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史专刊》全12册（第1至12辑），由中华书局2009至2017年出版。

《复旦文史专刊》书目：

复旦文史专刊  1、从周边看中国

复旦文史专刊  2、“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

复旦文史专刊  3、都市繁华  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

复旦文史专刊  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复旦文史专刊  5、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复旦文史专刊  6、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复旦文史专刊  7、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复旦文史专刊  8、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复旦文史专刊  9、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

复旦文史专刊  10、交错的文化史论集

复旦文史专刊  11、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

复旦文史专刊  12、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  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

《复旦文史专刊》出版说明：

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伊始,葛兆光先生便将“交错的文化史”作为本院着重发展的五个学术方向之一,以回应20世纪以来国际东方学界研究中国周边(越南、蒙古、朝鲜、印度以及中亚)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潮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日本德川时代、朝鲜李朝时代和中国清代的文化交流的实证研究;2、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近世亚洲诸国之间的传播与影响;3、作为文化交流空间的“西域”。

交错的文化史”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有别于传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首先,“交错的文化史”重点研究某一区域内多种文化的交融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结果,而非仅仅考察文化传播的过程。葛兆光先生曾多次将文化交流的过程比喻为“结婚”,而将不同文化融合的过程比喻为“生子”。传统“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文化传播过程的描述,而“交错的文化史”则是在此基础上注重对文化交流结果的论证和分析,重点研究传入异地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及其长期融合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其次,以往“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多侧重于域外文化的传入过程,而“交错的文化史”更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乃至多向性,包括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在域外的影响,双向或多向交流的特征及其关联性,不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三,“交错的文化史”希望能够呈现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与影响的复杂性,因此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宗教、艺术、文学、语言、考古等领域)的交叉研究是开展“交错的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这里的“交错的文化史”中“交错”一词也包含着“不同学科领域交错”的意思。

2009年10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进一步推进这一学术方向的研究。文史研究院所提出的五个方向(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判地理解国际中国学,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中国思想、宗教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可概括为一个方向,即在亚洲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而“交错的文化史”所研究的主要区域即是中国及其周边,研究对象是中国(当然“中国”一词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内涵)文化与多种异域文化之间、乃至各种异域文化之间在中国的交错融合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所产生出的新文化、新思想。

自2010年10月起,“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定期举办论坛,至今已举行了40次。我们从中选出15位作者的16篇论文,集结成这本论文集,作为该工作室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这些文章时间跨度从先秦一直到20世纪,地域上涵盖了中国及其周边,但主题均涉及不同文化、知识和观念的接触、交流、融合和演变,均能从各自专门的角度诠释“交错的文化史”的内涵。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便获得认可、形成潮流,我们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探索。

2010年春天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很重要”,这一演讲主要针对的是全球学界思想史研究的普遍衰落现象。学术界有时就像时尚界,喜欢不断除旧更新,当生活史、环境史、医疗史、女性史等等逐渐在新理论的支持下成为新潮流时,思想史研究就犹如黄进兴教授引用 Paul k. Conkin的话说的,“虽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但是,我们可以惊异地看到,唯独在中国大陆,思想史却一直非常受人关注,甚至至今不衰,这是一个很诡异,但也很可以理解的现象。

我一直提醒学界朋友尤其是海外的学界朋友,理解中国学术,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格外注意,即历史、思想和政治。在中国学者心中,它们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首先,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认同基础,一切都要在历史中寻找,寻找资源,寻找证据,寻找合法性;同时,“思想”也很关键,中国人向来认为,“道”比“器”重要,“道”就是思想或者硬道理,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中国知识人倾向于在思想文化中解决问题。接下来,“政治”也在学术世界占据了中心位置,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政治高于一切,宗教、文化、风俗甚至制度都在政治之下,一旦形成“国是”,这“国是”无论是来自民意还是来自圣裁,都可以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甚至日常生活。由于政治无论古今都不宜轻易讨论,所以看起来只是“过去故事”的思想史,往往就在对古代思想的检讨中,让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如今中国之所以还要研究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仍然是“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变化太剧烈,过去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至今中国仍在这个“大变局”中。传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翻地覆,“道”就得“变”,前面说,“道”就是思想,可是思想应当朝什么方向变?这是学界特别想讨论的。在制度和政治并不能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所谓“借助历史反思现实”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能明白,在中国,“学术”不仅仅是“专业”的或“知识”的领域,而常常也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制度表达,无论文化”、“学术”还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因此,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很重要,它的不断兴起和仍然兴盛就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观察。

不过,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兴盛,除了这些背景以外,另外还与中国历史领域最近这些年的变化趋向有关。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几个变化,我个人以为,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个是“走出疑古”,不断发现的一些考古新资料,要求我们反省1920-1930年代疑古思潮中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资料范围和历史叙述,“走出疑古”这口号本身可能并不对,但它启发和刺激我们很多,使得学界越来越关注新资料,以及新资料呈现出来的一种另类思想世界。第二个是“重返下层”,所谓重返下层,指思想史研究转向注意过去忽略的领域,包括礼俗、教育、生活等等,我一直说,需要注意思想的“制度化”、知识的常识化”,观念的“风俗化”,有了这三个“化”才能成就社会思想的真变化,过去思想史研究只研究思想的提岀而不研究思想的落实,这是一个缺憾。第三个是“发现四夷”,中国思想史不仅仅在汉族中国这一思想世界里面发生,它同样跟周边的这些文化互相影响,周边世界于中国,可能共享传统,也可能共同瓦解传统。所以我觉得,过去单纯就中国论中国,也许是有问题的。

现在有可能重新书写思想史吗?我的一些学界朋友都看到学界的这种“轮回”或者说“涅槃”的可能性。原来看上去渐渐衰落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其实,都有可能在新背景、新因素、新史料的刺激下,重新成为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思想史。毕竞,这些传统历史研究领域处理的是影响历史最大的支配性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抛开前人研究的传统,翻捡遗落的碎片,寻找边缘的问题,组织新颖的说法,但是历史世界还是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思想形塑的。这就是我和李焯然教授商定召开这次讨论会的原因,我们希望邀请一些朋友,不止是做思想史研究的,也包括做礼制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甚至文学史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一起来讨论新思想史或者新思想文化史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2010年冬天,会议在富阳召开。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为了避免我个人学术色彩,成立三年多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并不强调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不过,这些年来我始终有一个感慨,我常常想到胡适这个中国思想史的开山人物,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写出完整的中国思想史。现在,他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了,中国思想史领域似乎隐隐出现改变的契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这个契机?这次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能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一起办这个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小小的讨论会,是否可以产生一些刺激,把契机变成现实呢?(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