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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PDF电子书全8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B2K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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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收入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古三坟书》、《古史》、《路史》。
《古三坟书》分为山坟、气坟、形坟，分别解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据宋绍兴十七年（1147）婺州州学刻本影印。
《古史》是北宋苏辙所着，共计六十卷，上起伏羲、神农，下迄秦始皇，为《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所据底本为明刻本。
《路史》为南宋罗泌撰，共计四十七卷，主要论述我国传说时期的史事。此次用清嘉庆间酉山堂重镌宋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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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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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1册 古三坟书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2册 古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3册 古史 路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4册 路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5册 路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6册 路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7册 路史
先秦史研究资料三种 第8册 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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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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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多数学者的理解，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来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更加受到人们关注的位置。这主要因为先秦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
其二是先秦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我国史学的主要思潮，或者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其三是先秦史研究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更紧密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成果不断涌现，给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使先秦史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常研常新，至今仍保持其富有活力的研究势头，这是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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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项，贯穿于近百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但是随着近代政治风云和史学思潮的变幻，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具体特征。同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一样，近百年的先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1976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以下即按这个顺序对各阶段研究的情况分别扼要地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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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以前的先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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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的历代专制王朝统治的时期，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从来就是同经学纠缠在一起的，或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出现的。作为独立的先秦史或上古史研究，是随着近代西方史学思潮传入中国才开始的。
20世纪初，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其学号称“罗王之学”。他们上承乾嘉考据学的余风，同时借助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援引刚被人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资料及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金文资料，以之与文献相互对勘发明，用以考证上古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罗振玉的贡献实主要在编定一系列甲、金文字和古器物资料，真正利用这些资料考史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是王国维。他的一系列古史论文如《殷礼征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明堂庙寝通考》、《鬼方混夷狁考》、《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等，至今仍对殷周史的研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载《观堂集林》卷9，1921年乌程蒋氏初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在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指出卜辞中部分殷帝王名号的基础上，遍引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及《世本》等古籍所载商王世系及诸商先公名号相对勘，证实了诸书所传之商王世系在卜辞中的存在（只有个别差错），从而使史籍所载之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这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王氏后来将自己运用的这种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对勘以证释古史的方法概括为“两重证明法”，它至今仍然是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遵奉的基本考史方法。
不过，从对待与经学相互为用的旧的古史系统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的基本立场来说，无论是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基本上不持怀疑态度。对旧史系统，特别是对夏以前的古史系统从根本上进行批判的，是自20年代起崛起于史坛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称经书所载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为“伪古史”；认为他们在古史传说中皆具有神性，是由神演化成人王的；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皆是由以后各时代“层累地”积累而成的，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即使是“三皇五帝”之后的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人附加的成分越多。是即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古史辨》1册自序，1926年北平朴社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因此，顾颉刚提倡对一切古书，不仅是《传》、《记》，而且包括《经》中的古史记载都应当大胆地怀疑“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他还根据历史进化论的原则，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观念：1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这些观念是建设可信的真古史的基础（《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1册）。为此，顾颉刚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先秦两汉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对这类书籍的真伪、时代也做了系统的考辨。他们的这类论文多数收辑在被称作《古史辨》的总共7册的论文总集中。应该说，“古史辨”派对于破除旧的古史观，提倡科学的进化的古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上古史上的一些具体史迹及文献资料也做了有益的清理。然而，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他们中有的人疑古过了头，其中个别人甚至连夏代也不承认为实有的朝代了（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其所认为属于“伪书”的范畴也未免过大。另外，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古史辨”派的多数学者把传说时代的人物故事一概视作神话，只注意了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分化演变之迹进行清理，却未顾及这类神话传说中同样也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成分。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当然，也应提到顾颉刚本人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逐渐由“疑古”转而趋向“考信”，在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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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史辨”派的风格异趣，三四十年代以钱穆为首的一批学者则偏重于强调古史资料，包括古代传说之史料价值。钱穆早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针对清末经今文家提出而为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所倡导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专门考证刘向、歆父子的事迹及王莽时期朝政，条别年代，以证刘歆并未改窜群经，《周礼》、《左传》等皆先秦旧籍（《燕京学报》7期，1930年，原题《刘向歆王莽年谱》）。针对顾颉刚提出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在其后发表的《国史大纲》讲述上古三代的篇章中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之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着作颇丰，主旨即在探求中国传统之历史文化。其最着名的着作当推1935年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是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做了通盘交代，更对史籍记载歧义的战国年代进行了周密考订。其论文《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0期，1931年），考夏及周先太王以前之居处，亦对后来治先周历史者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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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穆的古史见解基本相同并对以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出版社，1943年）。是书将“传说时代”的范围界定在盘庚以前，而以盘庚以后划归“历史时代”。其首章题为“论信古”，即针对疑古思潮而发，批评他们“无限度地使用默证”，随意宣布古人的立场为伪造，过分夸大战国各学派称述古史时出现的矛盾和歧义，对于搀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未能分辨等治学方法的缺陷。至其对于传说时代的具体研究，则以提出将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看法着称，此看法至今仍为不少治上古史的学者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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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无疑义，本时期是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历史研究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先秦史研究无论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发表的先秦史论着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为了推动先秦史研究的开展，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它们及其它一些相近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举行，促进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先秦史学界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亦开展起来。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从未有过的。
与先秦史有关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最为显着。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长时间开展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不再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除了“文革”刚结束时各家有一些重申自己过去主张的文章和着述，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期）外，以后，这样的讨论便基本沉寂下去了。一些人显然是厌倦于这场讨论的旷日持久而得不出最终结论，因而称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为“大而无当”；也有一些人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根据古史分期讨论中多数人们对于三代社会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论点，由是引起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一轮的讨论。与此同时进行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与此项研究相互关联。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着作，可以举出张广志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吴大琨、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论文，近年，则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开的和实际上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维持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看法，如胡庆钧等人编写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其论证的方法则与过去有所不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学者，其对有关理论的探讨都比过去有所深化，这显然也应当归结为先秦史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单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弊端，人们在开展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生活史和家族史等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现在成了不少学者首选的课题。一些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课题，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则与这个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一起成为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外，也开始借鉴西方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这在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家庭与社会结构等方面运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Ａ.Ｊ.Ｔｏｙｎｂｅｅ）、考古学家柴尔德（Ｖ.Ｇ.Ｃｈｉｌｄｅ）、格林·丹尼尔（Ｇ.Ｄａｎｉｅｌ），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Ｃ.Ｃｌｕｃｋｏｎ）、塞维斯（Ｅ.Ｓｅｒｖｉｃｅ）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着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着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一）专题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此课题既涉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时间，也涉及中国政治组织产生的具体途径。鉴于过去不少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为了扭转这种认识，一些学者依据考古资料提出将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提前的主张。早在“文革”刚结束时，唐兰就根据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等资料，提出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的主张（《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79年）。稍后，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亦根据中国早期出现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几项因素，提出：“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他并且号召人们“走出疑古时代”，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在他们的倡导下，先秦史学界（包括考古界）兴起了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热潮。有关着作可以举出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以上着作多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由于在一些学者看来，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二者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并且中国早期国家组织并不都是与地域组织的出现相一致的，因此有学者开始借用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以便将文明初期尚带着浓厚血缘组织的国家形态与以后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区别开来。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即是在这方面努力探讨的结果。不过对于“早期国家”的具体含义，学者间似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即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人们的看法更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谢维扬等人提出在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期间有一个酋邦阶段，国家是经由酋邦组织发展而来的论点。然而对于“酋邦”这一来自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学者间的认识仍不统一。另外，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看法亦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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