代表人物研究庄学的爬梳、釐定和分析,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庄学发展史的漫长历程和发展脉络,而且旨在说明庄学发展过程中的阐释指向和研究路径,揭示庄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其三,论点精当。《庄子学史》立论新颖,常常以概括性用语简要说明庄子学着作的特征,迭有新见。如在阐释王夫之《庄子解》时,方勇教授从“‘未始出吾宗’——对庄子思想脉络的梳理”、“‘探化理于玄微’——对庄子思想观点的呈露”、“‘循斯须之当’——对庄子思想的发挥”三个方面来分析王夫之庄学的特征,其中在论述“探化理于玄微”内容时,又简要概括了“引庄解庄”、“以形象解庄”、“以史解庄”、“以天文解庄”四个方面,简洁明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周本传、王安石《庄周》、苏轼《庄子祠堂记》等虽不是庄学专着,却在庄子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方勇教授对此十分重视,对它们分别予以详细解析。如对苏轼《庄子祠堂记》,方教授提炼出“对蒙城县为庄周故里之说的默许”、“倡导‘庄子助孔子’之说”、“指出《庄子》中有伪作”三点,并指出“苏轼关于‘庄子助孔子’的说法却顺应了儒、道、释三教日益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他关于《庄子》中有伪作的说法又真正开启了历代众多学者重视探讨、研究《庄子》作者问题的新风气,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这些论点都是很准确的。
其四,重源清流。在《庄子学史》中,方勇教授注意梳理、考证庄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寻其源头,査其影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经方教授考证,“老庄”并称始于《淮南子》,黄震《黄氏日抄》第一次提出了庄子“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的说法,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第次提出了《庄子》文脉具有“藕断丝连”、“草蛇纩线”之妙等全新见解,王应麟《庄子逸篇》是庄子学史上第一部辑佚专着等,这些观点对人们了解《庄子》学史的发展大有裨益。对于一些重要庄子学着作的影响,方勇教授也能够详加论证,如在评论林希逸《庄子口义》的影响时说:“庄子学经过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对沉寂之后,到明代后期便迅速崛起,林希逸《庄子口义》的影响正是伴随着这一崛起而得以进一步扩大的。如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这部作为明代后期庄子学崛起的标志性着作,虽然对林希逸的《庄子口义》持有一些异议,但仍显示出了其对林氏此着的诸多承因痕迹。稍后,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在以佛解庄的道路上又有所前进,而其评析《庄子》文章所谓有‘文章变化鼓舞处’、‘诙谐戏剧之意’、笔端鼓舞’云云,则又是对林希逸评析《庄子》文字血脉时所用概念、术语的进一步运用。此外,焦竑《庄子翼》还收录了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而孙应鳌《庄义要删》、李廷机《庄子玄言评苑》、陈深《庄子品节》、陈懿典《南华经精解》、沈汝绅《南华经集评》、孙大绶《南华真经副墨校释》等等,则每引林氏《庄子口义》之说以解《庄子》。总之,林希逸《庄子口义》对明代后期庄子学的影响之大,几乎可以跟郭象《庄子注》的影响相仿佛。通过方勇教授的梳理,林希逸《庄子口义》的影响之大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庄子学史》中独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论述,不仅得益于方勇教授深厚而扎实的文献功底,也离不开他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古代学术史的专着,方教授所着的《庄子学史》在运用传统的训诂、知人论世、史论结合等方法的基础上,还积极采用了西方阐释学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手段,体现出着者很好的专业素养和正规训练。此书文风朴实,以平实稳健见长,显示了作者所具有的传统学人的治学风范。方勇教授在《庄子学史》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为其写序,今聊作数语,既是对自己多年来从事庄子学研究的一种总结,也是对方勇教授该着作的一种学习体会。后辈斯着,必将嘉惠学林,实在大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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