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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诏令全集》PDF电子书全14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T7C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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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诏令全集》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迄于宋帝昺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尽最大之可能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全书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补了三千多篇、五十余万字的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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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收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所校诏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诏文，此类诏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载，而我们采用的每一篇诏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编纂时间早、诏文全的原则收录，所校勘的材料则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察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工作底本，通校二至三个版本，并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辅编年录》、《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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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诏令全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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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古藉整理研究所是一九八三年成立的，当时只从中文、历史两系抽调了一些兼职研究人员。我是一九八四年从中文系调到古籍所任负责人的，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招兵买马。我一向反对近亲繁殖，只留自己的学生，于是从全国各地招选研究人员。王智勇先生于一九七八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一九八二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调到四川大学古籍所。武汉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伹我对名牌大学从不迷信，任何名牌大学也有差生，任何非名牌大学也有优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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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王智勇先生的重视，不是因爲他是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而是因爲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认爲他基础扎实，工作认真，而后者比前者更爲重要。因此，当一九八五年《全宋文》立项获准后，我们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来研究《全宋文》的编纂体例及具体分工，我建议他负责整个宋代皇帝的诏令，道也是《全宋文》中最繁难的部分。他不愧是学历史的，一听就知道其难度，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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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我说这是一个美差，你可以编一部肯定可以传世的附产物《宋代诏令全集》，其规模至少是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的三至五倍(现在实际上是十倍1可以取代《宋大诏令集》。他确实懂行，于是愉快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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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唐以前较爲充分，宋代以后则越来越薄弱。《全宋文》将集中丰富的宋代文化资料，可以出一大批附产物，我于是拟了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题目，《宋代诏令全集》就是其中的一种。我在会上公开声明我和刘琳先生只是《全宋文》的主编，道些附产物是谁编的，谁就是主编，我们绝不会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爲己有，冒充这些附产物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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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畲原是希望把编《全宋文》的四川大学古籍所变爲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把编《全宋诗》的北大文歉研究中心变爲宋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但由于川大古籍所研究方向的改变，所列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多数只能纸上谈兵了，我只好自己组织一个班子来搞，能摘多少算多少。令我特别欣慰的是，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责先生的《宋代诏令全集》，经过二十多年的准备和四年多的艰苦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而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责先生对《宋代诏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们不满足于囊集《全宋文》中的诏令，而是重新进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査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又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增捕了三千多篇、近百万字的诏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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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者对所有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凡从宋人文集辑出之诏文，先确定底本，并通校两三种其他版本丨凡从宋元史籍、方志，经、子部之书等辑录的诏文，其校勘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典籍，採用时间早、诏文全的诏文爲底本，在标点校勘上达到了较高水准。对相同诏文之异文，凡有较高的文献及史料价值者，都附录异文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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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繫年，诏令就失去了征史价值。编者儘量爲每篇诏令繫年，并标于篇名之下。由于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诏文多未繫年，因此，诏文繫年花了他们很多时间。有些无法确定准确繫年的诏文，他们也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结合诏文所述史事包含的资讯来暗分年代，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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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也花了两位先生很多时间。因爲类目的设置既要符合现代学术分类的特点，又不能达背宋代史实及宋代诏令的实际状况。现代的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必须根据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类目。每篇诏文归入何类，皆需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不能把同一性质的诏文分入不同类中。一篇诏文常常涉及多项内容，他们除了在主要门类中着录此诏外，又採用互见法，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着录其篇名，并注明「文见某某类」，既节约了篇幅，又爲研究者提供了按类检索所需资料的便利。因此，我说此书质量超过我的预期，并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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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便于进行研究。我一向反对不是建立在资料佔有基础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词游戏；也反对不进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资料彙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认爲王智勇和王蓉责先生至少还可做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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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宋代诏令背景评论资料集成》。仅有诏令原文还不便于研究，配以背景评论资料集成就更便于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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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以上两部书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宋代诏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观点展开论述，扩展成一部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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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一部《宋代诏令选注》。诏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字，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所谓「上对下者」，皆属诏令。这类诏令往往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多数只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了一则笑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榖)爲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辞职，也不进用。榖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说逭类文章是「依样画葫芦」，是大体符合实际的：结构一般都是先说事由，接着对所任命的臣僚恭维一番〈如果是谪词，则列举其过恶、最后以勉励之语作结。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国家多事之秋，也出现过一些颇有感染力的制诏，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举及一些。一千二百多万字的《宋代诏令全集》，买得起的人未必读；爱读书的穷学士，又未必买得起。因此，爲爱读书的穷学士计，可否编一本寓意深刻，文采沛然，富有可读性，字数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的普及性读物《宋代诏令选》呢？巴蜀书社前社长段文桂先生是我敬佩的既懂行又有魄力的出版家。一次我同他出差至上海，晚上聊天，我对他说，我在编完《全宋文》后，将接着重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一是补北宋已佚部分，二是续编南宋部分。段先生是学历史的，懂得《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的价值，于是一拍桌子，说：好，你编我出！惜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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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已过世多年，我也日薄西山，来日无多，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了。王智勇先生能否助我们实现道一愿望呢？如果要编完全书，非得再花一二十年不可，但逭是值得的，因爲此书与《宋代诏令全集》一样，必畲成爲传世之作。但现在大学的科研多强调立很大的项目，要很多的经费，至于价值如何，性价比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像《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这样一个一二十年才能完成，又非社会热点、政府重点的项目，能爲学校拉到科研经费吗？这是题外话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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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C万圣书城《宋代诏令全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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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亦即所谓「王言」，其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着录《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事实上，诏令的产生当远早于此，如被奉爲六经之一的《尚书》，其中的一些篇章，无论从内容抑或文体而论，皆具有诏令的性质。《文心雕龙》卷四《诏策》云：「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康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爲命，命之爲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併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至宋，诏令的名目愈加繁杂，有制、诰、诏、令、赦文、德音、册文、御札、御批、御笔、批答、口宣、戒敕、国书等等。儘管各类诏令的名目不一，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王朝以皇帝名义所发布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书文告，历代政典朝纲、时政得失、国政民情，悉载其间，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及内容的多样性之特征。因此，诏令文献被视爲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对诏令文献价值的认识，最初多仅限于文学方面，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诏令文献总集《魏朝杂诏》、《録晋诏》等二十余部皆隶集部，《旧唐书丨经籍志》亦将《古今诏集》、《圣朝诏集》等归入集部。考中国古代书目，在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以前，惟有《新唐书“艺文志》及《振绮堂书目》将诏令类文集归入史部，説明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主要看重诏令的文学史料价值。随着人们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诏令在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及档案文献等诸多领域作爲第一手史料所具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説：「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于理爲亵。」〔一〕遂将诏令与奏议文献归入史部，确实颇具卓识。考《隋书^经藉志》以来书目之着录，盖诏令文献，代有编纂，然今存编蓁时代最早、卷帙最巨之诏令总集，当爲宋代学者所编，较有名的如宋敏求所编之《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林虑编、楼昉续编之《两汉诏令》二十三卷，无名氏所编之《宋大诏令集》二百四十卷，等等。这些诏令总集的编撰对于保存许多珍贵的史料，以及爲学者们在诸多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化皆起了重要作用。而综观汉、唐、宋所存之诏令文献，无论从诏文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名目之繁，抑或是诏文本身所藴涵的文学素养之高而论，皆当以宋人爲最。逭固然与宋以来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盛行有关，但更有赖于宋代具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深厚文化根基和背景〔I〕。兹从宋代诏令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及文献价值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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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诏令既有四六文，又有散体，但以四六文居多。一般认爲，由于其公文档案的覊性，决定了诏令文体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但是，宋人所撰诏文，如杨亿、欧阳修、苏轼、汪藻等所撰诏文，历来爲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处于国破家亡的南北宋之际所产生的一些诏文，在宋文研究及宋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被誉爲「鸿文硕学，暴耀一世」的汪藻〔-1〕，在宋南渡初掌内外制时，以四六体撰成之制诰代言之文，极爲振奋人心。如所撰《隆裕太后告天下诏》，时人评论道：「宋靖康之乱，元祐皇后手诏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独在。』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洪适《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曾概论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爲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闲牋书祝疏，无所不用，则潙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爲得体。……邓润甫行责妃
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詖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爲三相也。《执政以逷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丨大赍四海，不敢遣小国之臣。』^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齐愈坐于金虏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丨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爲太尉。」可见，宋代诏文与其他文体一样，是宋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史料来源，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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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诏令的史料价值则体现在更爲广阔的领域，它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成爲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历史文化所依据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并多可据以补宋人所撰史籍之阙略。兹以《宋大诏令集》所载诏文举例述之。
衆所周知，庆曆新政是北宋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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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诏令集》收録了体现庆曆新政最重要内容的两个诏文，即《任子诏》和《定职田诏》，如果将之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所载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任子诏》经《长编》改写后，远不如《宋大诏令集》所收原文详尽；《定职田诏》，《长编》更是撮述其文，省去了部分内容。因此，要全面地考察和研究庆曆新政，《宋大诏令集》所收诏令原文显然更值得我们重视。《长编》在流传过程中，徽、钦两朝大部分内容巳佚，虽然《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録》、《宋会要》、《宋史》等史籍可弥辅其中很大一部分史实，但阙漏尚多。而《宋大诏令集》收録了徽宗朝诏文七八〇余篇，其
中许多诏令皆可补上述诸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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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贵先生对《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不满足于彙集《全宋文》中的诏令，而是重新进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又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増补了三千多篇、约五十余万字的诏文内容。
王智勇先生对所有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凡从宋人文集辑出之诏文，先确定底本，并通校两三种其他版本；凡从宋元史籍、方志，经、子部之书等辑录的诏文，其校勘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典籍，採用时间早、诏文全的诏文为底本，在标点校勘上达到了较高水准。对相同诏文之异文，凡有较高的文献及史料价值者，都附录异文于其后。
若不系年，诏令就失去了征史价值。王智勇先生儘量为每篇诏令系年，并标于篇名之下。由于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诏文多未系年，因此，诏文系年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无法确定准确系年的诏文，他也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结合诏文所述史事包含的资讯来暗分年代，十分谨慎。
分类也花了王智勇先生很多时间，因为既要符合现代学术分类的特点，又要不违背宋代史实及宋代诏令的实际状况。现代的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必需根据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类目。每篇诏文归入何类，皆须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不能把同一性质的诏文分入不同类中。一篇诏文常常涉及多项内容，他除在主要门类中着录此诏外，又採用互注法，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着录其篇名，并注明“又见某某类”，既节约了篇幅，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按类检索所需资料的便利。因此，我说此书质量超过我的豫期，并非溢美之词。
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进行研究，我一向反对不是建立在资料佔有基础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词游戏；也反对不进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资料彙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认为王智勇先生至少还可作三项工作：(一)编《宋代诏令背景评论资料集成》，仅有诏令原文还不便于研究，配以背景评论资料集成就更便于研究了。(二)在以上两部书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宋代诏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观点展开论述，扩展成一部专着。(三)编写一部《宋代诏令选注》。诏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字，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所谓“上对下者”，皆属诏令。这类诏令往往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多数只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了一则笑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辞职，也不进用。谷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说这类文章是“依样画葫芦”，是大体符合实际的，结构一般都是先说事由，接着对所任命的臣僚恭维一番(如果是谪词则列举其过恶)，最后以勉励之语作结。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国家多事之秋，也出现过一些颇有感染力的制诏，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举及一些。一千五百多万字的《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买得起的人未必读；爱读书的穷学士，又未必买得起。因此，为爱读书的穷学士计，可否编一本寓意深刻，文彩沛然，富有可读性，字数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的普及读物《宋代诏令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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