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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共3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是孙宝暄。zxP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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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于政治时事变动、个人生活行事及读书心得三者兼而有之，内容包罗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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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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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序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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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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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暄（1874——1924），字仲屿，浙江钱塘人。父亲孙诒经是光绪朝的户部侍郎。大哥孙宝琦，曾任清庭驻法、驻德公使和顺天府尹，在民国还做过国务总理。岳父李翰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之兄。孙宝暄自己历官工部、邮传部、大理院，民国后曾任宁波海关监督。 孙宝暄在后世名气不大，但在当年影响不小，他曾和丁日昌之子丁惠康、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以及谭嗣同齐名，并称“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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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忘山庐日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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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已读上册。书中记载了读书心得，与人聊天的对话内容，比较详细。从中可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作者）读书很广泛，古今中外都有涉猎，是位趋新人士。他很佩服李鸿章，和宋恕是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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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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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浊世之人，其品愈高，其名愈隐；其品愈卑，其名愈着。同一读书也，学藻实者，不如学义旨者矣。义旨，书之精；藻实，书之粗也。然而精者得空名，粗者得实名。学叙目者，更不如学藻实者矣。叙目，书之表；藻实，书之里也。然而里者得陋名，表者得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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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梨洲曰：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人淡知罪商鞅、李斯，而不知其发源于管夷吾。《管子》首篇论牧民，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前面说顺民心，在民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接着话锋一转：能富贵，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则民为之灭绝。是前所以生之，正所以杀之，故为人民服务，其实是让人民服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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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评宋儒：于心性之学不为无功，气教人读书之法亦极精要，惜其治内而遗外，又非出世学，故语天下事多不审情理，驯至遗毒后世，亦势所必然。然观其书，颇能敛壹人心，使不躁动，而潜入理境，则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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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记燕公(宋恕)驳《伪经考》，极确。谓秦愚天下，非欲自愚，不许天下藏《诗》《书》，断无自藏而研习之理。燕之着述，极精。谓法家忠一姓，儒忠万姓；兵家为君御侮，儒为民除暴。道与侠，其轻君之旨与儒同，惟道家知其不可为而独善其身，儒知不可为而身争之。侠欲以势力侵民贼之权，儒欲以义理破独夫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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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宋恕风节为晚清第一，其经世之学，远在包慎伯之上，无论龚魏诸人。宋于古今名臣中，最服膺唐陆宣公、宋司马温公，二人皆洞悉民情、深达治体者也。宋恕即宋衡，与陈黻宸、陈虬并称“浙东三杰”，孙谓其于古今政治利弊，民情隐微，了然指掌，盖旷世之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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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与宋恕、章炳麟纵论古今。章谓伯夷近杨，伊尹近墨，孟子尊伯夷伊尹而辟杨墨者，因杨墨以是立教，惧有流弊。宋谓五代冯道，其行事最近柳下惠，无论其君为伯夷为禽兽，皆可屈节事之，其志第欲保全善类，为吾所欲为也。章又谓杨非吝财，墨非殉身，杨志在励己，损己之节，不为也；墨志在救世，故污己之名，亦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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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于清古文家最折服恽子居、汪容甫；于人品最折服李穆堂、孙文定。最痛恶方苞之文，李光地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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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清之创世硕儒，前有亭林、梨洲、船山、习斋、铸万，后有慎伯、璱人、默深、树滨、实斋，此十先生书，皆不可不深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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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恕论古今善读书者，推王充、刘子元、章实斋三人，盖能于数千年典籍如庖丁解牛，批却导窾，一无障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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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主者，往往自读书甚多，而教人不读书，不知何意？孙宝瑄曰：此仍愚民之旨。盖恐人读书多而意见与之歧，不能专一而向其教，则教力不坚强而难行远。诚然，独立，自由，怀疑，这就是最好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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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秦汉下惟唐徐有功、五代冯道二人似之。又谓周末诸子百家竞起，而散分四派，儒、墨、老、法。秦汉以降，法家主持世间，儒墨后学，强半为所用，独老家潜与之抗，而救其穷，试观历朝号称循吏贤相者，莫不得老家之微意，以宽济严，以静制动，以简约烦，庶几民得稍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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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小人固足误天下，君子而昧于事理者，其误天下亦不减小人。而中国草昧之世，君子往往不通事理，明中叶后益甚，盖八比误之也。通事理者反在小人，此小人益得志也。八比，八股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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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深山虎太郎曰：公议之国，人人皆爱国之人；独裁之国，爱国者惟有一人，即其君耳。孙宝瑄谓独裁之国，以亿兆人身家性命，系于一人之身，其人不必大无道也，即喜怒爱憎略有所偏，而天下已不胜受其祸。有时一人，化为某党，某派，某系，某代，某集团……此两语百十年后闻之，亦振聋发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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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辛丑年正月七日记：石头记虽小说，而于支那人情世变，官场利病，言之切中，能发人深省。如贾政出任粮道一则，写得一正人君子，为家奴书役所愚弄，始知在今日作好官之男，法弊则然也，不改法而但责人，未见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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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传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梅文鼎《算历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为三大奇书，孙宝瑄嫌李书疏漏，易马骕《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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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杀身足以救天下，吾则为之；杀一身而不足以救天下，吾弗为也。全一身足以害天下，吾则为之；全一身而不足以害天下，吾则为之。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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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天下有二种人，曰立言者，曰立功者。立言者必先明理，立功者必先明势。不明理，其言无当；不明势，其功不成。虽然，明理而不明势，言虽当而不可行；明势而不明理，功虽成而不足贵。故必兼明理与势，而后可也。今日海内号称新党者伙，然明理者多，明势者少，故大都为空言，不能密合事理，终成画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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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古今词人惓惓于家国者，前有庾子山，后有杜少陵。其怀才落魄，悲伤身世者，则冯敬通、祢正平、汪容甫三人而已。但是，后一种却多了个去，能流出汤卿谋三副眼泪的，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从来沦落不偶，三哭文章不遇识者，代代都有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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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评戏曲：秦腔哀怨激厉，亡国之音，不足尚也；昆腔柔曼靡丽，但传才子佳人而已；惟京腔中老生所唱者，虽词涉鄙俚，而音节悲感苍凉，能传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情怀。擅其技者，惟谭心培、孙菊仙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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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古人饮食中，有极美之品，为今人所不留意者。如作醢一法，先膊干其肉，乃后蓙之，杂以梁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甑中，百日即成，名之曰醢。此肉余料其味必佳，惜今人无有仿其法行之者也。按：此肉似今日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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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与彦复论果品：甘蔗，荸荠，菱角，莲子，藕，栗子，石榴，下品也；苹果，鸭梨，柿子，大橙，橘，柚，西瓜，中品也；荔枝，香蕉，水蜜桃，牛乳葡萄，橄榄，枣，樱桃，上品也。上品花有三种：兰，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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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薨时，都中各国使馆无下旗者，惟美国下旗。美国人称李鸿章之才，不下郫斯麦。孙宝瑄谓李鸿章如春秋郑国子产，以弱国处列强之中，能安内和外数十年，为救时宰相，古今只此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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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1901年十一月十一日记：谈新旧不论是非，今日浮浪子一大弊也，夫是非之所在，公理之所在也。无是非，则无公理，既无公理，则此世界成何世界？我辈所以痛心疾首于今之世界者，谓其有势利而无公理也。讲明公理，尚不足敌势利之焰，况不论公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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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人居官无骄贵气，读书无迂酸气，为将无犷悍气，营商无市井气，是皆能有余乎其外者。凡老年须有少壮气，女子须有丈夫气，优伶须有贵介气，倡妓须有闺秀气。孙宝瑄愿入四无党，无新旧，无满汉，无帝后，无君权民权，惟善恶是非，则不能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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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读《圣经》，将上帝一一改为神物。神物者何？佛家谓金刚不坏身；儒家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家谓窈窈冥冥，其中有精。谓神物之无形无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与儒佛老之状道体同。基督教上帝赐我之食物，如佛家之牛乳；儒家之源泉；道家之金丹。孔子未成道之佛，释迦始成道之佛，耶稣已成道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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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佛家戒杀之义，盖天下不杀人者，往往杀己；不杀己者，往往杀人。惟不杀吉者，又不杀人，此所以为圣人。犯淫行无伦理者，禽兽之行也；杀人以肥己者，禽兽之虎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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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记李鸿章临殁时，直隶藩司周馥来见，李已昏迷，不省人事。周大哭。李忽张目谓周曰：我国将来如长此贫弱，惟有联俄；倘能富强，则宜拒俄。言已气绝。按：后之百十年事，仍不出李之遗策筹画之中，忽而祸福兴于一旦，赤县赤地赤族，观李之谋似尚未足，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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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壬寅一月十一日记：今日人争言变法矣，然须先求变法之人，与变法之法，而后可以变法。无人变法，法于何变？作者以为至言。凡举天下之大事，必人法财藉三事而行之。若人非其人，法非其法，惟有从扰殃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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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户字作何解，世无知者。孙宝瑄解曰：所谓户者，天地根，生死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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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论上海三苦三乐，帝都则苦少乐多，除车尘道路外，别无所苦。其乐有六：山林之雄奇，宫阙之壮丽，林木之葱郁，寺观之苍古，街衢之广阔，房屋之轩爽。其他还有酒楼论道，厂肆收书，妓馆谈禅，剧台听乐，合为十乐。皆南方所不能胜，他处所绝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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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题《石头记》：读书观海几春秋，胜友相招最上头。从此华严开脑界，黄粱不梦梦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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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晚清)上海倡伎不下数千家，沉迷其中者不下数万人，竟别组织一世界。此世界中，亦自有条理部分权限，善此世界者，亦别有经济学问。近人有着《海上花列传》一书，即此世界之表象也。按：晚清妓部文学盛行，关于上海有我所知道的就有十多不部，亦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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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山庐日记》：益斋(黄邃之)云，和尚断婚娶，本非印度之法，盖番僧来中土后，唐太宗虑起种族强盛，乃设此法以限之。评：好法！好皇帝！今日朝阳有上千个仁波切，他地亦更多，于佛法不可说或你们不懂，于供养于双修耳朵都竖起来了，何日能立法尽断此辈驴根，亦无上之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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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唐臣之有功国家者，以狄仁杰、李泌、陆贽、李绛、李德裕为最，宋臣之有功者独有吕端、寇准、富弼、赵汝愚四人而已。其余正人贤士虽甚多，而朝廷不能竟其用，故不能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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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天下书籍浩如烟海，不能尽读，择其要者，分为三种：当诵之书，当记之书，当寻绎之书。盖当诵者词章之类，资以作文；当记者掌故之类，资以考古；当寻绎者义理之类，资以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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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人兼德才识三者，谓之完人。有德无才识者，自守而已，不能有功于人；有德才无识者，可办事而不可论事；有德识而无才者，能论事而不能办事。若有才识而无德者，其才识皆不足称，诡才而已，小智而已，足以害天下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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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谓明说部《玉磬兰》，写一人无恶不作，厥后种种恶报，与《石头记》近似而非者。语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石头记》之所为，即君子得之固躬；从《玉磬兰》所为，即小人得之轻命也。是说部余未曾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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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我国人之大病在自以为是，但知责人，不知省己。无论新旧两党，皆易犯此，是何以故？曰：阙德育。凡有德者，其心必虚，虚则不耻下人，能下人而后可以居人之上，而后可以由人。按：此言百十年后之凿凿，由责几近于谩骂，极端者去朝阳公园南门约架或约炮，于理多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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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1903年九月二日记：今我国人被白种人呼曰三等下贱之国，非以国势之削弱，国权之不振而然也。由于我国人民侨居海外者品行大卑劣，故为外人所轻贱。曰，此支那人普遍之性格也。既贱其人，安得不贱其国乎？评：今日亦然，中国之蝗虫迹遍天下，中国之贪官杀进曼哈顿，中国之大妈挤进华尔街，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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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无聊，忆及江南风物。每到春夏之交，一叶扁舟，烟波无际，岸草摇绿，白云在天。问渔翁买鱼数尾，烹以下酒，醉酒推窗，看六朝山色，以视眼前之四面童山，两洼干泥，半段残桥者，景物孰胜？孙宝瑄在濠门旅舍看到的这段话，真是写到我的心里去了。客中之况，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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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日记是怎样携程（写成不是携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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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居住当时的上海，有三苦三乐。三苦是：观剧苦，游会苦，猎围苦；而三乐是：道路平坦之乐，消息灵通之乐，避乱免祸之乐。
日记是拿来干什么用的？是纯粹因为人生杂事众多，为免健忘，以此记录自己？抑或羞于自我夸耀，为免扭捏作态，以此拔高自己，以备他日公开？
当然，更等而下之的，是完全作假，刻意编造，形塑自己或自己所附者之高大形象，欺世盗名。不过我对这一类也未必很痛恨，原因很简单：世人大都不会那么傻，拿人家涮自己的话当真。如果造日记、用日记的人这么想，很简单，那是他自己傻而已。
前两天，偶然找到一部久知其名的日记来看，一看竟入了迷。因只有上册，还央人借来下册，真有点儿见猎心喜。这便是清末杭州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 孙氏给自己写日记定下三条规则：一是绝对真实，“每日所作事，无论善恶，皆直书，不得稍有讳饰”。二是不轻论别人，“不许訾（z）议人，亦不许无端赞美人，惟已没世者不在此例”。三是严守学术规则，“用他人之论说，精粹者亦可笔诸日记，但不得攘为己有，须冠以某某人曰字样”。也只有这样的规则下写成的日记，才有人信。你说是吗？
孙宝瑄（1874—1924），字仲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即财政部副部长；兄孙宝琦，曾任顺天府尹，也就是北京市的一把手了，民国时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瑄自己的官运不怎么样，清末时当过几任小官，民国初年当过宁波海关监督。
但是，他的日记很有趣。他特别喜欢读书、思考问题，并且常发议论。处身于时代大变局，孙宝瑄的思路变化很快。而他所交的朋友，如章太炎等，经常和他一起畅谈论学论文的，其余如梁启超、宋恕、吴保初等，都可让人仰视。
孙宝瑄的议论常常很有意思。如古代常求隐逸于山林之中，他评论说：这是据乱世之恶俗。“夫学问以成材也，一人独学则难成，与人共学则易成。闻见之广廓，师友之扶持，在野不如在都也。是故国家之兴也，人材自学校出；国家之衰也，人材自山林出。”讲得极透，而且强调了城市对文化集聚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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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居住当时的上海，有三苦三乐。三苦是：观剧苦，游会苦，猎围苦；而三乐是：道路平坦之乐，消息灵通之乐，避乱免祸之乐。三苦三乐的第三条可略为解释，猎围是指访妓，而名妓应酬太多，不能及时照应；避乱免祸是指住在租界里，有外国人保护，庶几免于当时的乱世之忧。相比起来，他觉得北京更好，“除车尘道路外，别无所苦”。让我们遥想古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少不可及处，当然也有远胜处。
孙宝瑄也谈到过当时的新闻界，但他将其与西方比较后，大加挞伐。他说：报馆之主笔，半为无赖之徒，有些甚至以揭露隐私相要挟诈人钱财。“我国政事之权，操于胥吏。议论之权，操于无赖。噫！”
《忘山庐日记》，孙宝瑄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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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忘山庐日记剖析孙宝瑄世界历史观范文
孙宝瑄（１８７４～１９２４），字仲玙，杭州（今浙江钱塘）人，因生于晚清官宦世家及其博览群书而享誉政坛与思想界。本文根据１８９４～１９０８年间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所记读书情况，分析他的世界历史认识，探讨其变革观的转变与世界历史认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末士大夫思想的转变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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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识西方议院与民权（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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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忘山庐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世界史地书目，是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三日（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８日）孙宝瑄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２８页）。第二次出现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０日）。这一天，孙宝瑄购得《中西纪事》和《万国史记》（同上，第６３页）。《忘山庐日记》中最早出现西方议院的内容，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４日）有关议院弊端的记载。他写道：“《西事类编》谓：西人议院之设，亦多流弊。每树立党援，挟持朝政，不论理之是非，而一二有识之士，或以寡不敌众，引身乞退，如是者比比。故西人亦有称中国法制为善者。天下无无弊之政，信然。”（同上，第６７页）由于丢失光绪二十一年和光绪二十二年的日记，我们无法了解这两年孙宝瑄思想认识的变化。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年初起，孙宝瑄勤于“录西史”，他对西方民权开始有赞叹之语，认识到西方民权是民智进步到一定程度后，较为适宜的政治制度。他说：“泰西能扶植民权者，始于法兰西王腓立第四创民会也，而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继之。夐绝哉，宜今日变法兴盛之暴也！”（同上，第７６页）“美之立为民主者，赖欧洲诸国开其智于先，已人人化其野蛮之气习，故能一变至道。”（同上，第９５页）他认为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只要符合民智的水平，实现治效，就是达到了政治统治的目的。鉴于中国的民智程度，他主张先开民智，后兴民权。他说：“君主、民主，政异治也。民愚不能自主，君主之，唐虞三代是也。民智能自主，君听于民，泰西是也。而凡所以为民，是政通矣。”（同上，第８０页）“民智未开而即创自主之说，是导四百兆民尽为乱党，而依然强陵（凌）弱，众暴寡，为血肉相糜之天下，何补于世耶……若中国之民，受嬴秦后数千年压力，愚蠢昏昧，至无复加，乃骤欲谈民主之高论，是执久饿者而饱以粱肉，非不美也，其死可立待，无渐引之法也。”（同上，第９５页）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１日），孙宝瑄已经“录外史中古纪终，计一千年。罗马衰灭，诸国强盛，皆略可见”（同上，第１５９页）。不过日记中所列西史书目仅有《万国近政考略》、《列国岁计政要》、《探地名人传略》、《罗马古传》几部。新报新书有《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知新报》、《时务报》、《各国交涉公法论》、《万国公法》、《百年一觉》、《心灵学》、《天演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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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历史认识及变革观转变（１８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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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下半年，孙宝瑄的变革观从前一年的先开民智转向先设议院、兴民权。转变的动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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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及其友人宋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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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民智潜在引发的民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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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孙宝瑄仍然坚持“录外史”，“治西史如常课”。同时，他开始重点阅读日本历史及新学书籍，如《日本政纪》、《日本外史》、《日本国史略》、《明治新史》、《西学述略》、《国闻汇编》等。当年六月二十八，孙宝瑄与宋恕一起讨论阅读《明治新史》的感受。二人对于日本和俄国设立“议院”的情况很感兴趣。关于先开民智还是先设议院的问题，孙宝瑄犹疑不定。宋恕则将设立议院视为日本变法的根本和实现富强的本因，认为议院能促进民智，主张中国从速设立议院。他说：“日本变法之初，先设议事所，举国人议事，盖真得变法之要诀矣。俄虽仅图富强，不伸民权，然仍设上院议士，惟所举者皆贵族耳。可知欲振兴诸务，实事求是者，非议院不能有成。今之操议院缓立之说者，皆大误天下也。”“有议院，则天下之学使、乡会试考官、书院山长，必由公举矣。所举者虽不必骤获硕学渊德之士，而庸劣陋恶顽暗之人必渐少，天下之为时文者必有进无退……民智渐开，公理日明，必有废八比之一日。今不开议院，仅改时文为策论，虽足一新耳目，而主试非人……仍无补于天下。”（同上，第２４２页）七月初一二人再次讨论。宋恕坚持：中国变革务必从根本处着手，若开议院，中国进步将必然非常可观，定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治效”。他说：“夫今日之人，特患无进步之权耳；使假其权，则无不日思进步者，且日进而无退矣。故吾谓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八行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可决也。”（同上，第２４３页）次日，孙宝瑄被说服，明确表示中国变革非先扶民权不可。他说：“余昔谓先开民智而后扶民权，今始悟非先扶民权不可。开民智，民皆有争自主之心。今重抑之，而皆伈伈睍睍，俯首下心者，以尚愚也。稍智，则必起而相争。争之不能得，必酿大变，如孙逸仙是已。惟先设议院，以伸其权，而后徐辟其智，则民心已平，而无所争。无争则自不为乱。”（同上，第２４３页）除了宋恕所坚持的以议院促民智进步外，孙宝瑄接受先设议院，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民智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如果民智已开，却缺乏疏导民意的机构，必然会引起民乱。而且，与以往历史上因为水旱饥馑、冻馁穷困等被迫起来的反抗不同，民众觉醒后对自身权利、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的主动要求，后劲必足。假若官府“欲讨而歼之，有不出于死斗者乎？大乱作矣，民与君树敌国矣”。如果“乱而果成”，“中国之君权去，非不深幸也”。但是，现实情况下，他认为反抗必不能成。因为如果中国自己不能平乱，那么，“欧洲强国必代平之”，从而“瓜分之局定矣”。“瓜分已，则欧人必重抑吾民，重愚吾民，而黄种将为黑奴矣”。出于对亡国为奴的忧虑，孙宝瑄认为必先开议院，他说：“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同上，第２４３页）到九月十四，日记显示出孙宝瑄对“议院”的评价完全是积极的。他将其作用阐释得淋漓尽致，似乎有了议院，就一定能够实现“民智日进，公理愈明”。他说：“无议院，则士夫上书者，各竞意气，并尚私智，徒乱人主之耳目，而无所折衷，其害愈甚。有议院，则公举有法，辨难有规，采访有使，总制有人，从违画一，意气无所施，私智不得逞，收广益之效，无盈庭之弊，民智日进，公理愈明，尚何虞乎？”他认为日本人深山虎大郎的看法，即“公议之国，人人皆爱国之人；独裁之国，爱国者惟有一人，即其君耳”（同上，第２６９页），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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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历史认识与变革观再变（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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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１９０１年６月６日）的日记中，孙宝瑄明确记下了自己变革观的又一次转变：由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的设议院、兴民权转向君主立宪政体，主张君民共治、纳君权与民权于法中。其转变原因，主要是从西方历史中了解到“民权不能无弊”。他写到：“余当甲午、乙未之交，始谈变法，今越四五年矣，论议盖凡数变。初则注意于学堂报馆，继则主张民权，以为非先设议院，许公举，则一切法不可变，变之徒滋扰；卒又知偏于民权之不能无弊也，遂主持立宪政体，纳君权民权于法之中，而君民共治，为数年立论之归束。”（同上，第３５０页）前面提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年末，孙宝瑄就曾记下《西事类编》中讲到的“议院之弊”。那时，他相信“天下无无弊之政”，认为：适宜民智程度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中国的民智只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开设议院、兴民权。但是，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日本立宪一事促使他改变了态度，他将“议院”视为万能的法宝，以为日本变革因立宪而致富强。孙宝瑄通过西方政治、历史书籍，再次认识到民权的弊端。他读到《万法精理》中关于民权之弊的看法，即“论民权政治或丧其德，则其国必乱，且不可救药”。他觉得这个道理自己从前没有想到，读了希腊史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他写道：“希腊之衰也，士帕太王亚治士年少，励精图治，悯国法紊乱，欲复利古尔厄旧宪。国人偷惰，不悦新法，竟捕王杀之。”那么，该如何消除民权之弊呢？他认为：或许可以通过立宪，确定君民各自的权限，纳君民于法律。他写到：“纯用君权，与纯用民权，皆有弊也。折衷之道，其惟立宪乎？立宪者也，纳君民于法律，而莫敢不遵者也。”（同上，第３３３页）通过和友人的研究讨论，他认为“分权”、“利专”是今日东西方文明国政治学术迅速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说：“权分，则人互结其团力，求政之不平等而不得也；利专，则人各奋其聪明，求学之不造极而不得也。学，知也；政，行也。知行并进，所以去野蛮日远矣。”（同上，第３３９页）显然，此前孙宝瑄认为的议院只是以公举赋予权利的方式，并不了解议院还与法律限制权利相关。这时他认识到：立宪的目的是将各方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各方享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和权利。由此，他认为：改革必须各方上下一心，实事求是，才能振作自强，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变法的关键在于切实改进政体，以立宪代替专制。他说：“不改政体，何由而能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今欲通之，惟有改专制为立宪，设上下议院，万机决于公论，庶几朝野君民之间，无壅闭隔阂之患，人人自能实力奉公矣。”（同上，第４８８页）由于缺失光绪二十五年和光绪二十六的日记，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孙宝瑄上述转变发生的时间、原因。然而，我们知道在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间，他除了继续阅读历史书籍（如《日本政党小史》、《欧洲财政史》、《西学探源》、《罗马史》、《英雄传》、《经国美谈》等）之外，还阅读大量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译着，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伯盖内《政治学》、斯密《原富》、李士德《理财学》、井上毅《各国国民公私权考》、乌谷部铣《政治学提纲》、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加藤弘之《物竞论》等等。同时，他还关注中国知识界的报刊和着作，如《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译书汇编》、《仁学》、《南海传》、《中国最新度支》、《新民报》等。对于这些历史、政治、哲学着作的研读，不仅使他的知识范围大大扩展，无疑也使他对西学知识的掌握更加丰富和深刻，对西方历史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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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去世，丁文江（中国地质学鼻祖，泰州人）收集材料编写梁任公年谱，托人抄录《忘山庐日记》中有关梁任公的材料。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孙慕韩的兄弟孙仲屿有很详细的日记……每天有几百到几千字，关于学问的札记极多，有刊行的价值。但是我曾向菊生先生提过，他说商务现状太坏，决计印不出来。”（藏书《胡适来往书信集》上第518页）世事沧桑，待到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当年的《忘山庐日记》已经散失近半了。
1908年5月17日晚，孙宝暄“独坐园中，与林石相对”，忽然想起“前闻母言，余生时仿佛有僧入室。余因影僧衣小像悬诸斋中，题曰忘山前身也。”遂成五律一首：“犹自耽禅味，前身何处僧？空山—声磐，古殿百年灯。履虎吾谁惕，驯龙病未能。三千沙界远，怀此日竞竞。”（第1201页）
孙宝暄自号忘山居士。“忘山”一词来自《永嘉禅师语录》：“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忘山居士是以忘山而见道自许的，他曾有《读楞严经》诗云：“一卷楞严惊幻梦，三千世界破虚空。霎时大海浮沤起，谁信灵光万里通。” （第432页）
谭嗣同是忘山居士的好友，对于谭嗣同舍生取义的道德力量，忘山居士认为是学佛得来的：“若真能治佛学者，其慈悲热力，不知增长若干度，救世之心愈切矣。救世之心切，则一切有益于群之事，无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关，如谭浏阳其人者，谁谓佛学之空哉！且以经济着名如康梁辈，皆研治佛学之人，如谓习佛便空，则此一辈人皆当息影空山，为方外人，何必抢攘于朝堂之上，以图变法救国耶？公辈既不读佛书，不知佛学之大，而妄加訾议，似可不必。”（第392页）而日记中更多的是忘山居士不断积累增长的“履虎驯龙”之识。
1897年7月，24岁的忘山居士拜见了岳父的弟弟李鸿章，他年轻气盛，纵论天下：“初五日，晴。谒合肥相国，纵谈。”不料被老长辈拨了一头冷水“合肥言：汝海上来，作何名论，至此都无用。吾大臣，天子之牛马也。汝辈犹虮蛩。”孙宝暄应声答道：“然则百姓如草芥矣。”（第123页）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是把天子看作寇仇了，书生意气，很有点愤青的意思。
四年后，他开始感到这个长辈值得敬重：“余与合肥虽至戚，甲午以前每每痛诋之，自审知中外政务以来，始不敢厚非，稍稍敬重之。凡遇訾议合肥者．必为力辨，非袒其私，欲伸公义于天下也。”（第310页）后来忘山居士挽合肥联曰：“与五洲万国缔交，从古英豪谁可匹；为宗社生灵受谤，此中心事几人知”（第466页）不仅如此，忘山居士对李合肥还有更深入的评价。曾有人认为李鸿章应该称帝，作为侄女婿的他却不以为然：“纵李之学识臻极顶，亦不能以一人而独为之，况李之识力固犹有未到者耶？吾恐战胜功成之后，仍不免袭二十四朝之旧轨，为亿万年子孙金城汤池之业，但于政治中略变其面貌，效法欧西耳；而脏腑中之朽坏，依然不动也，则亦何贵其能自帝乎？是故支那之不兴，天为之也。天行之力，横肆数千年矣，非人力旦夕所能回也。”（第503页）
忘山居士要从脏腑中“效法欧西”，从体制上进行改革。1907年正月十二日，忘山居士读报，看到御史吴钫建议“三权分立”的奏疏，兴奋不已：“御史吴钫一疏，伟识闳议，为近日言官中不多得之文字。盖即论司法与行政权亟宜分立，以祛种种弊害，语语痛切。”（第986页）
忘山居士虽是“高干子弟”，但长期只是处江湖之远。一天他与几个人闲聊，大家津津乐道三年前的戊戌朝局，谈得兴起“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载恬，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瞿鸿玑，薛宝钗；……章炳麟，焦大；……谭嗣同，晴雯。”（第372页）就在亦庄亦谐议论朝堂大事之时，座中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一位年轻女子。
28岁的忘山居士在上海遇到了这位红颜知己，芳名张冠霞。日记中常有“招冠霞来共饭。饭罢，与偕入城，坐谈。向晚，冠霞始去。”（第395页）之类的记录。这年中秋下着雨，星月都隐，忘山居士郑重地说：“余与张冠霞二人，分等君臣，恩犹父子，爱若兄弟，情同夫妇，交游往来如朋友，盖在五伦之外，而能兼五伦者也。”（第399页）后来他历数自己在上海的友人，罗列了学友、谈友、诗友、道友、佛友，最后是“情友，张冠霞”（第410页）。这年腊月二十五晚上，“至丹桂观剧，演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冠霞扮英台，色妙丽不减当年，易男服游学三年，与山伯同卧起，不知其为女于。比英台归家，山伯访之，则靓妆出见。山伯销魂，余亦为醉倒。盖冠霞居然一大家闺秀也。余自叹何幸享是艳福。”（第465页）一段情事至此渐入佳境。这位冠霞估计是淡出演艺圈的交际花。无论如何，这对才子佳人是值得祝福的，欣慰的是结局还算圆满：“馈银饼二百枚，冠霞得于月之四日完娶，有室家之乐。”（第466页）
刚才说过，看日记就象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今天是心馀35岁上的旧历4月20日，来看看99年前忘山居士35岁上的这一天：“二十日，晴，风起扬沙。斋中静坐，阶前海棠花渐放，蛱蝶乱飞，得句云：爱花谁似蝶。俄属对云：好学不如蝉。观老子《道德经》，孰味曲则全三字，吴草庐注云：人苟贪多务广，纵心全体，不肯致曲，其弊博而不精，堕于空虚无用。惟从事于曲极深研，几触类旁通，斯由曲以造全也，不难矣。忘山曰：凡为学者审此……”（第1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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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与他的《忘山庐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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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生于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卒于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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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的人估计不多，因为他既没有做过高官，又算不上着名的文人和学者。不过，他生于官宦世家，父亲诒经，是光绪朝户部侍郎；哥哥孙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入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他的妻父李翰章，即李鸿章之兄，任两广总督。靠父兄的恩荫，孙宝 历任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
孙宝瑄从光绪十九年开始写日记，每年一册，从未间断，遗憾的是大部分都毁于兵火。日记的内容多是写他的读书活动，也涉及晚清的政治背景、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他所交游的名人，有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张元济等，还有英国、日本及法国等外籍人士，与他们或讨论时事，或切磋学问，这些内容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不过，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此书的史料价值及文献价值，浏览此书，触动我心灵的是作者读书的勤奋。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读书。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为例。初二日：读《左传》、《明纪》、谢庄《月赋》、郭璞《游仙诗》、左思《招隐诗》及谢灵运纪游诗；初三日：读《左传》、《明纪》、《明史》徐达、李文忠等传、颜延年《应诏观北湖田收》诗、刘桢《赠从弟》诗；初四日：读《左传》、《明纪》、《明史》李善长、陆仲亨等传、孔稚 《北山移文》、曹植《赠徐干》等诗……
此外，令我佩服与景仰的是他的博览。他所读的书，不仅包括古代经史子集，佛经道书，还有时文报刊，外国着述，内容涉及心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如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览《知新报》，粤东所出，论笔固佳，选译亦精，尤胜《时务报》”。三月初十，“览《化学》，读《几何原本》”。四月十二日，“观《心灵学》。西人格致家渐从事于心性，可谓知本矣。”……
孙氏的读书活动，实在令人叹服！其实，中外历史上的着名学者和文学家，他们渊博的知识，哪一个不是从大量的阅读中获得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所以，多读书吧；一人读书，可以益智，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品位；全民阅读，则可以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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