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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家四子研究》PDF电子书全2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NcS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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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英哲编着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及其着作和思想学说的专着。对名家的概念、内部派别的划分、来龙去脉等都做了界定和叙述，分析了名家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以及学派的起源、勃兴、衰落和时代环境的关联，并对其历史地位做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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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家四子研究》部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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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十世纪名家研究的困惑与复兴
前言
导论 名家学派概观
第一章 “名家”界说
一、“名家”称谓的由来
二、“名家”概念的内涵
三、“ 名家”概念的外延
第二章 名家内部流派的划分
一、六分法和三分法值得商榷
二、合同异派与离坚白派的分法不妥
三、名家应分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第三章 名家学派的来龙去脉
一、名家学派的起源
二、名家学派的勃兴
三、名家学派的衰亡
第四章 名家学派与社会大变革
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
二、名家学派的进步作用
三、名家学派的历史局限性
第五章 名家学派是名辩思潮的主力军
一、邓析开启了名辩思潮的先河
二、惠施拓宽了名辩思潮的视野
三、尹文提高了名辩思潮的水平
四、公孙龙把名辩思潮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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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邓析与《邓析子》
第一章 《邓析传略》考辨
一、邓析生年的推断
二、邓析并非“郑大夫”
三、邓析作《竹刑》的时间
四、邓析之死的真相
第二章 《邓析书录》作者考辨
一、《邓析书录》乃刘向所作
二、《邓析书录》不出于刘歆之手
三、《邓析书录》并非后人伪造
第三章 《邓析子》非伪书考辨
一、《邓析子》流传有序
二、《邓析子》并非伪造
三、《邓析子》亦非抄掇
四、《邓析子》虽真而残
第四章 邓析学说研究
一、科技知识
二、政治思想
……
第二编 惠施与辩者
第三编 尹文与《尹文子》
第四编 公孙龙与《公孙龙子》
附论 名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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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万圣书城《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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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英哲教授新着《先秦名家四子研究》系我国学术界近年来研究先秦名学比较系统、全面、集文献考辨与思想理论探析于一书，容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科学思想为一体，同时又富于可读性的最新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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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在先秦典籍中本称为“刑名家”（见《战国策·赵策》）、“形名者”（见《庄子·天道篇》），而称“名家”，最初见于司马谈所着《论六家之要指》，谓：“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点出战国时期形成的作为百家之学的“名家”的学术思想要指是“正名实”。“正名实”就是正定名与实的关系，即今之所谓研究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学说。晋人鲁胜作《墨辩叙》，以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着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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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见《晋书·隐逸传》）。鲁胜在这里不仅从社会功用、学理产生等方面把中国古代的名学、名家上溯到邓析、孔子，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名学、名家在先秦时期发展、演进的思想线索。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条资料。但是，由于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不同，近代某些学者对先秦的名家与名学，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家”，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学”。胡适依据先秦古书本无“名家”之名这一现象，推断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便是那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墨辩》有名实之论，《公孙龙子》有名实之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论》。这些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各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在这一方面研究得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依我看来，惠施、公孙龙都是墨家的支派。，0很显然，胡适只说对了一部分道理，即各家都有各家的名学这一点，而忽视了“名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派这一事实，他更不了解《战国策》、《庄子》中的“刑名家”或“形名者”就是汉人所说“名家”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转化关系。无论从《墨经》、《荀子》对公孙龙子所进行的批评这一点，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公孙龙子》一书的内容来看，都可以证明公孙龙子一派是以专门辩论名实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其徒綦毋子之属”一语，《淮南子·道应训》记述公孙龙渡河的故事时有“人而无能者”，不得人其弟子之籍的说法。可见公孙龙学派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所以说在先秦时期不但有专门研究名实关系的“名学”，而且还有以研究“名学”为主要对象的“名家”集团。《论六家之要指》对“名家"的分类与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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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则认为“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他说：“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自埃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人》）郭沫若在评论王国维上述意见时说：“我认为这见解是正确的。只是惠施的学说存留者无几，《庄子·天下篇》所载大一小一之说，多少还有些学术价值，而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的公孙龙，则仅是一名帮闲而已。”（《青铜时代·后记》）他还认为“惠施、公孙龙之徒本是杨朱的嫡派”。其实，今存本《公孙龙子》中《白马论》、《坚白论》主要是辩论“白马非马”、“离坚白”等逻辑命题，而《指物论》、《名实论》、《通变论》等则是以阐发名家学理为主旨，可以说这是先秦名家、名学最富思辨内容的学理，这里不仅有饶有趣味的辩论，更有启发人思的辩论理论与方法，怎能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呢？又怎能说这是“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呢？显然，王国维、郭沫若在他那个时代仍然受到西方某些学者所鼓噪的所谓“中国无逻辑学”的论调的影响，使其对“名学”发生了误解。梁启超与胡适、王国维、郭沫若都不同，他肯定并进一步发挥了晋人鲁胜《墨辩叙》的思想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时指出：“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椒诡似南学，其必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卷八“学术类”上）从梁启超这段话的意思看，他既承认先秦有“名学”，也承认先秦有“名家”，同时认定“名家者言”，起于邓析而大昌于惠施、公孙龙子。这个观点也取得了当代学术界多数的认同。杜国庠1943年发表的《论〈公孙龙子〉》，冯友兰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谭戒甫1957年出版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等书，也大体认同了上述观点。这个问题似乎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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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研究名家、名学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名家文献的真伪考辨问题。这里所云名家文献，主要指《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三书的真伪问题，此外尚有《惠子》与《惠施篇》的关系与存佚问题。清代着名考据家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把《尹文子》、《公孙龙子》均列人伪书。1931年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续作“补证"时，与原书合为一体，以《古今伪书考补证》书名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相继又有罗根泽作《邓析子探源》，肯定“《邓析子》伪书也，而前人无疑者”。另有孙次舟作《邓析子伪书考》认为“《邓析子》伪书也，而世人或信之，或疑之，或斥其伪而言之不详"。故悉加论证二文并于1937年发表于《古史辨》第六册。三十年代以来对名家文献的辨伪，反映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倡导疑古思潮的学术倾向。冯友兰1937年在为《古史辨》第六册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我认为冯友兰的上述看法是理性主义的、有道理的、有分析的。他所谓的“融会贯通”，是指历史家的参与，这是一种肯定史学主体作用的历史观。如果说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史学是处于盲目的“信古”的阶段的话，则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处于理性的“疑古”阶段。由于疑古史学否定和推翻了传统史学的“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体系，从而为建立新的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开辟了道路，顾颉刚所阐发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对于建立科学的中国历史观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对考古资料发掘与研究的欠缺，他们对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方法即以地下发掘之新资料证明传世文献资料的方法重视和运用的欠缺，因而出现疑古过分、视疑古为潮流之倾向，把有些古本文献（如《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视为“伪书”，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这是他们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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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见盛而衰。当中国史学步人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人八十年代以后，作为时代学术思潮的“疑古”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于是便迎来了“超越疑古”的中国史学发展新时期。如果相对而言，可以姑且把二十世纪前半期说成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疑古”阶段的话，则可以有根据地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及其后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释古”阶段。按我的理解，“释古”的前提当然是审查史料，所谓“超越疑古”，是指在正确吸收“疑古”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新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方法，纠正与克服“疑古”思潮的片面性、局限性，达到科学解释历史之目的。“释古”是长时期、立体网络工程，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而且要不断地发掘与研究考古新史料。仅有史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科学的历史方法、科学的历史观念。历史方法与历史观念也应当不断更新、不断发展。我认为董英哲教授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正是中国史学步人“超越疑古时代"即进人“释古”时代的历史产物，也是作者多年不断更新历史观念，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交叉运用考证方法与辩证分析方法、理性的思辨逻辑与感性的直觉思维等等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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