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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全集》PDF电子书共44册，是2003年9月1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由季羡林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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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胡适全集。除包含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着、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多种未刊稿。共计42卷，后附胡适生平年表、胡适着译系年两卷。既有研究胡适的文献价值，又有独特的欣赏价值，是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收藏珍品！
《胡适全集（44卷）》用现代规范简体字横排。个别用简体字可能妨碍文章表达处，仍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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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书名:胡适全集
定价：3860.00元
作者: 胡适 着 季羡林 编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6月22日
ISBN：9787533622176
页码：236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产品尺寸及重量：41kg
《胡适全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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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胡适文存一集
第2卷 胡适文存二集
第3卷 胡适文存三集
第4卷 胡适文存四集
第5卷 哲学·专着
第6卷 哲学·专着
第7卷 哲学·论集
第8卷 哲学·论集
第9卷 哲学·宗教
第10卷 文学·创作
第11卷 文学·专着
第12卷 文学·论集
第13卷 史学·论集
第14卷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
第15卷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
第16卷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
第17卷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
第18卷 史学·人物传记
第19卷 史学·人物传记
第20卷 教育语言杂着
第21卷 时论（一）
第22卷 时论（二）
第23卷 书信（1907～1928）
第24卷 书信（1929～1943）
第25卷 书信（1944～1955）
第26卷 书信（1956～1962）
第27卷 日记（1906～1914）
第28卷 日记（1915～1917）
第29卷 日记（1919～1922）
第30卷 日记（1923～1927）
第31卷 日记（1928～1930）
第32卷 日记（193l～1937）
第33卷 日记（1938～1949）
第34卷 日记（1950～1962）
第35卷 英文着述（一）
第36卷 英文着述（二）
第37卷 英文着述（三）
第38卷 英文着述（四）
第39卷 英文着述（五）
第40卷 英文信函（一）
第41卷 英文信函（二）
第42卷 译文
第43卷 胡适生平年表 胡适着译系年
第44卷 胡适着译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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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胡适全集》的评价：3QI万圣书城3QI万圣书城
胡适全集看完之后，突然松了一口气，花这么多力气阅读胡适，还是值得的。学术从晚清到民国，胡适是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他能够充分借助西方的理性逻辑将传统学术现代化，也同样通过白话文运动，进行了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创新。这些工作，都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痕迹。对此，我们应该充分理解胡适作为开风气者的重要性。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胡适，他身上还带有浓厚的传统士大夫的色彩，无论他如何倡导启蒙和民主，但是他的学术上还是强调贵族化的特征。这让胡适身上形成了矛盾的色彩，这个矛盾并非胡适本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矛盾，在胡适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他是一个世俗化的人，又是一个神圣化的人，如何理解胡适，还是从他的作品更加直接和准确。因此，阅读胡适，是理解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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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全集》除英文着述、信函外，我都读了一遍。2007年已出新版，我还未见过，2005年曾在汉口图书城买过几册平装单行本。《胡适全集》旧版定价不菲，一个印张超过了3块钱。装帧及校订均一般，版式录入错误也不少。
朱正曾指出这套《胡适全集》中的不少错误，想新版当有所改进。否则如果只是定价多了1000块，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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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写了一篇字词朴实的文章，向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惠赠了三味药：“问题散、兴趣丸、信心汤。”既是晚年（1960）所作所演讲所发表，且由这一位一生耕耘求实的大家所提出，那么我毫无保留相信了文章内容的责任感，有时真诚与责任是远远珍贵于逻辑与知识的，虽然我也毫无保留的相信胡适的学识。
有人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现在想来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不事体系，价值观暧昧复杂，人生观悲观退守，现实中笔战不辍，这一切不宜少年所染，是真的。诡吊而“正确”的是在中国语文教育中，从小学开始，就络绎不绝地引入了鲁迅。就我所能回忆，老师对文本的“实实对应”、“虚实对应”、甚至“虚虚对应”的讲解远远多于适合于青少年对文字文学思想情感的接受原理——鲁迅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的为数不多的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的推介。我是上了大学之后逐渐认识了真正的鲁迅与其文学的价值，多么幸运与危险啊，幸亏我给了鲁迅给了我自己一次“去学习化”（unlearn）与重新接触其着作的机会，好险：我竟然给了这次机会，我忘了何时何地给的这次机会。
老读不读胡适悉随各位读者口味兴趣而便，但青少年读胡适我以为却再好不过。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初涉期，刚刚开始对思想方向进行摸爬探索，而胡适的文章亦深亦浅总是相宜，思想的体系与看望人生的乐观态度总是不会叫他们茫然无告，而诡吊而“正确”的是从小学开始，胡适的文章索然无迹。这小至政治利用大至人类学现象的话题此处不议，且交给学者探讨。对我来说，两者都很重要，未分轩轾，每一翻开胡适的书，我都可以发现可以走的路，鲁迅的书读多了会虚无会彷徨然后呐喊，当然这虚无彷徨与呐喊都是自足享受饱含快意的，但当我每一翻开胡适的书，都可以发现可以走的路。正如今晚在图书馆埋头读罢鲁迅后，临走时随意翻阅胡适散文，偶遇这篇“药方”，顿时醍醐灌顶。
“问题散”：毕业之后要有一两个问题围绕着你，提醒着你，叫你时刻不忘，总有激情去处置，总要时间去思考，一直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路上。然而现在还有人愿意去有这些问题吗？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喜欢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而且不少，可是把它们全部或择取重要的将之上升为“问题”的恐怕寥寥，大多数追慕时宜，苟安方寸间的权势。商业信息时代，如何获取生存资源如何把持钱权利益已叫人忙不迭，这些现实问题是如此现实。但我差点忘了，其实胡适的“问题”里面不仅仅是工作生存以外的问题，其实工作与生存本已肇生了无数问题，都值得去念兹在兹，值得去专研？再反观现世，其实没有谁耽废工作的，很多理论与实践技巧从大学一年级就成学生中的显学了，且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问题会越来越首要，毕竟这个社会需要的是专业化的人才。但我想，胡适的原意应该是把“问题”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好学生好员工好领导都把解决“问题”当做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很多人的目的很简单：交差了事之后便过河拆桥，把“问题”统统抛却，不要再受搜肠刮肚上下求索的烦扰。
回溯先秦时代，儒墨道法，家家成理，身体力行，皆有“问题”。孔子周游列国，以求复兴周礼，行先王之道，一生以贯之，虽最终道未成而自成道。老聃青牛出关，再无故事，其实其剩下的光阴才是真实的所谓解决“问题”的黄金时代，抱元守一，“食母”至死，这也是胡适的“问题”吧，死而后已死而不已的问题。可是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上最大的冤案，用抬举孔丘的方式贬损了它，此后千年，朝野喑哑，没人再有“问题”了，魏晋风流，清谈玄学，“广陵散”绝，更何况“问题散”？而后科举大兴，学优则仕，且不谈四书五经仁义道德“吃不吃人”，其本身便是工具便是理论武器，外儒内法，没人当真，谁会有闲暇余裕思量“问题”，有“问题”，先尝尝“文字狱”，先尝尝“左迁贬官流放”，有“问题”，还是先“解甲归田”。想想罢，出了一个陶潜，出了两篇“赤壁赋”聊以慰安，有“问题”的成本产出，不言也罢。大多数人“大将东去浪淘尽”恐怕也难望项背了，他们尚还不入“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忧什么，又在乐什么，他和同仁恐怕回答不好，修齐治平？再往下问，恐怕他们也哑然。五四以降，乱世，人才出。宪政如何搞，复辟能不能成功，革命怎么走？这都是“问题”，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从“尝试”到蔚然成风，他到老笔耕，白话文依旧在探索之中。
西方世界。希腊时代，人人皆求真理美善，城邦众人，一两个“问题”恐怕不足以餍足他们的爱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之辈从生到死，孜孜不倦，津津有味地想着各种“问题”：教育、逻辑、艺术、道德……且皆以此为最终目的，综观之下，还似乎略胜轴心时代东方的这些世俗先贤的着书立说与奔走相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见到胡适，肯定会说：“吾友，你生差了时代，无法与我日夜论道了。”我想胡适听了会惭愧而欣然。到了中世界，世风骤变，一千年的所谓“信仰”，对信徒与上帝皆是伤害。信仰本是最高尚的“问题”，用一辈子时间去认识主，聆听主的话语，学习主的旨意，而教会的专权与民众的蒙昧的相互因果，使“问题”一一落空，综观之下，似乎就连我们天朝大国的唐宋元明也不如了。西方是思想与哲学的圣地，文艺复兴之后，现代国家渐起，德法英美江山才人各领风骚数百年，科学界的牛顿爱因斯坦、音乐界的莫扎特贝多芬、思想界的卢梭康德、文学界的歌德惠特曼、绘画界的达芬奇毕加索……一串串伟人皆以自己的领域当做上帝，当成“问题”，孜孜矻矻。
且不去探究中西文化历程的孰优孰劣，常识仿佛告诉我们有没有“问题”皆和环境时代挂钩。天下大势分和不定，同样，“问题”也时有时无，那么，如何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找到“问题”，并一以贯之呢？当然，不能全权交给时代定夺，最终还得自己寻找答案。话说回来，时代的改变最终还是源于个体的改变，其间交互，微妙复杂，世界的巨大改变往往是由一两个人的一个念头起始的，这也正契合胡适的“社会不朽观”。
回到个人，我不敢说“问题”能够改变世界云云，首先是自己慢慢地变好了。英语、音乐、文学都是我喜欢的，那么他们能变成“问题”吗？现在想来，当然能，如何发现欣赏英语的构词造句之理之美、与外国人交流时如何措辞端然、达到更有效的沟通；怎样体味音乐的复杂旋律的铺排与给予人的精神感受；从文学中如何探求观察人性与世界、自己写作时如何行文“清通”、言之有物、情理调和。这些都是“问题”，且永远没有尽头。身处时代当中，还不清晰这些“问题”与时代有什么关系，但是可安慰和可期望的时代给予个体更多的空间与机会研究这些“问题”，多一份开放与多元，多一份理性与清明，“问题”之花便能绽放，点缀个体，甚至介入时代，推动时代的转型与进步。当然，问题有大有小，有博有精，然而不用担心无从下手，胡适说“从下手处下手”，说不定还能登堂入室寻至真理的幽微，也有可能舳舻千里终入百纳的海川。其实这个时候，找不到得到已不重要，只要在找，就好。
“兴趣丸”：“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意儿，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心里喜欢做的，用闲暇时间做的，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更重要。”
刚开始觉得这与“问题散”大同小异，有兴趣便更好研究问题，一体两端，一币两面。诚哉。然而，如前所诉，总有时代使“问题”无法提出与执行的困局，这时胡适给出了退路，如果你的职业使你无从发展无从“自我实现”，那么发展你的闲暇与业余兴趣吧。像卡夫卡白天卑微小职员，夜晚伟大的作家的特例难以做到，至少不应该以纸牌麻将桑拿舞厅当做业余事务，要知道，如果卡夫卡将一天所积累的一池水在夜晚净化甚至生长萃取出了碧绿水草与光滑鹅卵石的话，后者无非继续将水池填满垃圾，直至营营扰扰、腐朽烂掉。总之，当一个人有“兴趣”去处理解决并享受于“问题”之中，那再好没有，诚属运命中的上上签。大学毕业，专业对口或不对口，于是赫然发现职业并不契合兴趣：有人努力专研奋斗，熬出头，兴趣便会像昔时“父母媒妁”牵和的配偶，日久生情，知与爱成正向比例螺旋上升了，于是“兴趣”与“问题”的错位便渐渐弥合，时间也教人忘记了起始的进退失据；但是并非人人有相当的耐力与运气，有些人半途逃离，如胡适本人便追随本心，留学时代与韦斯莲语言往来互通有无，而寥寥草草应付几封家书给独自守闺的原配江东秀（胡适是个好“浪子”，最终回家，琴瑟和谐，可见江东秀女士也有耶稣风范）。当然，如果爱上了业余兴趣，在权衡经济之后，便可以审慎选择“迷途知返”或远走高飞，而不必受婚姻道德的约束了。
忘了是中学还是小学，学了两篇文言文：一篇《伤仲永》，这个时代太多此种典型，且不去赘述，还有一篇《对弈》，讲古时两个小子学下棋，其一心无旁骛，其一对鸿雁发生了兴趣，现场直“脖”，忘了棋局，被师傅训诫用心不专，一样“伤仲永”了，况且，中国历来不重科学，望穿大雁也成不了禽鸟类动物学专家，而且他忘了大雁并非静物，不纵即逝。王阳明聪明一点，格“竹子”以致知，然而三五天也放弃了，当然，这些还是时代使然的笑谈。而我亦怀疑模式刻板的今日，人们是否还有富裕充足的“兴趣”可言，大多数兴趣本在童稚时是最元气淋漓的，“如种之茁，如泉之淋”，而太多昏庸的大人揠苗助长或“压苗助衰”、以及“第三种家长”的放任自流，所以太多天才幼时夭折；另一方面，“天才都是脆弱的”，有时没有温室呵护栽培，聪慧可塑的童年自我便主动荒废了。成人后培养起来的所谓兴趣太自以为是，无非在浑噩现实中找点事做，然后用“兴趣”混淆视听，好比娶了再婚之妇的男人却人人面前夸赞她的纯洁未染。一以言之，现在中国十二年教育成功抹杀了“兴趣”，进了大学，便茫然，手脚局部地放开了，少有人利用空间舒筋展骨甚或准备蓄力打破枷锁，现实是：机能退化，找不到也不愿意找到什么兴趣了，体制社会提供什么，合理的便去消受，载笑载言；不合理的便去解构，同样言笑晏晏。
虽然如此，那些还保留兴趣的人自然有他们的“兴趣”，问题是如何继续保留那些兴趣了。毕业之后，时代又是另一个“家长”，撕去了柔情蜜意的面纱，钢铁机器般侵轧那些脆弱的兴趣。那么，怎么办呢？
“信心汤”：胡适又给退路了，一退再退，却把压箱底的杀手锏拿出：保持信心，坚信未来，坚信总有成功的一天。他以亨利福特与莱特兄弟的事迹应证了功不唐捐天道酬勤的人生哲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担心，保持希望，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那么“兴趣”会有的、“问题”会有的，成功会有的，美满会有的。
看饱了好莱坞电影，题材杂陈，人物复杂，情节曲折，视觉纷繁，然而贯穿每一部电影的主轴感情态度一直是对必胜的信心，对未来的憧憬，对幸福的永恒追求。这也是大家对好莱坞电影趋之若鹜不弃不离的根本原因。某些小众电影，“后现代现实主义”，故事在荒谬惨淡处戛然而止，人们又爱又恨，恨导演真实得忘了还有希望，虽然依旧真实。现代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主要告诉我们，当事件（event）发生，人们采取不同的事实评估（evaluation）便会得到不同的情绪状态（emotion），在多数心理治疗中，医师介入病人的“实施评估”过程，防止病人放大（magnify）或缩小（minimize）对某一事件的错误认知，从而科学恰当地为境况赋予事实判断，得到应该得到的情绪状态并付诸行动。譬如同样是下雨天，有人因为被勾起伤心往事而心绪愁苦无所适从；有人因为听见雨声而觉得安谧闲适自得其乐。有信心的人总是能从现实或困境中看见机会，当然，成功的可能性便更多了。类似于尊严，人生愈加飞黄腾达万事顺遂，信心愈加膨胀充溢，假使人生一无所有一筹莫展，信心便是唯一的药方、最后的稻草。
药效愈猛，副作用越甚，当信心盲目凌驾，人便会合理化所有现状，认为所遇之事皆是理所应当而袖手超然于物外，最终导致静观事态颓败，至死蒙蔽在巨大的幻影泡沫中，幕外的人生遍体鳞伤。
毕竟，胡适先生提供的仅仅是药方，而用法用量、疗程周期还得由我们自己斟酌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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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时，当一生都在认识真我的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向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请教《易经》时，后者却给这种热情泼了冷水。这位学者就是当时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极力主张西学强国的胡适，在他看来，《易经》不过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巫术总结而已。然而，这并没有打击到荣格的信念，因为在他看来，误解、敌视和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整合的开始。这就是人类的使命——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自身，身体与心灵，东方与西方——当一切深及到“人类”这一层面时，一切二元的对立都将被灵魂这一主题所无限包容。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和对原型理念的阐释，作为一位心理学大师，荣格将其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全然地倾注在了对神秘学、宗教、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与探索中，这也让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蒙上了一层精神层面所特有的质朴的魅力。最终，荣格还原了那个充满着传奇故事与私我神话的内在世界，引领高度工业化和社会化背景下，倍感孤独的现代人回归到了对自我与灵魂的思考和探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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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字44卷本《胡适全集》面世
《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规模空前的2000余万字44卷本《胡适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积10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精心组织出版，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名人着述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胡适都曾发挥重要影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列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皖籍名人系列”的《胡适全集》是迄今出版的最为系统、全面、权威的胡适着译作品全集，卷分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着、哲学专着、哲学论集，以及宗教、文学、史学、水经注、传记、文化、科学、教育语言、时论、书信、日记等。全集除收入国内外曾发表、出版的胡适论着、创作、书信、日记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了许多种未刊稿，包括大陆科研院所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秘藏，我国台湾及美国等地的遗存，以及私人收藏。
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谈——《胡适全集》亮点：书信、演讲稿
胡适研究会会长、《胡适全集》编辑委员会第一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日前在京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说，《胡适全集》中非常有价值的是胡适书信。
耿云志介绍说，胡适从1917年毕业回国，到1957年的40年间，平均每天要写一二封信，其总数应该数以万计，但遗憾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在历史的尘烟中散失，特别在历次运动中，许多胡适书信被烧掉或者交给“组织处理”。此次，编者费了相当大的工夫，收集了2400多封胡适书信，全部收入全集，共占4卷。其中从未发表和从未排印出版的信大约有1000封左右，包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留存的，胡适先生写给母亲、夫人和哥哥的家信底稿，在台湾发现的未发表的书信，以及耿云志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来的胡适写给故交的信。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在全集中单独成卷的胡适写的600余封英文信，以及他与韦莲司的通信等。
另外，胡适演讲稿也是全集的特色之一。耿云志介绍说，胡适先生演讲水平十分了得，早在学生时代，他的演说已经十分出名。这次全集收入的胡适演讲稿，很大一部分从未发表过。
耿云志认为，《胡适全集》值得珍视的还有胡适留下的未定稿、手稿、草稿，以及胡适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人们从未注意到的时论，这些全集都收集得较全，且编排精心。
耿云志认为：《胡适全集》在新世纪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事。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文化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他对中西两种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解和认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胡适全集》的出版为海内外胡适研究者和对胡适着作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最丰富、全面的资料，相信今后胡适研究将更深入、具体。（顾军）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19日
书印的漂亮，加上这块牌子,是很吸引人的。然而现在出版方面屡见不鲜的的疏漏现象，并没有放过这本书,于是——–
《胡适全集》错漏重复
记者 张弘
《胡适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之后，学者朱正在研读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错误，由此开始着文为该书挑错。
朱正着文指出的错误包括一条注释错误，中文书信勘误、信件重复刊登（已发现70多封）和缺失以及《全集》所采用的底本等问题，并在《文汇读书周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上撰文，发表自 己的意见。朱正首次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批评文章后，安徽教育出版社曾在该报以及《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刊登公告，欢迎读者为该书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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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曾就《全集》的修订开过一次会，但我当时有事，所以没有参加。”朱正说，“出版社副总编辑鲍康健到过我家里，委托我继续挑错。”
朱正认为，《全集》首次出版简体版意义重大，这样比较大的出版项目更需要谨慎和小心，“但是，就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首次印刷的《胡适全集》只能作为一般读者阅读，而不能作为学者研究之用。”说到自己一再发表文章纠错的目的时，朱正称，自己的研究必须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还说，曾经介绍两个朋友购买过《全集》，后来，自己对该书提意见的文章发表后，朋友曾向他“问罪”。朱正表示，“我希望修订后的《全集》不仅收文齐全，也不要再出现编辑上的错误。”
据记者了解，《全集》自2003年9月出版，全书共44卷、2000余万字，定价为2860元。
目前首印的2000套已全部售罄。对于上述意见，鲍康健说，“编辑这样的大型全集肯定会有错误，《鲁迅全集》合全国之力修订了几次也是这样，所以《胡适全集》有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鲍康健还说，“由于这套书是几个责任编辑负责，最后并没有经过专家组把关，所以才出现信件重复等现象。目前的重印将解决已经发现的错误和问题，大规模的修订将从明年开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完成。”他称，编委会的专家正在核查该书，出版社也在请人审读，修订时，将补充一些新发现的信件和材料。
稿件来源：新京报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
如此编文章，何必称“全集”
–被人为砍删的《胡适全集》
（香港）凌 文 秀
陈独秀与中国 (总42期)选录,2004.7.1
把现有的文章全部编起来，可以称“全集”，以后发现新的，再出“补编”，这是大家理解的编辑惯例，马、恩、列、斯、孙（中山）、鲁（迅）等人的全集，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现在编进《全集》，却还要去砍删，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最近买了《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套44册，2680元，颇为失望，该出版社实在愧对他们的乡贤先圣，简直是割在胡适的肉来卖钱，竟至不择手段。
首先，我认为这套书的编辑体例很混乱：1、胡适早有了《文存》等分类集子行世，全集大可用编年法。取分类，舍编年，却不在《着作系年》中标出各文在《全集》中的位置，查阅十分不便。2、同一出版社，已出过八大册《胡适日记》，这次几乎原封不动把《日记》在《全集》中重印一次。3、《日记》里英文译出，《书信》及《外文着作》却不译出。
尤其可恶的是，许多文章被抽去，抽去你认定的“反动文章”原无不可，但为什么仍用《全集》的名义呢？
例如第22册中，《整理说明》指《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两异文，一列于“1941年”，一列于“1949”年，结果正文中根本没有“1941年”，也没有“1949年”，整年整年的被抽掉。
其实该文在姜义华编的《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中已早曝光了，现在还来掩掩遮遮，很奇怪！即使只给出题目的“着译系年”亦有明显遗漏。编委中有贵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他们大约在检查官之下，亦不得已吧。
《胡适全集》如此，《陈独秀全集》恐怕就更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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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全集》将是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很多此前不被关注的史料逐渐浮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胡适的认识。
●我之所以看好《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于其皇皇四十四卷两千万言，而在于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头木屑”。
“大家”与“名家”
不是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值得出版全集。这本是明摆着的事，可仔细琢磨，却也没那么简单。都是名人，谁该出“选集”，谁能出“文集”，谁又可以出“全集”，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可读书人心里大都有杆秤，不说你也清楚，必须是“大家”，方才配得上“全集”。你一定要打破禁忌，稍有点名气，便一心要弄出个全集来，也没人硬拦着，就怕不被读者接受，白白浪费了大好纸墨。
那么，什么是该出全集的大家？与“大家”相对的，不是无名鼠辈，而是同样声名显赫的“名家”。关于大家与名家的分辨，古已有之。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一有云：“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也有类似的说法：“作家”只要“瘦肥浓淡，得其一体”即可；而“大家”呢，“必有牢笼一切之观”（《文说》）。这里的“作家”，约略等于袁枚所说的“名家”。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间，最该关注的，是其学问及文章的气象、境界和范围。
这样说还是有点虚。世人之谈论“大家”，是有时空限定的，可能是一时一地，也可能是今生后世。换句话说，同被称为“大家”，有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也有影响及于整个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也有百年长青乃至千年不老的。专业领域里的领袖人物，固然可以出全集；更值得为其经营全集的，其实是那些思想及文章“牢笼一切”，影响及于整个文化界者。这里不是分别“专家”、“通人”谁高谁低，而是牵涉到全集的特点，其“不嫌庞杂”，巨细兼收，明显更适合于后者。
就拿胡适来说，其政治、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都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可其“牢笼一切”，却又是很多专门家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个反证，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综合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并开列了主要内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参见《学习》1955年2月号）。据说，对于这阵势，胡适不但不畏惧，还颇为得意。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里，有这么一段：“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之所以说七项而不是九项，那是因为，古典文学本就涵盖了《红楼梦》，后三项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运动以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打头，方才将其单独列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稍有了解者，都能掂得出这“九项（或七项）全能”的分量。这样的人物，无疑是经营全集的最佳人选。
“全集”之不同于“选集”，不在篇幅，而在体例：后者可以扬长避短，前者则必须巨细无遗。人生几十年，每篇文章都可读，每则日记都无愧于天地，这样的人太少了。钱锺书生前跟人家打官司，反对校勘他的书，不准重印某些旧作，这都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爱惜自己的羽毛。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如果确需重印，我要修改。对于很有自尊的学者来说，如此“改定稿”，方才是我希望传给后世的东西。古人刊行文集，往往是在去世以后；因此，在世时尽量琢磨，少留遗憾。今人不一样，随写随刊，晚年清点，很可能后悔莫及。因此，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她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她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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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巨细无遗”，说来简单，对于全集的编纂者来说，却是很要命的。像胡适这样着作等身的“大家”，主干容易获得，反而是那些不太起眼的细枝末节，搜寻起来，很难有功德圆满的时候。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头有多大，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我之所以看好《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于其皇皇四十四卷两千万言，而在于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头木屑”。
胡适成名早、撰述多、影响大，这些都是编全集的有利条件；更何况适之先生是有“历史癖”的人，知道身后必将成为研究对象，预留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点，看他每文必注写作时间，书信从不苟简，日记里粘贴许多参考资料，悉心保存自家草稿及朋友往来书札，就能明白。也正因为胡适的丰富与复杂，编纂全集并非易事。
最近20年，胡适着作的出版势头很健，从《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旧着重刊，到胡适日记、书信的整理出版，再到颇成规模的《胡适作品集》（37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胡适学术文集》（8卷，姜义华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胡适精品集》（16卷，胡明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胡适文集》（12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胡适的主要撰述，其实已经基本呈现。
这回推出的全集，除了集其大成，更重要的是拾遗补缺。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哲学、宗教、史学、文学、教育等卷，不少文章直接钩稽自胡适的手稿，作者生前并未发表；第二，对于了解胡适这样“双语写作”的作家，这回的五卷英文着述、两卷英文信函，是一大收获；第三，熟悉胡适生平者，都知道其晚年投入大量精力考辨《水经注》案，正式发表的论着虽不多，留下的未定稿或文章片断却数量惊人，如今整理出两百万字，可想而知其难度之大；第四，所有编全集的，最头疼、也最见功力的，往往是书信与日记。四卷《水经注》疑案考证、四卷书信，加上八卷日记，全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依赖的是作者的手稿，或辑录，或校勘，或补正。此前的相关出版物，比如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刊行的《胡适手稿》（10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黄山书社1994年推出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都给学界提供了很大方便。可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文，还是需要花费很大工夫。可以说，大量使用存世的作者手稿，是《胡适全集》的一大特色，也是整理者的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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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者来说，《胡适全集》将是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很多此前不被关注的史料逐渐浮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胡适的认识。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只是全集有全集的优势，全集也有全集的盲点，无法完全取代以前的各种专书。随便举两个例子。囿于只收胡适本人着述的体例，《胡适全集》第21卷只从《人权论集》里选收六文，而遗弃了属于罗隆基的三文、梁实秋的一文。1930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刊行的《人权论集》，乃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合撰，此书出版后曾掀起轩然大波，旋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甚至有“肉体解决”之类的威胁。只取胡文，且与其他文章混排，一般读者很难了解此书的整体性以及思想文献价值（北大版《胡适文集》将全书收入，有其道理）。
书信本是一种对话，可一入全集，都变成了独白。而丧失了对话者以及特定语境的书信，阅读起来总有遗憾，这是所有编纂全集者都面临的难题。书信进入全集，只能按时间顺序排列，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一来，此前出版的若干书信集，或因其专题性，或因其保留对话者，仍然有其存在价值。比如，《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彝?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和《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以及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便都有全集不可及处。
《胡适全集》的编纂，得到许多学人的指点与参与，本身自成格局，值得大加赞许。至于说到编纂体例，因牵涉各自的学术立场，很可能见仁见智。就拿《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胡适留学日记》来说，也许就可以有另外一种编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30年共印行了15版。1931年收入“万有文库”时，经胡适提议，改题《中国古代哲学史》。195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此书，胡适为其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此后，一书二名，同时并存，以何种面目进入各种“文集”、“全集”，取决于编纂者的视野及趣味。比如，中华书局版《胡适学术文集》收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大版《胡适文集》以及这回推出的《胡适全集》，用的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三者都有版本演变的说明，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不会产生误会。但我更倾向于前者，因其尊重这部名着的历史面貌及地位。对于此类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的名着，我主张以初版本为准，在校勘时注明作者日后的修订和删改。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胡适之所以改书名，一是其时正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其体例及思路均与原先的“哲学史”不同，不想弄成“卷中”或“卷下”；二是希望就此打住，让《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刊行，以摆脱“半部书”的心病。其实，对于“开风气”的作品来说，有没有“卷下”，关系不大，胡适完全不必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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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寻常，《胡适全集》的出版，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社会的进步。从1954年全国范围的“批胡”，到今天为其出版全集，既说明胡适本人的永久魅力，也显示了社会的日渐宽容——不见得大家都认同胡适的主张，但承认作为历史人物，胡适值得我们认真面对。这是一个契机，倘若希望与“现代中国”展开深入的对话，借助若干“大家”的思考，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为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诸多“大家”编纂名副其实的“全集”，对于今人来说，责无旁贷。
所谓“全集”，大都是在学者／文人身后，由其弟子或后炒??嗉?摹５?灿欣?猓?热纾?926年，风华正茂的郁达夫就曾自编全集，理由是：“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帐的时候了”；“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达夫全集〉自序》）。这毕竟是特定时期的出版风气，也符合郁达夫风流倜傥的性格；一般情况下，不会出此奇招。众多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大家”，还是有赖于我辈后人代劳。
必须是“大家”，方才值得出版“全集”；这话翻转过来便是：倘若“大家”的“全集”没能及时整理、出版，责任在于后来者。这里可能有政治上的忌讳、学术上的困难，还包括经济上的窘迫等，但无论如何辩解，都是没有“尽责”。从《胡适全集》的出版，我隐约看到一种希望，随着社会的日渐开放，以及出版人文化承担意识的凸显，会有越来越多“大家”的“全集”面世。
我曾经设想，假如我们能为晚清一代的黄遵宪（1848－1905）、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蔡元培（1868－1940）、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刘师培（1884－1919）；以及五四一代的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4－196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顾颉刚（1893－1980）、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等，全都出版名副其实的“全集”，那么，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将有很好的根基。这里面的某些人，可能气节有亏（比如刘师培的为清廷当密探，以及周作人抗战中的落水），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依旧值得尊敬。至于193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者及文人，也有很出色的；可我认定，理解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最为关键。
这两代人中的“大家”，有出版不只一种“全集”的（如蔡元培、鲁迅），也有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全集”至今没能完工的（如康有为、章太炎），更有名为“全集”，实则大有欠缺，需要重新打造的（如梁启超），还有至今顾虑重重，没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如周作人）。能像《蔡元培全集》、《鲁迅全集》那样没有任何忌讳，有文必录，兼及书信、日记乃至部分个人签署的公文的，或者像《胡适全集》这样大量采用未刊手稿的，当然最为理想；实在不行，也希望能为上述诸君出版基本涵盖其撰述的“准全集”。
作为一个关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学者，在庆贺《胡适全集》出版之余，难免浮想联翩。如此“得寸进尺”，但愿不算太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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