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着批评本》PDF电子书全8册,由岳麓书社2012年出版。
古典名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首先当然是这些名着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所致,但是也与这些小说刊刻之后,一大批眼光独到的小说批评家们极力批点评说有极大的关系。像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密切相连的。他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局面,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古典名着的精髓和魅力。
《四大名着批评本》书目:
脂砚斋批评本 红楼梦 上
脂砚斋批评本 红楼梦 下
金圣叹批评本 水浒传 上
金圣叹批评本 水浒传 下
李卓吾批评本 西游记 上
李卓吾批评本 西游记 下
毛宗岗批评本 三国演义 上
毛宗岗批评本 三国演义 下
《四大名着批评本》出版说明:
清乾隆年间,在北京流传一部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八十回,后来经过辗转相抄,形成了众多的抄本。迄今为止,发现的抄本有十几种之多,主要者为“已卯冬月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己卯本)、“庚辰秋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庚辰本)、“甲戌抄阅再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甲戌本)。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炜序的“脂舒本”或“己酉本”。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以《红楼梦》作为书名而不称《石头记》,大约是从本书开始。梦觉主人序未署“甲辰岁菊月中浣”,故称“甲辰本”。清代蒙古王府所藏八十回脂评本,但后又配录了续书四十回,简称“蒙府本”或“脂蒙本”。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简称“有正本”。因首有乾隆戚蓼生写的序,故又称“戚本”或“脂戚本”。
脂评本也流往国外,现藏俄罗斯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是一例,简称“列藏本”。八十回与早期脂本相同,但眉批、侧批与诸脂本有别。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重新整理《红楼梦》,由萃文书屋活字刊出百二十回本,人称程甲本。前八十回同脂本文字有不同,后四十回为高鹗补写,非出原作者手笔。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高鹗在第一次印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许多增删改移,学界称程乙本。此后,出版家便以百二十回为蓝本,推出多种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较着名的如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张新之《姚复轩评石头记》、姚燮《增评补图石头记》等等。这样看来,《红楼梦》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带有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抄本。这些本子是经过脂砚斋等人不同时期评阅的本子,而且经过辗转传抄,彼此之间正文和评语的文字都有些差异。另一个系统是百二十回没有脂砚斋评语,经过程伟元、高鹗整理、删补的本子。这两个系统的本子孰优孰劣,仍是红学界争论的话题。但当今普遍印行的是百二十回本。
据几代红学家的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的祖上原是汉人,很早就入了满洲旗籍,一直居于“包衣”奴才的地位,但跟随主子征战南北,立有战功,特别得到康熙皇帝的宠幸,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经祖父曹寅到伯父曹颗,父亲曹颊,几代继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官职。雍正上台后,为巩固既得势力,即打击自己的政敌,曹家也在其内。雍正五年(1727),雍正以曹颗亏空没有补上以及其他原因将其革职抄家。这次抄家还没有落到困苦的境地,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北京还保留少数财产,于是举家由南方迁往北京,勉强维持着小康生活。乾隆继位后,对雍正的某些政策有所改变,曹家似乎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可是乾隆四年(1739),宫廷内的斗争又祸及曹家,家境日益败落,大约在乾隆十几年前后,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贫居在北京西郊一带,靠卖画和朋友们接济度日。就是在这艰苦岁月里,他呕心沥血地进行着不朽巨着《红楼梦》的创作。可惜由于过分伤痛幼子的早逝,加之生活贫困,曹雪芹未满五旬即去世了,时间大约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说二十九年(1764)。
从表层上看,曹雪芹虽然没有像《水浒传》那样描写市民或农民的起义斗争,但他却通过对被称为封建社会基石的阶级一贵族地主阶级的描写,把隐藏在物质装饰和道德礼法背后的腐朽本质,他们的丑恶生活以及意识形态,从里到外揭了一个透,而且客观上证明了这个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但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惨痛的生活经历,使他艺术地再现了封建社会面临着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表现在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可这仅是第一自然的价值系统。曹雪芹绝不只是揭示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悲悼各色人等的悲剧命运,从而预示封建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走向衰败的命运,或是提出后继无人的问题。这统统是我们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从政治观点和实用理性主义角度出发,未必是曹雪芹的原旨。超越价值的第一自然,苦苦探求第二自然潜藏的本质一人生爱、欲、悲、欢、散、毁、败、老、死的内在原因,及其主宰万物变易的原动力,探索人的青春生命的真正价值,我以为这可能是《红楼梦》作者的本意。
倘若我们对《红楼梦》的意旨理解得不错,那么,曹雪芹感到最痛苦的,或者在小说里着重说明的,是对人的青春和人生永恒的生命价值的探究上。既然“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何以能由“好”转化到“了”,为什么“了”便是“好”呢?曹雪芹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指出贾府由盛而衰的原因,较多是从文化意识层面感悟到所属阶层和生存社会的腐败无能,而其判断又浸透着老庄的悲剧意识。
也因此,跟随着“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婚姻路线的选择,宝黛钗的感情纠葛,小说也同时按照庄禅精神来塑造主人公贾宝玉一一个追求理想世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赋子了贾宝玉以特殊身份。细思第一回和以后各部分的描写,贾宝玉的前身应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是警幻仙子给石头起的名字,那么石头便是宝玉了。这不是作者的笔误,而是有意安排石头转变为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神瑛侍者转世为贾宝玉这个神话的含意,就是假玉真石的“神瑛”和灵性已通的顽石取得本质上的一致,也就是贾宝玉和通灵宝玉合二为一。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这块顽石在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幻形入世之后,仍然是“无才可去补苍天”。用我们的话说,这块顽石虽然生存于封建社会的母体,既不为他所属阶级所用,也无力,甚或也不会去挽救封建未世必然颓败的命运。所以贾宝玉的人格不属于儒家的“归仁养德”,道家的“顺天从性”之类,又不是大凶大恶之流。照贾政的封建正统观点看,贾宝玉是地主阶级中的“祸胎”、“孽障”。按照王熙凤的语言说宝玉“不是我们的里头的货”。看透了贾家主子爷们腐败的尤三姐,却爱慕贾宝玉“不大合外人式”的性格和作风。狡猾而有点趋炎附势的兴儿,则从一个奴隶的角度,认为贾宝玉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男子”。总之,像贾宝玉这类典型人物,他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公子哥儿的习气,又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如“仕途经济”、“读书应举”的道路,“文死谏”、“武死战”的最高道德,都予以否定,同传统的价值观念抵触,不大合主流社会的要求。他在追求一种真性世界和人格理想,这如同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三袁的性灵论,无疑是人格定势的悖论,对禁锢人性的反叛,人性全面复归的期冀和追求,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也因此才敢于冒犯贾政的威严,反对破坏天然本色,主张顺其自然本性,包括对未出嫁的“女孩儿”的崇拜,实际是对青春、生命、纯真的赤子之心的肯定与追求。
不过贾宝玉追求的自由人格,或人格理想,只是心中幻想的、有限度的自由,而不是健全的灵与肉的自由。他渴求个性的复归,又必须接受封建伦理的规范。这两重心理,即一方面表现为真的我为社会所囚禁,真性处处受封建礼法的限定,不论贾宝玉对八股怎样厌恶,但仍要遵从贾政的训示,“一律讲明背熟”。对子侄可以“不求礼数”,对兄弟“尽其大概”,对长辈却“礼数周全”,不敢有半点越礼。在贾府的樊笼里,欲出不得,欲抗不能。另一方面,真性我与社会我的激烈冲突。即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冲击着传统儒家思想和伦理规范对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戕害。这种种冲突有时竟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既然贾宝玉保守全真,鄙弃经世致用的道路,那么走什么路?不明确。
贾宝玉具备历史创造性人物的敏感、幻想、怀疑、审视事物的天赋,却缺少创造人物的特殊素质和行为。面对僵化没有生机的传统,没有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武器作为“支援意识”,最终走向庄禅的虚空。可贾宝玉的参禅,不过是薛宝钗批评的,“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一时高兴所致;或如脂砚斋的判断:“宝玉不能悟也。”他并没有获得批判的武器。加之,贾宝玉过分眷恋执着女性世界和女性意识,排斥男人世界,结果为完成自我整体发展与超升的追求面发生了偏差,感性直觉的部分过度发展,理性的层面却受到了遏制。不能从女人世界和女性意识中解脱出来,认同自已群体的思想和心理,体现双性共存之美,完成人格的完整创造。只有随着大观园内外矛盾的加剧,几个奴婢的惨死(特别是晴雯之死),家世衰败,焦玉弃世,爱情理想破灭,万事成空,百念俱灰,终于悬崖撒手。到此时,贾宝玉经历了痛苦人生的洗礼,似乎寻找到了人格超生的支点,远非早期的逃禅,似更理性地看透了人生而悟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于是消除了一切欲望和要求,超越了时空、因果、生死、是非的限制,又复归到大荒山的本性世界。这是自我超拔,还是无可奈何的逃避?
令人惊诧的,小说类水浒同长篇讲史类平话叙事体制融合,创作出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竞然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酝酿过程。由于文献无征,我们至今都不能确切说明《水浒传》最初的写定时间。明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的晁瑮编《宝文堂书目》“子杂”类列有《忠义水浒传》和《水浒传》二目,目下注云:“武定版。”这是现存明代书目中关于“武定版”的最早记载。万历十七年(1589)刊本《忠义水浒传》卷首的天都外臣序,也称嘉靖时由郭武定重刻其书。郭武定即为郭勋。袭父郭良武定侯爵故云。所谓“重刻其书”,即是说郭本之前另有其他的《水浒传》刊本存在。现存的明人笔记对此也有记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说:“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亦云:“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贯中,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这些记述虽然都是根据传闻而来,但都说明嘉靖前有《水浒传》刊本;与此同时,也指出了作者是罗贯中,或是施耐庵,或是标署施耐庵、罗贯中两人共同编写。可惜嘉靖前设有留下任何本子可资足证,就连武定版原本《水浒传》也久已失传。不过当代学者倾向于施耐庵撰。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可靠的文献资料非常缺乏,我们只知明初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称“至正甲辰复会”过罗贯中。至正甲辰为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既然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成书工作,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那么也间接证明施耐庵也是元末明初人。至于1952年到1966年,1981年底和1982年初的调查,在江苏兴化、大丰地区发现的所谓《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以及《兴化县续志》之《文苑》所载《施耐庵小传》等文献资料,许多学者认为有许多牴牾不可信之处,不足为据。
留存今世的版本也很繁杂,有百回、一百十五回、百廿回及七十回本。从文字的繁缛和简约,又分繁本和简本两大类。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郑振铎藏《忠义水浒传》残本、袁无涯刊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以及贯华堂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属繁本系统。简本系统为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水浒传》。
不仅如此,各本中又存在有无增插田虎、王庆与征辽国的区别,于是简本先于繁本,繁本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抑或简本出于繁本,删自繁本;还有,哪个本子增插了征辽国、田虎、王庆,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
笔者感兴趣的,是七十回本与百回本两种不同的主题思想。因为明嘉靖万历时人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文史门·天牍类·院本》条说:“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王圻所说的“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应指在一个恶梦里把梁山泊英雄都一网打尽,可这只是一场梦,“惟虚故活耳”,不是真实的结局。而百回本的梁山英雄并不是在宋徽宗的梦中被一网打尽的,因为在徽宗梦游梁山泊之前,就有人阵亡、病死、坐化;宋江、卢俊义已被御赐毒酒害死,李逵又被宋江毒死,吴用、花荣也在宋江坟旁自缢。因此王折所说的梦和宋徽宗之梦,并非是同一个梦;换言之,在嘉靖本之前的古本《水浒传》似是七十回本。比王圻晚三十年的明代着名的戏曲理论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的《宋江》条中也说:“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施耐庵)笔也。”至于金圣叹七十回本《贯华堂水浒传》,并非如他所自许是什么古本,据郑振铎、王利器、吴晓铃先生的校勘,金圣叹不过是依据袁无涯刻的《忠义水浒全传》百二十回本为底本,砍掉了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将原本第一回改为“楔子”,七十回虚构了卢俊义惊恶梦,让嵇康收拾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英雄。
不过,无论原本是否为七十回本,或嘉靖前是否有七十回古本,但就以《贯华堂水浒传》存在的事实而言,既然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就必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思想。即七十回揭示“官逼民反”,用武力反抗官府的主题。百回或百二十回,则是以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到失败过程为中心线索,以宋江为小说描写的中心,通过宋江悲剧的一生,以及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出身下层的忠义之士,想替天行道而不能替天行道的悲剧。
自金圣叹的贯华堂《水浒传》七十回本推出之后,正如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演化》一文中所说:“更不料他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百年。”其原因既不是“《水浒》诸种版本的陆续出现,却使金圣叹已圆了三百年的谎话再也圆不住了”,也不是今人所谓“革命文艺无悲剧”,企望永远是胜利者,而喜欢看到梁山泊大聚义,英雄排座次为止。其实是金圣叹在金本《水浒传》所作的三篇序,托名施耐庵的序、《宋史纲》、《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以及每回前总评、夹批和眉批中展露出特立独行的叛逆人格,吸引了读者。
本质地说,金圣叹(1608一1661)是一个有叛逆意识的文化离轨者。他深受佛家禅宗和老庄的影响,效法魏晋阮籍、嵇康的风度,倡导“性即自然”,率性任情,不信权威,甚或“诋斥君权”,“背弃礼教”。顺治十八年(1661),苏州市民反对新任知县任吞常平仓粮和酷刑逼税仗毙一人的残暴行为,引起市民抗义,鸣钟击鼓,跪进揭帖,巡抚朱国治却百般包庇,逮捕五名秀才,次日诸生哭于文庙,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哭庙案”。此时顺治刚逝世不久,朱国治便以“震惊先帝之灵”为口实,又逮捕了金圣叹在内的十三人。传说揭帖与哭庙文为金圣叹所写,金圣叹被判斩刑。可以想见,像金圣叹这类“愤世嫉俗”,“放诞玩世”的文人,自然赞赏武松的“光明磊落”、“豪杰至性”,鲁达的“遇弱便扶,遇硬便打”的风雷性格,李逵的“不晓阿谀,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的胸襟。反之,他对宋江虽然时有“真乃人中俊杰”的赞誉,但又认为宋江奸猾、伪善,不时玩弄权术,不如李逵、鲁智深真诚。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攻击,倒不如说是他如同李卓吾一类知识分子,讲究真心至性,并以此来划分人的品级,带有点人文主义的色彩,未必全是政治性的计量。与此同理,金圣叹对权豪势要、贪官污吏,以及各类群小的批判,非是一般性的指点,而是痛斥、怨恨。于是金圣叹在评宋徽宗宠用高俅,而高俅又以姻亲关系为纽带,上下勾结,形成庞大的统治集团时,尖锐地指出:“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正是这些狐群狗党,凭借政治特权,随心所欲的欺压百姓,所谓:“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限之谿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在金圣叹看来,是上自乱作,官逼民反,“驱却英雄入水泊”,“非生而为盗”,作者也是“怨毒而着书”的。这些观点,与其说是金圣叹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上,支持梁山起义,倒不如说梁山众豪杰的言语作为,暗含了他追求自我、众生平等的观念。他讥刺宋徽宗是个玩闹皇帝,甚或主张对权豪势要、贪宫污吏把持的政府,可以使用暴力,但并不等于说金圣叹赞成否定皇权统治。反昏君与反皇权是两码事。古人云“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他并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否则金圣叹何必幻出卢俊义一梦,一网打尽梁山英雄呢?那不是什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