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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PDF电子书共13册，由科学出版社2001至2013年出版。sR7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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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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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 1999
成都考古发现 2000
成都考古发现 2001
成都考古发现 2002
成都考古发现 2003
成都考古发现 2004
成都考古发现 2005
成都考古发现 2006
成都考古发现 2007
成都考古发现 2008
成都考古发现 2009
成都考古发现 2010
成都考古发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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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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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对客观环境有天然存在的适应性，这样，自人类出现后，其文化就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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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环境本身都是会变化的（那怕是很慢的），而人类的活动则又具有不断进步的能力和空间上的流动性，这就既会削弱原有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力度，又将导致人类文化本身面貌及其区域性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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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同文化区的不可捉摸性。人类的不同文化区，客观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因人类文化的进步速度，愈在早期，愈是缓慢，因而古文化的区域性变化，往往要经历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甚至万年以上才会发生。正因如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就有能力把已逝的和现存的人类文化确定为若干区系及其空间的分布位置，并寻找出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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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文化，当然也是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考古学家经过近60年的努力，至80年代初已把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归纳为6个主要的大区以后由于一些新发现，现在又可扩大成8个主要的大区。如果今后在松花江流域、新疆、云贵以及西藏等地又有系统的新发现，还可能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在已知的8个大区中，长江上游地区是其一。这个区域所以能被确定下来，是因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系列新发现。由此例来思考，将来再增加一些文化区，应当是一定会发生的。把长江上游确定为8个大文化区之一的主要根据是，成都平原和长江三峡一带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的许多新发现。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都有相似的、强烈的自身特点，而且这种区域性特点其实还可延续至秦代至汉初，甚至更晚。如果扩大空间范围来观察，这种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当是此时中国西南地区中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一种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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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境内，西南地区的地形最为复杂，崇山峻岭，深谷大川，占有大部分地段，交通不便，因而容易形成不同的族群。直到当今中国，西南地区仍是族群最为众多的区域。由此缘故，这一带也就是古文化的数量最多，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最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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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天然形成的地理形势和古文献记载中历史活动情况来观察，成都平原显然是其中心区。这就是说，西南地区的古文化在这里发展的程度最高，并与西南地区的其他古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相互的交往中，曾给予其他文化以更多的影响。这自然意味着把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清楚，对理解西南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来说，当是至关紧要的。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云贵和西藏等地的古文化，同相邻的束埔寨、泰国、缅甸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古文化，亦存在着紧密联系和相互之间的强烈影响，但当那些相邻之间的文化影响开始衰落之时，从成都平原散播出去的文化因子却更为众多。云贵地区发现的许多汉代的铁器和漆器，就是产自成都平原的；许多氵又式墓葬的出现，可能也是源自成都平原一带的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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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开始得比较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华西大学就调查和发过广汉月亮湾遗址。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居住在大后方的学者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原中央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馆）又发摭了一批彭山的氵又代崖墓，有的学者还调查过乐山等地的崖墓。50年代以后，在成都平原及当时的四川境内（含今重庆市），亦渐渐在较多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摭。不过，从总体看，还是一些零碎的、孤立的工作，因而对成都平原及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的认识，基本上仍处于茫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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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批年轻学者，终于冲出低谷，异军突起，取得了两大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首先是在80年代中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几乎同时地找到了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一是在广汉三星堆，确定了1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古蜀国的都城遗址，并发掘到两个埋藏坑；二是在成都十二桥发掘了一处时代可晚至西周的古蜀国木构建筑遗迹。这两处发现，确定了商周时期的蜀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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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发现是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一批年轻学者在成都市的范围内，找到了大约距今4500、37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即宝墩文化，并在新津宝墩和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地陆续找到了7座属于宝墩文化的古城址，还在郫县古城的中心位置发掘出了长达数十米的大型房基以及在成都十街坊发掘出一批宝墩文化晚期的墓葬。这些古城、大房基、墓葬和大量陶器的特点，已相当充分地勾画出了宝墩文化的面貌，从而为成都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四川境内的新石器文化的系列或谱系的建立，开始确定了一个基点。由此基点上溯，就比较容易确定什么样的遗存是更早的新石器文化；由此下推，就可以守找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同三星堆、十二桥的古蜀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即宝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是直系相承，还是由新来的他地族群综合了几支古文化才形成蜀文化？如果以此为基点再往左右周围寻找，也能较快地确定在四川境内，究竟存
在着哪几支新石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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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境内古文化的谱系，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整个西南地区的情况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不少地点也已有了一点材料。这就可以拿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来和全国其他同时期的文化作比较，并能大体认识到基本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中，则是最为发达和水平最高的。如仅就三星堆的蜀文化而言，居于西南地区诸同时期文化中领袖的位置，更是毋庸置疑的。成都平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地位和文化基黜，毋怪乎当战国中期秦国意欲征服东方六国时，要先灭蜀国，以这里的丰厚资源来增强其军事活动的物质后盾。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础，汉代以后的成都平原就长期被人们认为是“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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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既有如此丰厚的物资和文化的资源，并且形成为一种传统而绵延了若干代，必定遗留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从而在成都平原进行考古工作，将是若干代考古学者的责任。显然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最近的10多年来，不仅在四川境内首先确定了一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还在成都市的十二桥、黄忠村墓地发掘了许多西周时期的蜀文化遗存，并且已大致排列出三星堆至黄忠村时期蜀文化主要陶器的序列，推进了蜀文化的研究。此外，还发掘了许多唐宋时期乃至明代的遗址和墓葬。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他们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成都平原的古文化，还把眼光扩大到成都平原以外，最近又同雅安、西昌、茂汶、广元等地区的文物管理部门商量，筹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其他考古单位协作，进一步探索那些地区的古文化0只要回顾近10多年来成都平原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如果把同样的勇于探索、不畏艰苦，而又平等团结、开放互助的精神发扬光大，四川全境的考古学文化系列，定将大大加快其建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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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古工作来说，野外调查和发掘当然是基础，但是否及时把所获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世，又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个道理几乎所有考古工作者都已懂得，但当前由于配合基建而进行的考古工作是如此繁忙，把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工作长期拖后的现象，真是太多了。据多年的实际经验，解决这个矛盾的工作，当然有许许多多，但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还是在于许多领导者对发表报告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我今年两次来到成都，先是欣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计划每年出版一本考古报告集，最近知道第一本报告集已正式交付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年报，在全球范围内，早已出现，并且数量不少。可惜在我国迄今尚未见到。现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终于在我国带头实行这种举动，必将得到大家的赞誉。昔人曾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古单位编纂年报，就是一种“千里之行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已为这种“千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希望能坚持完成这个“千里之行”。我不仅为这个举动感到兴奋和钦佩（因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为配合基建而进行的野外任务实在是很大、很重的），更希望在出版这个年报的带动下，有许多其他考古单位，也能进行这种“千里之行”。可以设想，如果全国有许多考古单位都发表年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者，将会遇到多么巨大数量的新的考古资源，将能触发出多么丰富的新鲜思考，从而新建立起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丰碑，将会何等深刻地启发着人们的心智，何等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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