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海》，是近年编辑而成的大型清代文章总集，缘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古籍整理热潮。当时，在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制定一系列具体决策，开展了广泛的古文献整理、编辑和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设立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要（不少）大学都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不仅指导和资助多所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和专题研究，而且规划了几种大型诗文总集的编纂，如《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明诗》、《清文海》等等，其中《清文海》由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来承担。 以朝代顺序而言，《清文海》处于一系列“全”编总集之末，为什么不设计为“全清文”，而仅仅作清代的“文海”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智、妥当的选择。第一，现存清人文章数量极其庞大，仅就诗文别集而言，有人统计为一万三千余种，有人统计近二万种，而《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年版）着录了近两万名作者的约四万部诗、文集，这其中除去诗集，则文集也必定数量庞大，实际上诗集中也多含有序、跋等类文章，况且《清人别集总目》并未将清人别集一网打尽，这是包括本书编者在内的学者们的共识。（参见辛德勇：《〈清人别集总目〉书后》载《中国史研究》二○○二年四期）既然文集的确切数量都难以统计，收录齐全当然难上加难，更何况散见于文集之外的作品，更不知凡几，欲纂成全清之文，只能望洋兴叹。第二，清代撰文结集者人数极多，由于时代距今尚近，纷繁的文献遗产，尚未经受历史时光的充分淘汰。清人优良之作固然甚多，而芜杂、琐屑者亦非少量，尤其大量科举“时文”，多无价值，若将之不加选择地一揽皆收，实无必要。第三，在清代，即使是文化名人，所撰之文亦非篇篇精品，率尔操觚、应酬笔墨，乃世情常态。他日结集，自身或许敝帚自珍，后人编印，往往更加不忍删汰，故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由此言之，纂辑清文全编，非但不能，亦且不必。 关于明代文章的总集有《明文海》行世，为明清之际着名思想家、学者黄宗羲编选，收录明代作者七百多人的四千多篇文章，《清文海》书名拟定，盖得之于黄宗羲《明文海》的启示。语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容”与“大”被赞为海的优良品性，殊不知“虽大而不求全”，也是大海的又一优良品性，众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皆称“海”而无争议，更没有一海欲图包揽天下之水，选编文集，岂不可略通此意乎！是《清文海》成为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之重点大型项目，其立项是极其合宜的。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齐心协力，工作多年，搜罗选编，已将《清文海》工程基本完成。总计收入整个清代的作者一千五百七十六人，文章约有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三篇，共分一百零五册。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有清一代较为重要的学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要文佳作，大抵收揽其中。信哉资料渊薮、文章海洋，泛览则得知清代社会之概况，研思将有俾文史探讨更深广。 编纂清人的文章总集，前人做过许多尝试。早在清朝乾隆时期，清廷就曾编成《皇清文颖》一书，后来屡有增补，而其书惟“进御者方行甄录”，“未经乙览，盖不入选”（《四库全书》本《皇清文颖?凡例》），自然不足赞称。清季学者热心编纂本朝文章总集者不乏其人，如李祖陶《国朝文录》八十二卷、《续录》六十六卷，姚椿《国朝文录》一百卷，吴翌凤《国朝文征》四十卷，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及其它人的续编，钱仪吉《碑传集》一百六十卷及缪荃孙《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沈粹芬、黄人《国朝文汇》二百卷等等。其中有的部帙稍小，难以涵盖清文总体面貌，有的选文标准陈旧，而若《皇朝经世文编》、《碑传集》之类，则专注于专题性文献内容。唯《国朝文汇》上起清初，下至光绪，收录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共一万余篇，取材宏富，是一部较大型也较完整的清代散文总集，此书对不同流派的代表作皆力求收载，“不名一家，不拘一格”，是其优点，学界多所肯定。但《国朝文汇》仍主要从文学性着眼，多选录散文，注重文章的修辞、章法、气势、情感等表现手法，文章内容上的其它价值处于附带的、从属的地位，这是编辑者的宗旨所在，无可厚非，而其缺憾亦相当显然。 今《清文海》的部帙规模，超过《国朝文汇》三分之一，更重要的区别是编纂宗旨并不相同。如上所述，当下尚不具备编纂“全清文”的学术条件，但《清文海》毕竟是接续《全宋文》、《全元文》等等系列性的大型断代文章总集，其立意仍然具有反映清代社会文化全貌的宗旨，试图对这一文化遗产做全面开发与利用，促进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史、文献学等等研究的深入，并非单从文学角度出发。概略言之，《清文海》选取清代文章，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文章作品的学术性。古籍整理及一切文献遗产的清理，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充分、更方便的参考文献与资料。《清文海》在体裁上主要是辞赋、诏令、奏议、书信、序跋、论说、考据、杂记、碑志、传记等，语录、日记、讲章、电文、档案等不收。而且特别注重清代着名学者文章的选录，凡有个人别集行世、并且文章学术性较强者，一般皆选取较多篇目，如顾炎武、钱大昕、章学诚、俞樾等等。对于一些缺少优良散文的着名学者，如《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则将其着名学术着述中的序言予以收录。为了尽力全面提供各门类学术研究的资料，《清文海》也注意选载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反映学风、学派、学术主张的多样性。例如：对于康熙年间的杨光先，虽然他思想守旧，反对西方历算方法彻底失败，仍收入其有关论述以备参考。对乾隆帝曾经信用的沈德潜，特别选入其《尚书古文今文辨》，提示虽然《古文尚书》辨伪已成定论，但各方以及一些御用文人仍在曲为辩解，并未废除《古文尚书》的经学地位。而所选乾嘉时期学者许宗彦《原学》，批评戴震的治学理路，要求改变考据学风；卞萃文《正学约讲序》、《逊斋诗稿自序》等文，皆强烈批判考据学派，从中可见乾嘉时期抵制考据学风的学者颇有其人。其它如收录乾嘉时康基田多篇经史论断，不仅显示他为当时着名学者，应当加强研究，亦可纠正当下俗学将其描绘为风水迷信宗师的谬论。收入嘉道时期张宗泰所撰对书籍的多篇“书后”、跋文，可供学术史研讨之参考。诸如此类，不必列举，读者自可领会本书对学术之文及学术参考之文的重视。 　　 第二，重视文章具有的某种特异资料性。清代的学术性的文章，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而言，都是学术资料而已，但《清文海》在选文中，还另外注意收录具有某种特异资料性的文章。例如：康熙年间高官王熙《禁官员贸易书》、赵士麟《禁打鸟》等，表现了文章作者独到的见解。华蘅芳《对数或问序》、《代数术序》、《微积溯源序》等文，反映出清季数学的某些发展状况。而李周南的《掩骼所记》、郭续芬《养济院论》、梅曾亮《光泽县育婴堂记》、贺熙龄《育婴堂记》、汪士铎《新建育婴堂记》、罗汝怀《育婴论》等，光绪年间任河南布政使的额勒精额，还制定了《收养妇孺章程十条》载于文集，这些均为社会史研究的特殊资料。至于关乎婚嫁、丧葬、祭祀、宗族等等社会生活状态的清文，载于本书，数量可观，而为一般书史所阙遗，正是《清文海》价值之一端。 　　 第三，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清文海》收入清代各个流派文学名家的作品，如李渔、毛奇龄、方苞、袁枚、汪中、姚鼐等等，不仅选录篇目较多，而且这些人的文学性散文也占很大比例。此外，全书之中，收载的赋、铭、箴、赞、山水游记、杂说别传、题词、寓言等体裁文篇，数量甚多，皆出于文学性考虑。其例显见，不必多赘。 　　 第四，注意择取纪实之文。这一选文标准，是指仅仅某一作者个人的记人、述事文篇，其中固然包含增加学术资料的效果，但其文学术价值的有无、高低尚不能确定，仅供参考而已。例如所收入的多篇人物传记、墓志铭，其中特别注意《碑传集》及其续编各书所未载者。而收录的记事之文颇有资料特殊之例，如清初钱澄之《长干寺遇旧中官述往事纪》、清季鲍源深《书遵义平匪事》、萧穆《记郑成功遗迹碑铭及传》、朱铭盘《朝鲜平壤城箕子庙碑》等等。 此外，选文还特别兼及各种不同层次的作者，即重视以文存人的功能，使本书对名望有别、地位迥异、素养参差的撰文人，做出或多或少有代表性的、示例性的涵括。吴炎、潘柽章是清初死于庄氏史狱的学者，特将二人各收存文数篇。鄂尔泰、于敏中分别为雍正、乾隆时期重臣，已收文章数篇以存其人，而且取文不限于文集之内。诸如此类，尚有多例。时间上，明清之际的作者，原则上只选收其入清以后的作品。但不少作品的写作年代很难考清，故凡不能确定者，且按清文对待。由清入民国时期的作者，只选收可以确定为作于清代的文章。对于政治或文化之业绩主要在清亡之后者，如梁启超、章炳麟、徐世昌等等，未予收录。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清文海》收载了清朝多名皇帝的多篇文章，这是与其它清文选集的重要区别，也是力图“反映清代社会文化全貌”宗旨的典型体现。清朝不乏具备文史之才的皇帝，而且均具个人文集，其中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以乾隆帝为例，其文文笔、气势，毫不亚于名流文人，学术见识亦十分高超，即使历史考据之文，如《阳关考》、《热河考》、《天竺五印度考讹》、《三韩订谬》等等，也不可轻易抹杀其学术性。至于文章、谕旨的社会影响，更是普通学者所无法比拟。因此，无视清朝诸帝文集，从任何选文标准上看都是不妥当的。 　　 在选本清文总集的编纂中，以单一标准（如文学或经世价值）操作，已经瑕疵难免，无法完善，《清文海》的选文实行多方面的考量，自然更不好掌握，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学者自可见仁见智、各作品评。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清文海》对于研讨相关问题的学者而言，不啻增添了一条提供参考文献的宽阔的信息通道，甚至会得到足以惊喜的收获。因此，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设立这样的项目是完全必要的，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编纂工作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