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PDF电子书全8册（第1~7辑加第12辑，第8~11辑未出版），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至2015年出版。
1368年，君临全中国的元朝被朱明王朝取代，蒙古贵族重返朔漠，此后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政权，与明朝南北对峙。经过二百七八十年，在十七世纪前半叶蒙古与明朝都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之中。这一时期的蒙古，一般称作明代蒙古。蒙古族在新的条件下，依然活跃在大漠南北，演出丰富多彩的历史剧。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也先俘虏明英宗北去，1570年（明隆庆四年）实现蒙明友好，继而“俺答封贡”，就是这一时期内出现的人们热知的事件。明代蒙古史是蒙古史中承上启下的一段历史，在中国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关明代蒙古的记载，主要见于蒙文和汉文文献。蒙文史料详于蒙古内部情况，自成系统，其缺，点之一是较为晚出。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末的二百多年间，几乎没有蒙古人自己的史学着作流传下来。汉文史料则多为明人对当时情况的记载，虽然失之零散和过于偏重明蒙关系，但记时记事都比较准确。因此，明代蒙古的活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汉籍去探寻。汉籍史料在明代蒙古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人着述汗牛充栋，仪黄虞稷草撰、万斯同审定的《明史·艺文志》原稿，即着录一万二千余种，且有不少遗漏。这些明人着述，包括官私修史书、当事者的记实之作、方志和边疆图籍、奏议书牍、笔记杂说、汇编汇纂等等，有大量记载蒙古的内容。其特，点是：
(1)关于蒙古的记载与其他记载交织在一起，需要深入挖掘，爬罗梳剔。
(2)这些蒙古史料，许多是具有很高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3)许多史料特别分散，往往一大部书中或有一门一类，或有一节一段，颇费检索。
(4)这些史料多有因袭重复者，需要追本湖源，识其异同。
(5)清朝统治者讳言其先祖实情，禁毁书籍之风甚烈。明人言女真必言蒙古，有关蒙古的记载常随之遭受禁毁之厄。因此许多有关明代蒙古的汉籍流传稀少，殊不易得。
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搜求、出版了一些珍贵的明人着作，有益学界，功德无量。就明代蒙古汉籍的整理来说，首推日本田村实造等人编辑的《明实录抄·蒙古篇》十巨册，为学人提供了诸多方便。类似的工作还有《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的《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陈高华先生的《明代哈密、土鲁番资料汇编》等。至于像美国赛瑞斯(SCruys,Henry)译注《夷俗记》和《北虏世系》那样，对个别资料作深入研究的也有一些。然而尚未有人将集中的和散见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作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为了方便利用以提高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水平，这样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很必要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汇编的编选计划是，搜集价值较高的记有明代蒙古内容的汉籍，或全文，或节录，按成书先后加以编次，点校。篇幅小的，若干种编为一辑，卷帙较大的单独为一辑，大约可编七八辑，有关明代蒙古的主要汉籍史料大体可以囊括其中。这里与读者见面的是汇编的第一辑，其选编内容及点校原则如下：
(1)明人记载蒙古，盛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尤以万历(1573一1620)间的着述为最多。兹辑所收，多为明初至隆庆间的着述，个别为万历初年所成书。
(2)明代蒙古一般分为赵靼、瓦刺、兀良哈三卫、察合台后裔统治的诸国和地面（主要在今新疆地区）四部分，有关察合台后裔的史料因拟专门辑录，所以兹辑未收这方面的内容。
(3)尽量选用最佳版本作底本，校以其他本子。限于条件，以简化字排印。讹误字据其他版本或有关资料径改，不出校记。在没有可资校勘资料的情况下，个别可能误刻的文字，因不太影响文意，一仍其旧，如“赏加优赏”，一般应作“量加优赏”，未予改动；因脱文而影响文意，则在括孤中加以说明。
(4)每种史料之前作题解，简要介绍着者情况及全书概貌、史料价值。
这套史料汇编的出版，得到了内蒙古救育厅的资助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书目：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1辑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2辑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3辑 方孔照·全边略记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4辑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蒙古女真人物传记选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5辑 徐日久·五边典则 卷1-卷18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6辑 卢龙塞略·九边考·三云筹俎考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7辑 张雨·边政考 外四种
第8~11辑 *暂未出版*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12辑 九边图论·九边图说·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出版说明：
第二辑所收的汉籍史料共三十四种，为隆庆(1567一1571)至明末期间明人的着述，大体与第一辑相衔接。这一期间，明朝国计日艰，边防日蹙，与蒙古、女真等边外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复杂，矛盾愈益突出。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撰写或辑录了大量包括蒙古在内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着作。这些着作或系统记录明代蒙古的发展历史，或叙述某些事件的原委，或详述蒙古社会状况、首领世系及部落驻地，或收录蒙古首领的书信表文，或以图说明蒙古边界形势，其中不乏作者亲历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尽量将这些珍贵资料辑录出来，但限于印刷条件和篇幅，有些颇值参考的地图未能收入，一些较有价值的着述亦须割爱。这是十分遗憾的，只好俟诸将来条件改善，再予弥补。《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已出版了两辑。第一辑、第二辑是辑录了明代汉籍中有关蒙古的专题史料和部分明人着作中有关明代蒙古篇章的节录。本辑则是一部包含有大量明代蒙古史料的专门着作——《全边略记》。
《全边略记》是记述明代边疆和民族史事的着作，十二卷。作者为方孔炤。方孔炤字潜夫，明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任嘉定知州，后入京为兵部主事。天启初任兵部职方员外郎，因触忤阉党崔呈秀被削籍。崇祯元年（1628)起故官，旋以忧归。居丧期间，参加了平定家乡的民变。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任湖广巡抚，与农民起义军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等部作战，多次获捷。时总理军务熊文灿受张献忠降，将张献忠部安置在谷城。方孔炤识其伪，上疏力言招抚之误，未被采纳。孔炤仍坚持己见，练兵秣马，为战守之备。不久，张献忠复叛，熊文灿罢职。兵部尚书傅宗龙建议由方孔炤代熊文灿督师，朝廷不许，而用杨嗣昌。杨嗣昌命方孔炤遣部将杨世恩、罗安邦攻剿罗汝才、登相部，两将深入，在香油坪败绩。杨嗣昌既与方孔炤意见不合，文刘忌方孔炤于张献忠暂降之先见，于是借此动孔炤下狱，以杨一鹤代之。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伏阙为父讼冤，方孔绍才得以减死，谪成绍兴。后来经人推荐复官，以右佥都御史主管山东、河北屯田。不久，朝廷又命他兼理军务，抵御农民军。命令刚下，李自成已攻陷了北京。孔炤南下归隐，十余年而终。
《全边略记》是方孔炤任兵部职方员外郎时所撰，书成于崇祯元年(1628)。兵部职方司主要主管国家的边防图籍，方孔炤曾两次在兵部职方司任职。因第二次赴任时间很短便丁忧归里，《略记》的着撰当在其第一次任职兵部时。
天启年间，明朝已经腐败，国家烽烟四起，战火遍地。蒙古、女直桀骜于北方、东北诸边，农民起义遍于内地，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方孔炤虽职居下僚，但他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气节与情操，不同流合污，清醒做人，正直办事。躬亲励职，常“恐人负官”。在同僚多“以舟旋当世为务”的氛围中，他却于公余之暇，出于“仿率旧章，可以为治”的目的，整理部中簿籍、堂稿等资料，记有明一代边事，编成此书，以资借鉴。这是他作为介书生，立朝廊署，为当世、为后世所做的一件不朽之事，也是他把着述与职守相结合的益世之举，是明末读书人经世致用学风的具体体现。
方孔炤的着述条件不是很好。他不是史官，不能遍览历朝实录、秘府典籍。因此他着述主要依据的资料就是部中堂稿，且多有轶蚀。虽“恒苦固陋”，但努力勾稽纂辑，将有明一代边防所行之开中、屯垦、驹牧、戍班、车骑、戈鋋、火制、烽罐、版筑、挽飞之制形之于着述，见其大义，并对“欺策忠勋，怯邀勇锡，膻且腐者登洁籍而被奇褒”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鞭答，对历朝志士仁人“时至而画已周，事起而谗相蹈，胆任扶衰，中于求忮”的处境表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
《全边略记》十二卷，目次为：卷一蓟门略（居庸、紫荆、倒马三关略在内)，卷二大同略（雁门、宁武、偏头三关略在内），卷三宣府略，卷四陕西延绥略（固原略在内），卷五甘肃略（嘉峪关略在内），卷六宁夏略，卷七蜀、滇、黔略，卷八两广略（湖广土司在内），卷九海略(广东、福建、浙江、南直、山东、北直)，卷十辽东略（山海关略在内），卷十一腹里略（北京、南京、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卷十二师中表（起洪武元年，止天启七年，有序)、神势图（计十八图，有序）。
有明一代内忧外患颇多，边防图籍之着述亦颇盛。着名者如魏焕之《九边考》、张雨之《边政考》、郑晓之《四夷考》、《北虏考》、严从简之《殊域周咨录》、叶向高之《四夷考》、瞿九思之《万历武功录》等，而以方孔炤之《全边略记》成书最晚，所记年代亦最长，涉及的方面也更广。其内容：北方（包括西北、东北，习称“九边”）、西南（蜀、滇、黔)、东南（两广、湖广）诸略，主要记述有明一代该地区边防建置，境内外民族的名称、分布情况，明朝的民族政策，历朝发生的与此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件等，于蒙古史事的记载尤多；《海略》主要记述有明一代的海防建设、海禁政策、边民入海为“盗”，特别是有明一代倭寇的活动情况及朝廷与地方对之的抵御；《腹里略》则主要记述发生在明朝内地各省的农民起义及朝廷对他们的镇压经过。《师中表》是有关明朝一代防边、防海及平息边疆少数民族起事、镇压内地人民起义的军事大事年表。《神势图》是由明全图、诸边图、海疆图及内地诸省的分幅地图组成，图中主要标识诸地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建置。资料主要取自兵部所存档案簿籍，杂以时人相关着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有明一代周边境内外民族史事、民族关系、内地农民起义以及御倭情况的重要史料。方孔炤不是史官，不能全面地利用实录等现成的明史资料，《略记》主要靠部中薄籍堂稿档案成书。“据所管窥，恒苦固陋”，成为作者个人的遗憾。但唯其如此，却铸就了该书的特色，即使用了不少时人未曾利用的原始档案，纂辑了许多不见于他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使该书成为一部独具史料价值的明代边防图籍着述。该书的特色，于有明一代周边诸民族的史事，特别是蒙古史事，巨细必录，自不待言。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尚有如下几端：
一、明代记述边疆、民族史事的图籍，以叶向高之《四夷考》成书较晚，略早于《全边略记》，而所记史事只至隆庆末(1572)。而晚于《全边略记》付梓的何乔远所撰明史《名山藏》（始刻于崇祯十三年)，其记述蒙古史事的专篇《王享记》记事也只止于隆庆末。而《全边略记》诸略记事则记至天启七年(1627)。时段当是最长的。《略记》付梓之时，《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尚未最后成书，他如郑洛之《抚夷纪略》、诸葛元声之《两朝平攘录》、萧大亨之《北虏风俗》、杨时宁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王士琦之《三云筹俎考》、冯瑗之《开原图说》、张鼐之《辽夷略》等，虽均为记万历年间边事和民族史事的着述，但只是有关一时、一事、一地的专题着作，就“全”字而言，远逊于《略记》。可以说，就万历、天启年间兵部职方档案而言，《全边略记》是第一次对此的较为全面的整理与发布，其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二、方孔绍纂着《略记》的时间，距明末辽东的诸多事变时间极近。其背景是万历中期以后，女直崛起于辽东，努儿哈赤建立后金，辽东地区成了明朝、后金、蒙古三方角逐的核心地区。其间，辽东发生了许多涉及全局的重大事件。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攻破抚顺、四十七年明经略杨镐丧师，其后熊廷弼经略辽东、孙承宗督师御敌、毛文龙经略海疆等等。对这些重大事件，《略记》记述相当具体，连杨镐丧师阵亡将领314员的名单、熊廷弼征调制辽边将百名名单、孙承宗察汰将领名单等都载录无遗。此外，对蒙古插罕儿部、内哈刺哈部在辽东地区的活动记述也较详细，如插罕儿土蛮汗的事迹、内哈剌哈首领速巴亥、炒花的事迹，所部诸头目的名号、事迹等，以及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游移于蒙古与建州女直之间的海西女直诸首领的事迹，都较他书记载为详。是研究明末政治史、女直蒙古兴衰史、民族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三、对明初到万历期间边疆民族史事的记述，内容多可与同代同类着作的记述互补，但也辑录了不少他书鲜载的资料。如，明代的地方行政、军事建置，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建置，历朝多有变动。这方面的内容，《略记》也有一些珍责的记录。如《两广略》载有洪武元年(1368)广西布政使司所领长官司、土官名数：湖广都司所领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名数和土官名数。《蜀滇黔略》载有洪武四年(1371)四川布政使司所领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名数，四川都司、行都司所领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卫所名数和土官名数；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布政使司所领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名数，云南都司所领安抚司、长官司名数和土官名数；洪武二十二年(1389)贵州布政使司所领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名数，贵州都司所领长官司名数和土官名数。《腹里略》载有永乐十九年(1421)北京、南京、湖广、浙江、江西、福建、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都司卫所的设置及屯田情况。《海略》载有洪武二十八年(1395)海疆界至及海防规制。足资考证。
《万历武功录》十四卷，传记体史书，明瞿九思探。此次整理的是其中与蒙古、女真有关的部分，即第一卷的两篇传记，第七卷至第十四卷的全部传记，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
瞿九思(1545~1615)，字有道，又字睿夫，号慕川，湖北黄梅人。其父瞿晟曾任广平知府，官至太仆寺卿，政绩卓着。九思五岁入塾学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丧父，此后遍访名家，学益进，渐负盛名。曾应邀主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北濂溪书院、石鼓书院，1573年（万历元年)中举人。九思胸怀济世理想，敢于议论时政，评骘人物，因此招致厄运。在他中举后的第二年，县令张维翰以繁重的苛敛激起民变，九思被诬倡乱，入武昌狱三年。1577年（万历五年）又被流放居庸塞下，遂携子、妾北上，途经北京上书鸣冤，值京师戒严，恐为逻卒逮捕，于是逃至京城以西约百里的窦德城，寄居于高姓人家，一住五年。在此期间，九思一方面讲学授徒，一方面继续辩白冤屈，而更大的精力则放在搜集资料、筹划着书立说上面。他经常变易姓名做服入京，以家乡父老亲朋赠送的有限金钱，在各个书肆里搜罗有关书籍；通过朋友抄录六科存案，并与抄报所报章加以核对，使其无阙遗；又多方购买私人有关边事的着述，向仕宦边疆之人询问边事。经过艰苦的努力，掌握了包括奏议、诏书、塘报、公文、邸抄、书信、撇文告示、口传等在内的大量相关资料。
1582年（万历十年），经过朝廷官员屠隆、冯梦祯，特别是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援手，九思得以获释。还归乡里后，九思闭门着述，“凡十八年不与外事”，撰写了《书经以俟录》、《诗经以俟录》、《孔庙礼乐考》、《乐章》、《中庸口授》、《中庸位育图》、《洪范衍义》、《仁统实用编》、《孔门愠解》、《和燮图》、《时务表》、《边略》、《明诗》、《仿古编》、《蓄艾编》、《文莫堂集》、《拟幽赞录》、《纪思录》、《万历武功录》等多种着作。除《万历武功录》之外，其他着作今已难见。九思以勤奋着述获得了更大的名声，以至于“自院部大僚及州县吏求书不获，士大夫过境以不得见为耻”。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湖北巡按御史史学迁上疏推荐他，皇帝命他为翰林院添注待诏，九思无意仕途，上《陈情表》力辞，得以批准，并得到官府的资助。此后继续着述，还曾一度主持史学迁所建的江汉书院，直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去世，卒年七十一。
按《武功录自序》所述，九思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开始撰写《万历武功录》，“盖三阅岁，乃幸就次”，于1612年（万历四十年）完成并付梓。书成，遣子瞿罕呈送京师，作为神宗皇帝五十寿辰的献礼。九思撰写《万历武功录》的宗旨，显然与明后期实学思潮兴起及他年轻时即关心时政的性格有关，因此尽管他遭遇坎坷，但仍然能够在困顿之中，着意搜集资料，一些资料“尽毁于火”也未能阻止他的决心。这样，在他得释回乡之后，应该说基本资料已然具备，经过补充搜集，最终写出时间下限至万历二十八年的《万历武功录》。他希望以这样一部书既为皇帝歌功颂德，又表达讽谏人主之意。不过，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万历武功录》的作用只是主要体现在它的史料价值上面了。
《万历武功录》第一卷至第六卷为全国各地农民、矿徒、饥民、军兵、白莲教及少数民族的记载，有关蒙古、女真的记载集中在第七卷至十四卷中，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记述准确。《万历武功录》虽然记述了洪武至正德间的史事，但绝大部分为嘉靖、隆庆至万历前中期的内容，与九思的生活时段大体相当。九思所搜集的资料，亦多为这一时段的鲜活资料。九思对当代历史自然不陌生，消化和利用相关资料也不会有太大困难，正所谓当时人依据当时资料记述当时之事，必然比较准确。
第二，记载翔实。《万历武功录》以列传形式记载了133位蒙古和女真首领的事迹，许多人物的活动不见于它书或它书记栽甚略。例如蒙古皇帝布延汗，在蒙古文史书中只有名字和生卒即位之年，《万历武功录》中则有他的专传《卜言台周列传》；扯力克、火落赤、多罗土蛮把都儿黄台吉、永邵卜大成台吉等人物的记载，与蒙古文史书及其他汉文史书相比，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形；甚至有的重要人物在蒙古文史书中没有反映，但在《万历武功录》中却有他们的传记，如董孤狸、兀鲁思罕、长秃、猛可真等；有些细节记载可以同蒙古文史书相比勘，如俺答汗去世的时间，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中说他逝于“白蛇年十二月十九虎日鸡时”（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则载逝于“是月十九日”（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二者完全相同。在瞿九思所依据的邸抄塘报等材料几乎均已散佚的情况下，这些记载尤其显得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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