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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高清PDF电子书共10册，集中展示谢国桢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由北京出版集团2013年出版发行。RHX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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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共收入谢国桢1927～1982年共55年的着作，包括《明季奴变考》、《晚明史籍考》（后经修订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影响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全集还收入了《悔馀诗存》等4部首次自海外归来的未发表的手稿及谢先生与文坛石苑友人的信札。本项目对全面总结和研究谢老学术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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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首次整理出版了谢先生专着、论文、随笔全集，收入了谢国桢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涉及史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文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如《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明季奴变考》、《江浙访书记》、《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等，也收入了谢国桢先生各个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书跋随笔、散文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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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谢国桢全集
作者=谢国桢着；谢小彬，杨璐主编
出版日期=2013.10
出版社=北京：北京出版社
ISBN号=7-200-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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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定价=3600.00（全10册）
主题词=谢国桢（1901-1982）-全集-中国历史-明清时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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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国桢先生的手稿一直珍藏于海外，其中诸多文章从未发表。此次作为影印部分展示于读者，另有谢国桢先生印谱也是首次公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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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是着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且嗜诗词书法。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又由梁先生推荐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由胡适先生推荐执教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执教南开大学，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后改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81年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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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序言：
编辑出版外公谢国桢(刚主）教授的全集，一直是我最爱的母亲多年以来的迫切愿望。母亲作爲外公的独生女，在外公1982年去世后直到她自己1996年病逝的14年间，一直在寻找外公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一部分手稿和逍失的数篇论文，遁在身患癌症时忍受病痛煎熬.花了叵大梢力坚持收集外公发表在全国各家报纸上的零散文章，做了一批剪报，还写了一篇情谊深长的纪念文章《怀念我的父亲》，母亲一直与外公的两位关门大弟子，现中国明史学会钤反商傅先生和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溥导任道斌先生以及社科院歴史所有关人士长期保持联繋，促成了外公藏全集编録编制工作顺利完成。记得当时外公藏辩的録编制完成后，她写信告诉我説她非常高兴，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1996年出版《瓜蒂庵文集》时，那时母亲的病情已十分危重，在编后中她写道“每常赞着他(外公〕绍下的逭些迫榀和手迹，使我感到父亲不仅足明清史専家，版木，家而且也挤径败文与诗，因而不禁想到何不把败兄于各报刊卜的文软编辑成册公诸于世。这样既可货现父亲的宿愿将研究成果傅给后人，同时对我这方面来説，也箅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吧！她是这样説，也是这样做的，外公病逝后新版和洱版的每一本古中，都包穴着她的殷切阅注与期待。母亲病逝以后，我就一直想到一定要谀外公的全集出版，完成母亲的逍愿，尽一点点孝心。
出版全集的事也1直得到我父亲的支持，虽以外公的学术地位111学术行献，出版一部全集并非没有町能，不过要选择一家愿意爯笮术着作投人资金的知名出版社贲际上并不容易。争竞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社的出版物与市场效应(销俾册数)直接挂鈎，如出版像《谢国桢全集》埴样有浓厚学术气息，从商业角度来肴几乎难以收回出版成本的着作集，恐怕要下一点决心，担一些风险。于是此事一拖再拖，直至父亲2003年病逝，全集事仍一直难以提上日程。RHX万圣书城2011年夏季的某一天，我接到姐姐小莹的一个电话，説北京有一位榀先生找到复旦大学要见我，谈出版外公全集事。我一下于就问想起1个熟悉的而影，原北京^：锫出版社总编铅惕璐先生。记得构璐兄是谢家的远房亲戚，我197811983在北京与外公两人一起生活的五年中绝过他多次，他一直称外公爲大贸，年纪衹比我大五岁，裉分却疫我一锒，使我不知如何称呼他，就一直直呼其名。我们揭上约定在我上海住所附近见面，时隔近30年，仍倍感亲切。惕璐兄告诉我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専找我，但他不知道我在1987年去：！：本轺学，至今仍定居日本东京，二十多年来几乎毎月往复于东京和上海之问。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一直在出版界工作，并长期掮任过京城着名出版社北京古籍的缌编蜞。裼璐兄告诉我，多年以来他唯一没有完成的一大心愿，就是想出版谢老的全集。爲了完成母亲的逍愿，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决定尽一切努力编钳出版谢国桢仝集。裼璐兄对我説，埴件事如果能够如顋，谢老一定会在天阈对我们微笑，感谢我们的努力。随即我们一起整理广外公的逍苫，尽“1能收集了所有已经出版和遛没有出版过的文字，包括外公的藏辩3録在内，计刬编410册怙装本，并决定尽快委託一家知名的出版社来做埴件事。我暸解到外公病逝后榀璐兄曾努力修订出版过外公学生、着名佛学家阛绍良先生的文粢等，以他的〜文和高级编辑琳业功底，完全有能力也有资格来做谢国桢全集的主编。而榭璐兄则建议谢国桢全集的主编必须由谢家的后人来做，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商定两人共同做主编，当然艮11的编辑#作，就委託槔璐兄全面负贞，我衹是挂个名，不求如何校对文稿，衹想乘此机会把外公的着作通读一徧。视们决定把未发表过的外公手稿全部影印出版，并邀请商傅先生和任道斌先生作编审顾问，诸他们敁后把关。他们两位虽然1.作繁忙，仍慨然允诺，使我深受感动，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12年是外公去111週年，他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度过，我考虚《谢阈桢全粜》无论如何应该在北京出版，向时因爲外公不但是学者，也是着名的藏书家"他把一生收集的数万册阏#都捐给了他丁作多年的社科院歴史所，期待能够开设一个中阈明清史研究中心，但至今也未能如愿。通过杨璐兄的介绍，我们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北京出版社总编安束先生是着名书法家啓功先生的卨才生，当年啓先生也是谢家的座上客，虽是初次交谈，彼此1见如故。我对安东先生和北京出版社支持此事表示衷心感谢，安东先生表示出版《谢国桢全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具有很卨的学术惯荫，既然决定出版，就要尽令力做好。虽然贞埸的销量町能很小，但北京出版社愿意爲纪念中国着名的歴史学家谢阈桢先生做一点贡献。并同意我的建议，即家属的部分自顋资金赞助主要爲了纪念外公的学术成果和赠送亲友的要求，可以进一步减少出版部数，今后视需要可以再版，但是无论如何1定要做得枯緻漂亮，逹到国内一流的水准。就这样，《谢国桢全集》顺利进人了编辑出版的
2013年12月，《谢国桢全集》正式在北京出版，与赞者见面。RHX万圣书城感谢母亲和外公在天堂的朋待和大家的支持，使《谢国桢全集》终于出版，我也冇机会在此真诚感谢所有斛RHX万圣书城助和支持此事的亲友和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们。在这篇简短的编后记中，我想除了感谢各位之外，就是在0己几乎快要忘却的，杂乱无祅和漫敁的人生问惚中，多少能够找出1点点与外公和父母亲存关的片段，寄託我对他RHX万圣书城们的怀念和哀思。RHX万圣书城2013年6月18日，我和姿子于美|起去无锡青龙山墓地，向合葬在耶衷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报告了《谢RHX万圣书城国桢全集》即将出版之事，并感谢家人和所有支持这件事的亲友们。此时此刻确官有些&感交加，感到自己爲RHX万圣书城最爱的母亲做广一件她一直想做但乂没有宵现的事情。于美也足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和我全家从外公到家RHX万圣书城衷的亲戚都很熟悉，又一起去束北黑船江插队，在那个痛苫的年代共同歴经千辛万苫，可以説是患难夫龙了。RHX万圣书城畏朗以来，她也1直支持我出版外公全集这件亊。道记得1980年4月，我们俩在北京新侨饭店举办了简单的RHX万圣书城婚礼宴件，常时选择的足逍挺稀罕的西餐，主婚人就是外公。〃他兴致勃勃地爲我们写了一幅对联留作纪念，还RHX万圣书城谏老朋友俞平伯先生也爲我们写了一幅宇，描述两方的银婚、金婚和攒石婚等风俗，至今逭一直挂在我们家中。RHX万圣书城于美的父亲即我的岳父于同随先生原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着名教授，今年已是96歳商龄"他饩兴致勃勃的回愔RHX万圣书城过当年外公给他写的一幅字条，説这是文科争者和理科学者问的友好交往见证，还反复询问全集何时能够出RHX万圣书城版，搪心能够看懂此1：的人恐怕不多^RHX万圣书城回想起来我的父母亲都是独生子女，在战争年代，浊生子女们爲/也存5去，远没有今天的独生子女那样RHX万圣书城任性和悯意。父亲陆灏(也是他的笨名)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从上海奔向延安参加抗日，那一牢他衹有二岁，RHX万圣书城是《祌州0报》的学徒工‘950年代当他和久别重逢的祖母洱见时，已是(：人民日报》的着名记者，使人感到在#RHX万圣书城酷的战争中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己’^追求。RHX万圣书城母亲在抗战期问的一942年，还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高一时.毅然离家；|；走去山两参加着名的抗日剧宜二
《谢国桢全集》书摘：
柳亚子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云“隆武一朝，史料敁少，此杏虽嫌繁琐，要爲最详之本，有裨于掌故不少也。冉RHX万圣书城4纲3体，起弘光元年乙两六月绍宗皇帝自浙人闽，至明岁隆武一一年丙戌九月沽店陷福都押学佺殉难止。时于RHX万圣书城绍宗襄皇帝及孝毅11皇后之蒙鹿殉国，只字不书，殆有不忍言之意欤！作者系福都缯绅，书中证据甚多。裼凤RHX万圣书城苞南璐逸史跋称闽人某思文大纪，亦一确证。‘^朱逷先考爲侯官陈燕翼撰，语极可据。至明逍民吴江戴耘野笠。RHX万圣书城所着思文纪略，今已失传，命名虽似，确非此冉，不可不辨也。RHX万圣书城按：隆武帝名聿键，太祖九世孙，南都破，以乙酉闰六月即位于福州，以福州爲天兴府，改元降武。丙戌九RHX万圣书城月，清兵攻下福建，被执于汀州，劫至福州，遇害。粤中立阈，上尊号3思文皇帝，至永暦十一年上謚曰绍宗襄皇RHX万圣书城帝。隆武即位福州，本怀求治之心，无如局促一隅，依庇于郎芝龃权势之下，既失天险，又失群力，且复唐鲁不RHX万圣书城和，郑芝龙以拥护之功，与黄道周相左，将帅各&爲政，进退失据，遂至榭亡。是芮科称娥笠耘野所撰，究未敢脑RHX万圣书城断作者姓氏。据杨凤苞秋室集，是书一名一.山野録，又名思文纪略，軎爲纲目体，起弘光元年六月唐藩监国于闽RHX万圣书城省，至丙戌九月済兵攻陷福州曹学佺等殉难止，据事直书，不加论断。所记隆武朝之典制，诸臣之奏疏，郯芝能RHX万圣书城之飞裼跋扈与福建地主豪绅增租虑佃之情况，存隆武偏安之贲録，足备南明史资者也。
【《谢国桢全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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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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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晚明史籍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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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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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晚明史籍考（下）
清开国史料考
史料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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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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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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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册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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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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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明清笔记谈丛
江浙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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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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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南明史略
顾宁人学谱
黄黎洲学谱
孙夏峰/李二曲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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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册
学术论文
读书随笔
散文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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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册
瓜蒂庵藏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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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册 （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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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馀存稿（古籍题跋）（共三卷）（手稿）
悔馀诗存（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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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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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城游记（手稿）
悔馀丛稿（手稿）
杂诗
刚主籀史书目
附：书信 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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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大家谢国桢去世32年后，《谢国桢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一等奖。尽管这位当年清华国学院的状元郎自认为“从小就愚钝，又且是少不努力，以至于皓首无成”，但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开始，五十余载漫步古今、悠游南北，留下的丰厚“遗产”足以呈现他的学术成就。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谢国桢，字刚主，祖籍江苏武进，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十一（1901年5月28日），生在河南安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长辈们都以做官为荣，他倒好，甘愿做个被视为家族异类的“书呆子”、“大傻子”。
受到家庭矛盾的牵连，谢国桢没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幸有温良贤淑的祖母朱氏的疼爱，经常在夜灯下给“大保”（意为“宝宝”）讲故事、念古文，从《西游记》《聊斋志异》，到《诗经》《唐诗三百首》。如谢国桢日后所言，“我所以爱读文史，或者导源于此吧。”（《谢国桢全集》自述）后来，父亲找了一个讲授四书五经的家庭塾师，但是水平不行，谢国桢吃了不少苦头，屁股被打得鲜红。祖父谢仲琴也在无意间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他的藏书《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让处于求知萌芽时期的谢国桢吸收了必要的文史“营养”。
1919年，18岁的谢国桢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求学之路。从安阳到北京，迷茫的未来、潦倒的生活，水土不服的状态像极了现在的“北漂”。英文、数学一窍不通，只会背诵“子曰”、“学而”的谢国桢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补习文化知识，这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个中转站，谁知连续考了三年都被梦寐以求的北大拒之门外。
哀哉，莫非做学问的抱负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从理想跌落现实的谢国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路过北大校园，“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我的治学经历》）。彷徨犹豫之际，谢国桢跟着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学习诗文古辞，并在对方的推荐下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半工半读，温饱不愁。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25年的夏天，谢国桢以头名的身份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国学大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同期拜入门下的学友包括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等人，“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所长”（《记清华四同学》）。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谢国桢的知识涵养大有长进，其间还发表了具有科学观点的论文《明季奴变考》。“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文末的这段话，亦是其终生在治学之道上的领悟与实践。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谢国桢的榜样是倡导维新变法、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少时，他问家塾老师“我学梁启超好吗”，得到的回答是：“你怎么配学梁启超呢？”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奇妙，年纪相差28岁的两人最终在清华园结缘，耳濡目染加之言传身教，充满传奇色彩的梁任公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谢国桢的人生。
从清华结业后，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前往天津“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在迈步历史科学的同时担任梁思达、梁思懿（梁启超子女）的家庭教师。茶余饭后，谢国桢最爱听梁启超讲述学问与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多年以后，谢国桢对于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初出茅庐的谢国桢感到“腹中一无所有”，而梁启超是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如何“得”之还得讲究一定的方法。“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的治学经历》）有一次，梁启超谈起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引用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让谢国桢感到一头雾水，遂向先生请教。梁启超并无不悦或耻笑，而是当场讲述宋代元祐党争的故事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徒情谊，先生的谆谆教诲让他念念不忘。谢国桢之所以终生痴迷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精神与意趣的传承。“由于我读过梁先生着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谢国桢在晚年回忆学术生涯时，感叹“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次年，梁启超把子女送到了南开中学，谢国桢也跟着去那边教书。临别时，梁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写有题字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学生，另有其他两件字画礼物作为纪念。同年，谢国桢还得到了另一位清华老师王国维的绝笔扇面，上面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两首七言律诗：《即目》与《登南神光寺塔院》。据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载，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由清华校园乘车到颐和园，独自徘徊，又临时折回学校办公室，用墨笔将扇面上的“兄”修正为“弟”，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到鱼藻轩前，效法屈原，慨然自沉。
王国维的强毅坚忍与一丝不苟，深深触动了谢国桢，这段典故至今让人百感交集。两年后，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又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谢国桢受惠于先生的交情，前往北京图书馆工作。起初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在梁启超纪念室整理馆藏金石碑版，从事明清史研究。当时馆内人才众多，比如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在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下，谢国桢砥砺学问、仆仆风尘，完成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晚明史籍考》。
承胡适与傅斯年的介绍，谢国桢于1932年赴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讲师，利用早年积累的史料撰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本打算赴河南大学史学系任教授，但因故未能成行。“七七事变”导致北平沦陷，他跑到长沙，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工作，据说生活上不习惯，思家心切，没过多久回到了北平图书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让他后悔的决定。
局势复杂动荡，谢国桢受周作人之邀进入伪北大史学系，无所顾忌地谈论祖国历史和“华夷之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勒令他辞职。丢了工作，生活没有着落，谢国桢找傅增湘帮忙，去川帮私营大中银行司笔札之役。“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掩耳盗铃而已。”（《谢国桢全集》自述）
1945年，抗战告捷，国家渡过危难，谢国桢也结束了个人的混沌期，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或是命运的安排，或是现实的考验，此后一段时间，几乎隔年就会变换工作与生活场景。1946年，父亲病危，他返乡省亲，途中偶遇范文澜，受其委托去上海为华北大学采购图书；1947年，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在开明书店编写书稿，校辑《鲒埼亭集校注》，编着《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1948年，由钱穆推荐，远赴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9年春，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秋至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目录学与历史文选。
反右运动掀起后，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继续明清史的研究。其间陆续发表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与《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并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但他还是用“懒惰成性，没有抓紧时间”来检讨自己。
一场前所未有的“文革”浩劫让无数知识分子陷入悲观和绝望，谢国桢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在屋子里停职反省，后发配至河南息县明港干校。在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收集史料，笔耕不辍，利用两年时间写就了不同于明清研究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噩梦醒来，更觉时不我待。谢国桢年近80岁，本该是安享天年的时候，他却没有流露任何退意。在社科院带研究生的同时，谢国桢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不辞辛劳地去各地鉴定古籍，《江浙访书记》就是晚年的成果之一。1982年9月4日，在京住院治疗的谢国桢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始终铭记先师梁启超的遗训，临终前的日子里，还在病床上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
美食家·“谢三元”
类似于编年体的上文，大致回顾了谢国桢的个人奋斗史，但是有关老人生前的趣事与轶闻，还需要身边人的回忆和讲述。
谢小彬是谢国桢的外孙，从1978年调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过世，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建国门外的永安里。“里里外外堆满了书，由于地方小，除窗户外的三面墙壁都被挡了起来，”谢小彬说道。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喜欢在看书时点一根烟，因此屋子里经常是烟雾缭绕，由于看书太过投入，他的布衫上、裤子上全是烟灰掉落时烫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在老伴离开人世后，谢国桢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间，把里屋的大床让给了外孙。“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吧。”这么想来，谢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这番好意。虽说有血缘之亲，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谢国桢往往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么写文章、做剪报，要么见访客、谈事情。
除了遍布京城的饭店，让文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厂东街恐怕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那个年代的图书更新速度远不如现在，哪家店有什么好东西，谢国桢基本上了如指掌，而书店伙计也都认识这位隔三差五来访书的老叟，热情招呼着：“谢老来啦！”
谢国桢习惯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饭配馒头，到了上午九十点才起身出门坐公交车。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总是很慢，上下车都要人搀扶。到了琉璃厂，谢国桢双手拿着拐杖背在身后，优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谢小彬则拎着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这幅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26岁的谢小彬也许会觉得闷，但现在，回忆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别号“谢三元”，谢小彬都会喜不自禁。所谓“三元”就是三块钱，谢国桢专挑便宜的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完一遍就自觉地放下了。对于这种“抠门”的说法，谢国桢的弟子、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师眼力好，有本事讨价还价，而且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块钱已经不算便宜了。”
琉璃厂的书商间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谢国桢的笑话。有一天，老先生来逛书店，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带钱。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家书店，跟相识的伙计要了一本不值钱的书，紧接着去了另一家店，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典故，然后顺利出手，换来一碗炸酱面的钱。
如果在家吃中饭，裹着小脚的钟点工阿姨会擀制汤面或是包馄饨，有时买上两毛钱的肥肉，手脚麻利地做好一顿炸酱面。碰上在外访书、办事，谢国桢就会带着外孙或是学生下馆子，尤其是晚饭，基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店全跑遍了。与现在的“吃货”们相比，谢国桢对待吃的热情与虔诚一点也不逊色，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唯学问与美食不可辜负。
商传称老师为“美食家”，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谢国桢生在北方，但毕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传的母亲是浙东人氏，烧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这个爱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喝了两口酒，脸色红润，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还摇头摆脑地哼起了京戏。”说起老师那晚的动作和神态，商传情不自禁地乐了。
另外一件难忘的小事，在今年历史所所庆时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在外面吃饭经常要排队，谢国桢想了个办法，让年轻的弟子们先坐到桌上去，然后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说：“我八十岁了，让我先买吧。”服务员没什么意见，但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不乐意了：“让我们尊老没错，那几个等着吃饭的可都是年轻人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照顾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辈的感觉。”商传一直佩服老师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一门有趣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受到老师特别大的影响，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是任务，需要找一点乐子，否则日子会很苦。”对于谢老爱吃的解读，另一位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于商传：“老师是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吃饱了才有灵感做学问，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细微处见精神，学生们看到了随性，而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对于谢国桢的印象是“豁达”。他在《回忆谢国桢先生片段》一文中讲到“文革”往事，当时与顾颉刚、谢国桢两位史学界的前辈关在一起，“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恰恰相反，“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
谢国桢执着于吃，何兆武也领教过几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换一遍酒，一顿饭下来吃了十几道菜，换了十几遍酒。“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听了谢国桢的推荐，回到北京后，两人专程去西单商场的峨眉酒家去品尝“传说中的美味”干烧鱼。
何兆武评价谢国桢“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秉性”，虽然曾经因为购书吃回扣、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质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确信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就得到过谢国桢的帮助：“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着《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俱见其热爱社会主义，事无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风义之高，令人钦敬。”（《回忆瓜蒂盫主谢国桢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历史所工作时担任过谢国桢的领导，“谢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轻人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都会支持。”历史所以前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谢国桢的办公室了。每天人来人往，都是来请教问题的，他从不推脱，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时会亲手为对方翻书查阅，寻找资料。这些琐碎的事，时间久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谢国桢却习以为常，看着后辈们有了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谢国桢家的访客也是络绎不绝，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其中不乏慕名前来的年轻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在《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1979年，我想写一部《李贽评传》，就冒昧地登门向谢老请教。没料到谢老是那样的热情和诚恳，毫无专家学者的架子，不仅积极地为我提供有关资料，还在治学方法上给我以教诲。有时还会毫无忌讳地谈起他的过去、家世，真是赤诚相见，无所保留。”日来月往，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与人为善、替人着想，甚至会把对方摆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场病，谢国桢在东直门的中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状况不见好转，诊断也迟迟没有明确结论。家人和学生不放心，就商量着把他转到协和医院去。那边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长级别以上的高干，为此还惊动了陈云，做了特别批示。转院前一晚，商传在病房陪着谢国桢，天色还没亮，老人就坐起来了，说要跟学生说两句心里话。“第一，我谢国桢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中医院对我不错，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转院？第二，你们不要做学问，都去做官，生病的话，住院比较方便。”这当然都是气话。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轮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开，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闲聊似地告诉任道斌：“以前招收你们做研究生时，就想着把你们带出来了就好。”说这话时，任道斌与商传已经从社科院毕业，正式接过了老师的衣钵。
谢国桢走了，骨灰安葬在无锡青龙山。“我方愧恨自己对他的关心和了解实在太晚，也太少了。”（《怀念我的父亲》）女儿谢纪青为了纪念父亲，表达照顾不周的歉意，让儿子改姓谢，这就是谢小彬名字的来历。
“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
谢国桢在79岁时对于个人学术生涯做过总结：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么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除了跟弟子们谈人生、聊理想，他也很乐意分享治学的心得：“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谢国桢的立场是不能哗众取宠，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要以虚假作真实。“先生都是论从史出，而非空论，属于比较传统的中国文人，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文笔好、情感深，读了他写的史书，就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时期的生活画卷。”任道斌脱口而出，他们的治学要求是小题大做、实事求是，在充分掌握前人史料的基础上再做学问。比如对于明代学者方以智的研究，谢国桢认为前人掌握的史料不够，在没有了解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议论。“他觉得不可取，就让我踏踏实实去做，编了一本方以智年谱，这也是梁启超教他的——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年谱编出来。”任道斌说。
多看杂书是谢国桢立下的另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光抱着一个课题自己看，底蕴不够，视野也不够宽，触类旁通的东西都不知道，”商传将老师传授的做法沿用到自己的学生身上，“看了杂书，知识能够连贯起来，见识也就不一样了。”不过他也有遗憾的事，因为年轻时主意太大，觉得对明朝的典章制度不熟悉，研究起来可能有困难，所以一开始没有做晚明，主要还是围绕明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后来等自己再想去做晚明的时候，老师已经去世了。”
做谢国桢的学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他燃烧过青春的北图，报上老师的大名就能享受VIP待遇。任道斌说，当时北图只有一两台看胶片的机器，进口的，很抢手，他去了就可以优先使用。看管善本部的是一位脾气很厉害的老太太，别人来借书一般都不理睬，碰上死缠烂打的还会轰出去，但是见到谢国桢的学生来了，总是客气帮着一起找书。商传回忆道，有一次临近中午时分，老太太见任道斌只顾看书没有吃饭，就主动跑出去给他买来点心。“这些都是老师的恩泽。”
谢国桢总爱称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可实际上，他的治学态度一点也不马虎，方法上也是独辟蹊径、出奇制胜。为了研究问题，撰写专题论文，谢国桢收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自此养成了收藏野史笔记的爱好。在服务北图的近十年时间里，休息时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启超用过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张南父子垣事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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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曾抱怨、学术不知满足，这是谢国桢的一贯态度。在《谢国桢全集》的自述中，他是这么说的：“我一生在良师益友教督之下，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又因为在图书馆做事，就想学习版本学，尤其想学习为研究学问指明道路和提供资料的目录学……这六十年来，碌碌得很，只写了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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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国桢全集》出版后，李学勤也以他的所知所晓，概括了谢国桢的学术贡献。“首先，谢先生是史学里面一个重要分支——晚明史的奠基人。”他认为《晚明史籍考》是一本了不起的着作，由于这个题目是梁启超出的，这也说明谢国桢继承了梁的新史学传统。“我读高中时对晚明感兴趣，就把书找来看了，后来跟着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更加体会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李学勤直言，尽管没有缘分做谢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晚明知识都是从对方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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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学勤的讲述中，也透露出遗憾和无奈，因为谢国桢很重视汉代的文物研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可惜没能大展其才。“学者每每如此，想做什么事不一定都能做到。”翻看着《谢国桢全集》，他说自己很怀念谢先生：“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谢先生没能竭尽所能、发挥所长，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他的成就与贡献一定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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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十册)，北京出版社2014年1月版，3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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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十巨册的《谢国桢全集》已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谢国桢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着名的藏书家。谢国桢全集能够问世，对这位学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纪念。《谢国桢全集》中，前七册收录了作者曾经发表的专着及文章，后三册则为首次出版的《瓜蒂庵藏书总目》和作者生前未刊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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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中的手稿，全部影印，不作删改。计其篇目，有《悔馀存稿》、《悔馀诗存》、《锦城游记》、《悔馀丛稿》、《杂诗》、《刚主籀史书目》六种。主编杨璐先生在《谢国桢全集》后记中云：“文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谢老未发表的《悔馀诗存》、《悔馀丛稿》等手稿……诗文相间，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对文史界六十馀位同仁，皆有评述，并告诉我：‘只有我死了，才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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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者未发表的手稿，有一些后来已收入《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文集》中对“文史界六十馀位同仁”的相关评述，有不少却因当时的种种顾虑被整理者删剃。这次《谢国桢全集》出版，被删剃的相关评述，都能以影印的方式保留原始面貌，无疑是《谢国桢全集》的重要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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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例：文史学者刘盼遂在“文革”初期被批斗致死之事，论者向来不少。但对其遭受批斗的原因，却多语焉不详。在《悔馀诗存》中，谢国桢提及清华同学侯堮，恰与刘氏之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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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堮字芸圻，无为人，亦余之清华同学，少能诗，曾治三礼，然务外不肯学，以依附权门自活。盼遂之殁，堮居毗邻，堮本攀附三家村吴晗得进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反诬盼遂与吴晗有关，强为作证，又不与盼遂之子女即时向师范大学汇报，邻里不察，激起义愤，致加猝击，侯堮卖友求荣，盼遂之卒，实为蜚人含沙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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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与刘盼遂相交莫逆，在刘盼遂去世的前几天，谢、刘二人还“晤谈至快”。因此，谢氏对当时的情形，所知自比一般人为多。手稿后面还说，“文革”中，侯氏故技重施，又向宣传队中伤谢氏。再后来，侯氏竟逼死结发之妻，自己最终也抱病而卒。这些个人悲剧无非是时代悲剧的缩影，而能为那个特殊时代留下这些真实的记录，正是谢氏手稿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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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谢国桢在手稿中月旦人物，常常笔挟风霜，毫不留情。这自然因为谢氏并未打算将手稿在生前发表，故出语全无顾忌。我们再看看《悔馀诗存》中对着名学者陆侃如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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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辈清华同学受业于梁任公师之门，为既成事实，只可批判，不容隐讳。同学陆侃如毕业后赴沪上，既否认梁任公为师，投身于国民党怀抱之中，夤缘取巧，平步青云。解放后，又以投机媚世，扶摇直上，升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余与侃如同学时，见其割裂图书馆中所藏《汉魏丛书》中之《杂事秘辛》置于镜之后面，固已鄙其为人，既其在燕京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以调戏女助教被逐，其妻冯沅君贤淑成性处之如夷，为完成其课业之事，余颇敬之。既来山大，沦为右派，又以强奸幼女，逮捕入狱，闻已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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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氏所述，有的来于亲见，有的得自传闻，未必皆可信，但也绝不会全是空穴来风。据谢氏自云，《悔馀诗存》的手稿是在“文革”中偷偷写下，藏于行箧，用以自怡的。笔者读后，也感到谢氏的文字朴直平实，如对自己在沦陷时期任教于伪北京大学等事从不讳言，还时常流露出真诚的忏悔。在经过“思想改造”后，谢氏一追念平生，总觉今是而昨非；而一提到党的宽大政策，又动辄感激涕零。因此，这批手稿实可看作一位知名学者在特殊年代中的心灵实录，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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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全集》中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无疑是首次出版的《瓜蒂庵藏书总目》。我们知道，谢国桢藏书甚富，尤以明清笔记稗乘闻名。但收入《谢国桢全集》的《藏书总目》是如何编纂的，因该分册无任何前言后记予以说明，读者无法得知。只有《谢国桢全集》前，谢氏外孙谢小彬在一篇文章中，才稍稍透露出一点消息：“母亲一直与外公的两位关门大弟子、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和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任道斌先生以及社科院历史所有关人士长期保持联系，促成了外公藏书的目录编制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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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谢国桢全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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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黄石一家书城。以前来，店里书并不多，都是卖一些励志类畅销类的书籍。昨天，竟然发现角落有一堆新书，而且都是崭新还没来及整理的。店主说，是才到的，还没归类。我兴奋地翻找了一遍，发现有一套《谢国桢全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顿时热血沸腾，这谢老可是着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京东上都卖得很贵，一套10本的《谢国桢全集》，要3000多元，单本也值个好几百。还有几本近代学者的书话集。
这堆书有不少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的书。找得我都出了汗，最后扛了一麻袋回来，花了2000多块大洋。当然了《谢国桢全集》是必收的！
回来时，我跟同学一说，他也很感兴趣，今天又去了一趟，又买了一麻袋，两天共买了一百多本，共花2200块大洋。这可是我淘书史上的“吉尼斯记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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