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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订六家注文选》PDF电子书全6册，由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B92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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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编写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以韩国正文社影印奎章阁藏朝鲜世宗十年(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古活字本《文选》为底本，重新加以校勘整理而成。奎章阁本的祖本是北宋哲宗元佑九年(1094)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刻本。此书汇集五臣注(居前)与李善注(居后)于一编，后世通称为六家注本，是当今所见最早也最为完整的六家注本。本书通过校理，力求使奎章阁本更趋完善。凡遇原本有误，包括诸本李善注中的共同错误，一律加以改正，并说明根据，写入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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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 至中大通三年（53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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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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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 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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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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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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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一书究竟编定于什么时候，历来说法不一。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着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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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并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个说法，今人多不予重视，因为一般都认为《文选》不录存者之作，而何逊据《梁书》及《南史》本传，当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左右。 但《文选》所收作品中有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和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之诗文。可见《中兴书目》之说，恐不足信。除了《中兴书目》之外，关于萧统编《文选》的合作者，在日释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也有记载：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按：指王融）“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南卷·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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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下文又有“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云云，当为唐代人的话无疑。以上两段话，历来论《文选》者都经常引用，但一般来说，研究者都信从后一段话而不采用前一段话。我过去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本）中曾认为《文选》的编定时间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末至中大通元年（529）间， 就是根据刘孝绰和萧统先后遭母丧及他重入东宫可能协助萧统编纂《文选》的时间推测的。现在看来，这种推测似仍能成立。因为从《文选》所收作品来看，其作者当以陆倕的卒年为最晚，即普通七年（526）。那么《文选》的编定不可能早于这一年。 但据《梁书》记载，萧统之母丁贵嫔卒于这年十一月，而按照古代的礼制，如父亲尚在，儿子遭母丧，应服丧一年。那么在普通七年十一月至大通元年十一月间，萧统理当守孝，不能从事《文选》的编纂工作。再往后，到中大通二年正月（530）萧纲调任扬州刺史前至中大通三年（531）七月，即萧统死后三个月萧纲被立为皇太子时，据《梁书·刘潜传》及《刘孝威传》，刘孝绰的同胞兄弟刘潜、刘孝威皆丁母忧，而《刘孝绰传》也有关于刘孝绰在此时丁母忧的记载。此时刘孝绰父刘绘早已死去，据古礼，父亲先死，儿子再遭母丧，应为二十五个月（王肃说）或二十七个月（郑玄说）的服丧期。据《魏书·儒林·李业兴传》，当时北魏用郑玄说；梁用王肃说。据此推算，假使刘孝绰服阕为中大通四年二月，那么至迟在中大通元年底，刘孝绰已丁母忧，如果考虑到刘母病重期间，刘孝绰应当奉侍医药的时间，那么他参加《文选》编纂工作时间最多也只是大通二年初到中大通元年底这两年之间。这个推论正是建立在《文镜秘府论》那段话的基础上。日本清水凯夫教授对《文选》编纂时间的意见，基本上也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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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中兴书目》和《文镜秘府论》这两段话，我过去的理解似还欠深入。例如：《中兴书目》的话是否一无可取；《文镜秘府论》的话，其意义是否仅限于《文选》的编纂者中有刘孝绰？这都可作进一步的考虑。例如《中兴书目》说萧统编《文选》，“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其中提到刘孝绰，与《文镜秘府论》相同，应该说并没有错；至于提到何逊，是否纯属肊测？也可研究。 因为何逊卒年虽早于刘孝标、徐悱和陆倕，却比沈约等人为晚；而《文选》中所录作品，除刘、徐、陆的五首诗文外，其他作品，都是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以前死去的人所作。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选》的编纂，是否曾有一个过程，即此书在编纂之初，本限于选录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的人之作，而刘孝标等人之作，是后来在编定时加上去的？因为梁人论诗文，确有以天监十二年为断限的例子，如锺嵘的《诗品》就是这样。在笔者看来，《中兴书目》提到何逊，也许是因为在沈约死后，诗坛上声名最大的当推何逊，并且在当时人们常把他和刘孝绰并称“何刘”，所以《中兴书目》的作者在论及《文选》的编者时，就想到了他。不过，何逊参加《文选》的编集，大约是无此可能的。因为在现存的萧统文章中有一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在这封信中，尚未提及《文选》的编纂。按：《梁书·刘孝绰传》：“起为安西记室，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迁太府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光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廷尉卿，顷之即真。”可知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一个文集（今本大约是后人所辑萧统死后其弟萧纲所编的第二个版本的《昭明太子集》佚文，“湘东王”萧绎所求者则为萧统生前所编第一个文集），应在刘孝绰为太子仆以后，任廷尉卿以前。 据《梁书·刘孝绰传》及《到洽传》，刘孝绰任廷尉卿，至普通六年（525）即被到洽参奏免官。至于他为太子仆，则据《梁书·昭明太子传》， 在普通三年十一月始兴王萧憺去世时，刘孝绰正任太子仆。 由此可见，萧统第一个文集，应编于普通初至普通五年（520—524）期间。此时萧统年龄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岁，萧绎不会超过十七岁。这时何逊已经死去，他不能参加《文选》的编纂是显然的。（据《梁书·何逊传》，何逊是死于江州的，在此以前，他曾遭母丧，服阕才任庐陵王萧续的记室，“复随府江州”，那么即使《文选》编纂始于天监十六、七年（517 —518），何逊亦无参与的可能。）尽管如此， 《中兴书目》的作者提到了《文选》的的编集，除萧统、刘孝绰外，还有何逊和其他人。我们可以否定何逊参加编纂的可能，但无法排除萧、刘之外，还有人参加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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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兴书目》的话不可据的话，那么《文镜秘府论》的话，似尚无人加以怀疑。但《文镜秘府论》原文明明是说“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这也认为《文选》并非仅出萧、刘二人之手，这和《中兴书目》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大约是唐宋以来直到清代人一致的看法。如清人朱彝尊在《书〈玉台新咏〉后》中，认为《文选》中一些问题，“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朱彝尊对《文选》的一些议论，实难令人置信；但他认为《文选》出于众手，这和历来的看法也没有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过去在作《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时，似对《文镜秘府论》的话理解有片面之处，即过分强调了萧、刘，尤其是刘孝绰的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的原话是“刘孝绰等”，说明协助萧统工作的，当不止刘孝绰一人。因此《文选》中篇目的选定，是否完全决定于萧统、刘孝绰的意志，甚至仅仅决定于刘孝绰，则颇可怀疑。在这些协作者中，刘孝绰也许是萧统所最信任的，但不等于其他各人的意见都不起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原文旨在批评《文选》的选录作品未必都允当，其所举例子即为“王中书”（王融）的“霜气下孟津”和“游禽暮知返”二首。这两首诗，今见《玉台新咏》卷四，题名“《古意》二首”。这确是难得的好诗，《文选》弃而不录，不免有点可惜。但我们可以想像，这并非出于刘孝绰的意志。因为刘孝绰是王融的外甥，并且从小受到王融的称赏。《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王融和刘孝绰既有如此的血缘关系，他又确有好诗，如果刘孝绰在《文选》的取舍方面确有决定权，似不应摈弃不录。当然，在齐梁间，的确有人对王融的诗评价不高，如锺嵘《诗品》，把他和刘绘（刘孝绰之父）同列于“下品”。锺嵘说：“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可见就是锺嵘，对王融、刘绘也不完全否定。其实凡《诗品》中提到的人物，虽在“下品”，也总有一定的成就，否则就不足加以论列。事实上在《诗品》中被列为“下品”的诗人，如曹操、欧阳建、应璩、张载、殷仲文、范晔、刘铄、陆厥、虞羲，均有诗被收入《文选》，未必因为《诗品》对王融评价不高，就不能入选。再说王融的诗虽未入选，但《文选》所收王融的骈文还不止一篇；至于刘绘，其骈文既被锺嵘所赞扬，而《文选》竟不录一篇，如果刘孝绰真能对《文选》的取舍具有决定权，恐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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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清水凯夫教授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强调《文选》的实际编者为刘孝绰，尤其是《〈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选）录问题》（《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第19—30页）中甚至认为《文选》中选录王巾《头陀寺碑》、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二文，都是为了照顾琅邪王氏和彭城刘氏二家。但他偏不照顾自己的父亲和舅父，恐怕未必近于事实。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集工作的记哉，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而二书原文，都有“等”字，说明并非刘孝绰一人。这些人均属“文选楼中诸学士”之列，其地位与刘孝绰并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萧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略有不同，不能说他们一概都得听从刘孝绰的意见。清水教授认为：古代以帝王和太子名义编纂的书籍，大抵出于他们的臣下之手，这意见在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多数场合，参加工作的都不止一人，而且这个挂名的帝王，有时也会参加某些意见。如唐修《晋书》中就有好几篇“制曰”，出于唐太宗之手。至于《文选》，情况尤为不同，因为《文选序》是题为萧统所撰。尽管有一个日本所藏的古抄无注本《文选》，在《序》的眉端有批语云为刘孝绰所作。但这个抄本据云是相当于我国元末明初时人所抄；批语亦不知何人所加。我们即使退一步说，这批语完全可信的话，也只是刘孝绰为萧统代笔，其口气仍是萧统的话。所谓“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云云，只能是萧统的口吻，这说明对这篇序和这部书，萧统还是要负担责任的。他既要使这部总集上不致触犯梁武帝的忌讳；下面又要顾及其他参加者的意见，而不能让刘孝绰一人独自主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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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选》的编纂，毕竟不是唐初修史，萧统既无唐太宗的权力；刘孝绰也不具有魏征、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地位，他不可能也不致于像清水凯夫教授想象的那样，在入选《文选》的很多作品时，都寓有他发愤抒情或讥刺世事之意。例如：清水凯夫教授在《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见时代文艺出版社本《文选学论集》）一文中举出东汉史岑的《出师颂》一文，指出这次出兵实际上是打了败仗，所以是刘孝绰意存讽刺。这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梁武帝也曾多次出兵伐魏，并且也常遭失败。但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即史岑的《出师颂》，早在萧统和刘孝绰出生以前，就已成为人们所常读的名篇。西晋时着名书法家索靖就曾用章草书写《出师颂》，并成为有名的法贴。如果把《文选》中入选的作品都理解为刘孝绰有意借此讥讽时事，那么《文选》中也选录屈原的《离骚》、贾谊的《过秦论》，总不能说刘孝绰选录这两篇文章是把梁武帝比作楚怀王和秦始皇吧！试想象《文选》这样的总集，要是连《离骚》和《过秦论》都弃而不录，那还能成为一部千馀年来产生了这样巨大影响的名着？再说《文选》中还选录了扬雄的《剧秦美新》，而王莽纂汉和梁武帝代齐，也不无可以类比之处。我们总不能说刘孝绰会把梁武帝比作王莽。如果真是这样，《文选》就成了十足的“谤书”，而《文选序》还要由萧统来出面，岂非怪事？本来，萧统原是个孝子，决不会同意别人这样去攻击他父亲。何况根据现有的史料，《文选》的成书年代只能在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间，在这个期间，萧统的处境还比较特殊，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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