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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PDF电子书共8册，由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IN2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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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着名的明清史学家，出版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心史丛刊》、《明清史论着集刊》、《明元清系通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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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分“着作论文”、“日记诗文”、“史料辑钞”、“札记残稿”四部分，如《读通鉴校记》、《读诸子杂记》、《文馆词林校记》、《广韵校记》、《永乐大典戴赵三本水经注合校》及《李光地陈梦雷绝交公案》、《徐致祥参张之洞事原委》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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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日记诗文、史料杂钞、批注批校题跋等若干，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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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末附孟庆瑞《走近孟森（心史）先生》、孙家红《历史学家的宝贵遗产》（代后记）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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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孟森遗稿汇刊(套装共8册)
：4800.00元
作者：孟森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4-01
ISBN：9787101044
字数：
页码：4588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
商品重量：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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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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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着作论文
禾摭
龙摭
轮迴集证
读诸子杂记
广韵校记一
读夷坚志记
校正淮南集证
读通鉴校记一
永乐大典戴趟三本水经注合校
文馆词林校记一
李贺歌诗集校记
汉书人名索引
清史人名索引
纪事诗话
朝鲜实录检查日曆
……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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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孟森遗稿汇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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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终于将《孟森遗稿汇刊》送来了。这是一套八册的硬精装影印本，影印质量很好。我曾亲睹心史先生遗作文稿上手书蝇头小楷的眉批、旁批，很多文字就写在页眉的边线，要扫描清晰有很大难度。而且有些遗作还需确定是未曾发表过的文章，有些零散篇章还需理清……如此等等。所以，中华书局几次推迟印刷，我是很能理解的，不然的话，如果在细节上出了问题，就真的对不起心史先生他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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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全套八册共4577页，我的那篇拙文《走进孟森（心史）先生》和孙家红《历史学家的宝贵遗产—〈孟森遗稿汇刊〉出版后记》附于末册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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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走进孟森（心史）先生》附刊于《孟森遗稿汇刊》，是我的一点私心。心史先生的后人没有一位继承他的学问，而我则是在年近花甲之时才偶然撞进了这个圈子。为此，很是汗颜，也就有了撰一拙文附于《孟森遗稿汇刊》，以示心史先生后人对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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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已于日前推出了《孟森遗稿汇刊》，该书收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共4588页，达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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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着名的明清史学家，出版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心史丛刊》《明清史论着集刊》《明元清系通纪》等。作为史学大家，孟森先生被誉为“我国清史学派的开山祖”“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先生的主要作品有其弟子商鸿逵整理出版的《明清史论着辑刊》，以及北京大学孙家红博士整理成的《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政法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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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遗稿汇刊》中收录的遗稿，分“着作论文”、“日记诗文”、“史料辑钞”、“札记残稿”四部分，如《读通鉴校记》《读诸子杂记》《文馆词林校记》《广韵校记》《永乐大典戴赵三本水经注合校》及《李光地陈梦雷绝交公案》《徐致祥参张之洞事原委》等学术论文，另外如日记诗文、史料杂钞、批注批校题跋等若干，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末附孟庆瑞《走近孟森（心史）先生》、孙家红《历史学家的宝贵遗产》（代后记）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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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9日，“着名史学家孟森先生遗着手稿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孟森先生文孙孟庆瑞等兄妹七人，将珍藏多年的一批孟森遗着手稿，无偿地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永久珍藏，并提供给学术界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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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20日，史学家孟森先生着述遗稿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展厅举行。此次展览由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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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走近孟森（心史）先生》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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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孟森先生，字莼荪，号心史，江苏阳湖人，生于清同治戊辰年闰四月初七日（公元1868年5月28日），卒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公元1938年1月14日）。
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心史先生次子孟鞠如）生前很少与我们谈及祖父。或是性情使然，疏于炫耀先人的光环？或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自己曾因“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被划进“右派”行列，从而有意与其保持距离？亦或是对心史先生晚年一些行事方法所识相悖，故而不喜与子女提及？随着父亲离世，这些疑问和猜测，连同其他一些遗产，一道留给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对祖父的了解，大哥庆夔有这样的回忆：“1953年上中学初二时，历史老师问我：‘你的祖父是孟森吗？’我回答说：‘不是。我的祖父叫孟心史。’历史老师笑了，说孟森、孟心史是一个人。我因为当时回国不久，闹了个大笑话。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只是笑笑说，孟家不缺名人。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祖父是个名人。” 后来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发现其中关于明清历史的注释，经常引用心史先生的考证，方知我的祖父在明清史方面竟有如此高的权威。虽然有这样一位祖父，但令我感到汗颜的是，上学时我的历史课考试得分，竟然几乎总是2分和3分（那时是5分制），真是惭愧。
我也曾问过父亲：孟氏一族应出自山东，为什么我们的籍贯是江苏武进呢？父亲只是含糊地告诉我，祖上在老年间到常州担任官职，后来就生息繁衍于常州了。若干年后，我查阅《毗陵孟氏宗谱》，发现其中有如下两条记载：“公讳性，字太初，号养静。姓孟氏，亚圣第五十二代孙也。”“性……宋乡贡进士，授常州儒学教授。值德祐年，元兵四扰，实难莅任。寄居毗陵青山门外。”[①] 原来祖上是从南宋末年迁居至此的，总算是弄明白了。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大约只有两次父亲专门提到过祖父。有一次，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一本俄罗斯作家写的小说，书名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致内容是讲述作者在草原行游的见闻。书中对于旅途所见草原广袤、苍凉的自然景色、草原民族习俗和草原狼群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父亲见我“痴迷”的情形，便对我讲起他幼时跟随祖父，雇乘马车、牛车，走丰台、过集宁，前往呼和浩特和包头公干的往事。但因为当时年龄小，对于父亲讲述的故事，我只记住了香喷喷的牛羊肉、无垠的原野和漫天的风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讲述心史先生的往事，不仅让我感到无比新奇，更成为若干年后我执意到内蒙草原牧区插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拜读长沙谭伯牛所撰《孟森的史学》一文，其中言道:“除了读书，若不能行万里路，亦不足成就孟森。行路，一是地理意义，一是心理意义。略考孟森足履所经，东至日本，北至哈尔滨，南至粤疆，西边大概来不及去，但西边的事情也是他素所究心，看他为屠寄撰《蒙兀儿史记》所作的序，看他的《香妃考实》、《赵豁四传》，便能见出一二。”[②]按谭先生所说，心史先生行游的足迹遍及华夏南疆北地，中年又东渡扶桑，只有“西边”没有涉足。不知这里所说的“西边”，是否包括呼和浩特及包头等区域？这使我对父亲随心史先生去呼和浩特和包头之行产生些许疑惑。
后来我在整理先父遗存时，发现他有一份“类自传”的遗稿片段：“我的哥哥心如、嫂嫂钱蕴言已经在德国留学。心如进的是柏林大学，学的是工业化学，在这一阶段特别注意油脂和印染。所以在北京的时候，父亲曾三次带我到绥远（今天叫作呼和浩特）和包头，考察胡麻的产销情况，想让心如采用西方先进的加工工艺净化在大西北产量极大、价格极其便宜，但是生产方法极其原始的胡麻油。我们在丰台、平地泉客店里吃的大碗牛羊肉，虽然引得我食欲大动，可是胡麻油老叫我这个南方少年蹙额攒眉，无法下咽。父亲说，用现代工艺净化的胡麻油，不用去与西方的橄榄油相比，最起码可以胜出我们的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吃起来没有怪味。哪怕用来改良大量出口的杭州精美的遮阳伞，也可以为国家换回外汇。心如哥寄回来的样品，证实了这个想法的正确，从而决定了父亲带我三次到包头实地调查。”父亲的这段文字，表明心史先生确曾数度亲赴“西边”进行考察。虽然这个“西边”与青、陇、新之“西”不可并论，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绥远、包头最起码可以算作较“西边”的地区了。
近得小友孙家红博士提供1907年至1938年《申报》的相关影印件，其中1923年10月10日《申报》刊有“革新中国地理学的先驱、教育家”张相文先生的署名文章《民国十二年之西北》。该文起首曰：“余向游历河套五原地，并有所经营于其间。上年复拟偕吾友心史君视京绥，车将达包头，以事未果行。乃申报主人以国庆纪念，征求西北文字，特属心史出其所见以应之。”[③]随后所录，尽为心史先生的长篇游记，内容十分详细，其中就包括对胡麻、羊毛、药材等方面的考察，十足印证了父亲前面的记述。心史先生在游记中又言道，“心史以十一年双十节始游包头”，由此更可确定，祖父和父亲的三次西北之行始自“民国十一年双十节”，也就是1922年10月10日。啊，在这个问题上，我终于释然了。
另外一次父亲向我谈起心史先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日本某株式会社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举办一个展览，影响很大，因为那是日本滴血似的太阳旗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北京的天空上飘起来。父亲则对我再一次谈起祖父。他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占领东北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伪满政府曾数次遣人到北平游说心史先生出任伪满“文教部”次长，均被祖父断然拒绝。后来，我读严文郁先生所撰《孟心史先生与“俄蒙界线图”》一文，方知祖父于1936年发现宣统三年调查的“俄蒙界线图”，并力荐北大图书馆以300元巨款购藏，后又撰七八千字的《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时有名为“东方文化委员会”的日人桥川时雄得悉后，即生窃据此图之念，但一时未能得逞。“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1937年8月底，“东方文化委员会”派遣日本宪兵到心史先生家里，“请”其到北大图书馆观图“指教”，之后，更强行将该图从北大图书馆“借”走，以致此图至今下落不明。心史先生为此深感屈辱和愤怒，致使胃癌发作，数月后遽归道山。正如孙家红在《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着述》中所说：“对于孟森的去世，日本侵略者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④]心史先生在清末民初，就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将东北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狼子野心。尤为重要的，他以一系列精深邃密的明清史学研究成果，用极为严谨的学术考证方式，细致梳理了清朝的先世历史，有力证明了日本学界、政界所谓的“满洲国”纯属无稽之谈。后来，日本关东军果然侵占中国东三省，并在其卵翼之下建立伪满洲国，直至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心史先生身处“兵火危城”之中，“无复生意”[⑤]，忧愤成疾，1938年1月14日终告不治。这些往事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底，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从来没有宽恕过那些野蛮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中国人民杀戮、劫掠的罪行，从来没有忘记中华民族饱受异族欺凌的那段屈辱历史。如今，日本又在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完全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盗行径的翻版，国人对此绝不可小觑，更不能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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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史先生着述遗稿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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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和曾在内蒙草原一同上山下乡的老友们到京西万安公墓祭奠去世三年的战友童宛因。忽然想起1959年的清明节我随先父来此为心史先生扫墓的往事。万安公墓那时很荒凉，那天下着小雨，公墓里的土路上到处是泥水坑，路边杂乱的坟丘被稀疏的野草包围着。我和父亲转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祖父的墓地，只好无功而返。我对朋友们说起这件记忆颇深的往事后，便匆匆赶回单位上班。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插友”老冯在我走后很热心地找到万安公墓管理处，询问如何能够找到孟森的墓地。归后，他告诉我，万安公墓管理处有详细的记载，可以查到我祖父墓地所在的区域。
2006年我退休了。某个仲夏之日，我前往万安公墓，再次寻找祖父的墓地。公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经过查找墓葬登记表，确定心史先生安葬在万安公墓火区忠组的十一至十三号穴。按照指示，我终于找到祖父的墓地，可是水磨石的墓碑早已断为两截，被摞在一起，想必是“文革”时期的杰作了。上面半块墓碑上的碑文虽文字不全，但仍清晰可见：“□□五八年 □心史先生 □淑琴夫人 之墓 子鞠如敬立”。面对此景，令人不胜唏嘘。回家后，兄弟姐妹七人商定重修墓碑，并约定于2007年1月13日，即祖父去世69周年前夕，偕家人到重修的墓碑前去祭拜。为了实现这个计划，2006年年底前一定就要完成重修墓碑和撰写墓志铭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时候，方才发现自己对他老人家的生卒日期及生平事迹竟是一无所知。我转而询问哥哥姐姐们，却不料他们对于祖父的了解并不比我多，甚至有的此前连祖父的墓地就在万安公墓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为了撰写墓志铭，必须要有心史先生的生卒日期，只好临阵磨枪，到网上一通狂搜，结果发现关于心史先生的出生年份竟有三个版本：1867年、1868年和1869年。后来又翻查家里的老相册，内中一幅1937年5月28日北京大学庆祝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的纪念合影，上面有胡适先生的题记。我以照片题记的时间计算，认为祖父应是1867年出生。另外万安公墓档案留存的“填名书”表格上记载：“孟森，别号孟心史，生于一八六七年四月初七日戌时”。据此，我和大哥经过商量，暂将祖父的出生年月定为“1867年5月10日”。
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地对心史先生的生平事迹展开追寻。此后，我还查阅了诸多刊物和文章，发现对于心史先生政治活动和学术方面，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并且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在心史先生去世后的几十年间，他的子孙后人对他在学术、生平等方面的研究和着述几乎是空白的。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计划2010年元月在我的博客上撰写一篇博文，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孟森先生。但说实话，一则父亲生前极少谈及祖父，我对他老人家所知实属有限，二则我自知才疏学浅，无法像专业的学者那样从事研究和论述，只想借此梳理一下自己对于祖父的认识，弄清那些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表达后人对先人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2009年11月，朱偰先生的女儿（史学家朱希祖先生的孙女）到我家做客，讲述了朱家几个子女不辞辛苦，为完成出版《朱偰与南京》和《朱希祖文集》，奔波各地，收集朱偰先生和朱希祖先生的遗稿，并参与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校订工作。她（他）们的作为给了我很大启发。忽然想起：我曾经在父亲的书箱中看到过很多蓝皮和黄皮的线装书籍，不知其中是否有祖父留下的遗作和日记等文字资料？1996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收存了他的相册、部分日记和一些手稿；对于那些中外文书籍，包括线装书籍，我则自卑地认为与己无缘，没有加以过问，而任由哥哥姐姐们处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要了解心史先生了，想到这些书籍可能有用，随即赶紧联系长兄和姐姐们，几次询问，却毫无所获。我想，可能无法再找到心史先生的遗作了吧，为此大感失望。
2009年底，为纪念先父孟鞠如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拟于2010年10月在博客上撰写一篇关于先父的文章，遂往父母生前在外交学院的旧居，希望能侥幸再找到一些父亲生前的日记、文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那里意外的发现了一个装满心史先生遗稿书册的樟木箱子，真是如获至宝。据说，1951年父亲率领全家从法国回到新中国，那时一家九口人的家当，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和父亲十来箱外文书籍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顾淑琴婆婆闻讯后，送来了桌椅厨柜等家具和一些生活用品，这个装满心史先生遗作手稿的箱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送到我家的。[⑥]
单士元先生的女儿单嘉筠曾在《先父单士元与恩师孟森的交往》一文中写道：“家兄嘉量，年长我10余岁，已届古稀之年。大哥告我，先父曾亲口对他讲过，孟森先生把多年来史学研究日记送给父亲。大哥忆说是蓝色硬纸封面，线装，形似大教材书之开本。里面纸页用红线条隔开竖行格，是孟森先生用毛笔亲写，极其遒劲工整。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有近二尺厚。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大哥还得见于先父的书案上。‘文革’伊始，因先父所谓走资派等罪名被打倒，孟森日记毁于红卫兵抄家，或烧或扔或抄走，已不知下落。惜哉！”[⑦]
相比心史先生多年的“史学研究日记”在单家的遭遇，我家这箱祖父的着述遗稿，不仅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次战火，更经过“反右斗争”，尤其是经过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竟仍能得以留存，实属万幸。自1951年回国后，我们家前后七次迁居，“文革”中父母还被遣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三年，而这个木箱里的文稿依然保存完好，可以看出父亲是多么珍视这些文稿啊！
据大哥庆夔讲，1962年他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学教授历史课，父亲曾嘱托他整理祖父的遗稿。后来他调到北京外国语学校教法语，整理心史先生遗稿的工作就此中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父母相继辞世，二姐全家住到父母的旧居。清理父母的遗物时，姐夫几欲将这箱文稿当作废纸卖掉，所幸的是，我的外甥杨孟涛认为这是先祖的遗物，不应随便处理，也就阻止了这个鲁莽的行动，有惊无险，这批遗稿再度躲开一劫。如果这箱心史先生的遗作手稿真就这样被卖掉，给我们和史学界留下的将是永世无法弥补的遗憾。如今，心史先生的着述遗稿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重新发现，得以再现于世，这真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一种眷顾吧。
这些遗稿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清末心史先生在广西时的日记《粤行随笔》，以及《禾摭·龙摭》等大量的读书札记，又有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常州武进医院就医时的“住院日记”和一些零散的书函、诗词底稿，还有心史先生史学名着《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书底稿原件。更为难得的是，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心史先生生前没有发表过的。在众多书册的页眉行间，心史先生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书写的札记和校注，字字句句，一笔一划，都透着他老人家在研究、考证历史问题时，严谨、认真和勤奋的求实精神。
经过简单整理分类后，一方面，我无比真切地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自己学历有限，看着祖父的手稿，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简直就像在看天书。另一方面，我虽然无法确切知道这些遗稿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是“学术价值”，决非“货币价格”），但我很清楚，要想使这批遗稿体现出应有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没有行家里手的参与，单凭我那“文革”前初中二年级的“学问”是绝无可能的。不仅如此，这批遗稿历经几十年风雨，劫后余存，殊为难得，必须要妥善、永久地保存好这些遗作手稿，我应该为其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
2009年年底，通过博客，我与孙家红博士取得联系，请他对这批文稿进行了初步鉴定。随后，家红又邀同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先生再次进行鉴定，并提议应该将这些遗稿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公之于众。家红作为心史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后学晚辈，有志于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优秀学术精神，近年在心史先生的着述整理、生平研究方面倾注大量心力，成绩也十分显着。面对这批遗稿，家红大约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像发现宝藏似的，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为了能够系统地对这批遗稿进行整理、出版，并得以庋藏、研究，家红乃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先生等人汇报心史先生遗稿发现的情况，并商讨相应的保护之策。后来，在张传玺教授的热心帮助下，联系到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由家红和基地的潘建国教授第三次对这批文稿进行了鉴定，并初步达成捐赠意向。
在这之后，我们在京的五个兄弟姐妹经过认真商讨，一致同意把这批文稿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后来，又与远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二哥庆方和家住天津的三姐庆洛联系，他们也完全同意为祖父这些着述遗稿找一个理想的归宿，并表达了积极支持捐赠的意愿。今天，在心史先生去世七十多年后，我们不仅将他遗稿捐赠给他曾经辛勤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更亲眼见证这批遗稿公诸于世，化身千百，以使更多学人见识前辈学者的风采，享受他的遗泽，作为孟氏子孙，也算是对祖父有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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