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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共5册，由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为《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2Fd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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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1861）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谥“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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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家族简介
翁心存，字二铭，号邃庵，1791年6月15日至1862年12月27日。江苏常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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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翁咸封（字子晋，号潜虚，1783年中举人），自1798年始历任苏北海州学正十一二年。是时翁心存随父居海州，从知州唐仲冕（见法式善条）习文。1822年，翁心存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翌年授编修。此后二十八年之间，翁心存历掌文衡，任广东、江西、奉天学政，并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子（1829至1832，1837至1838，1849至1859）。
1850年初，翁心存任工部侍郎，数月后迁户部侍郎，1852年春，擢升工部尚书。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南京与中国南部地区，清政府在三年间靡费二千五百万两，翁心存上疏奏请整饬武将中饱私囊的行为，广辟财源。与此同时，翁心存受命兼顺天府尹，加强京畿戒备，防范太平军北犯。当时清廷缺乏金属铸币，始行纸币。翁心存反对在军中搭放票钞，结果遭到申斥。1854年初又以徇庇下属问罪革职。翁虽被罢官，但几个月后又应召复职，先授吏部侍郎，旋调户部，1855年初擢升吏部尚书。翌年底迁户部，兼代协办大学士。
1858年，翁心存晋升大学士，仍受命兼理户部事务。
1861年，穆宗皇帝继位，肃顺一党失势，翁心存奉诏复任大学士。1862年，翁心存成为年轻皇帝的四位师傅之一，但在这一年逝世。翁心存卒后赠太保，溢“文端”，入祀贤良祠，他的五个孙子晋升官职。
翁心存有三子，均出人头地。幼子翁同龢掌管户部多年；长子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溢“文勤”，卒于1865年），1840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858年授安徽巡抚。1864年12月14日因患痢疾病逝，1866年初追复生前官爵。翁同书的长子翁曾源（字仲渊），1863年中状元，登进士榜首，因而得授翰林院修撰。翁同书之孙翁斌孙（字?甫，号人豪）187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从翁心存至翁斌孙，翁门四代入翰林，其中翁同龢、翁曾源二人得中状元。翁心存的次子翁同爵（字玉甫，卒于1877年），由生员而至湖北巡抚（1874至1877）。他是《皇朝兵制考略》一书的作者，该书六卷1861年成书，1875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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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三日（7月18日）晴，日出时始行，途中泥滑如油，舆夫颠踬者两次。过关张屯，复过石门。巳刻，抵新中驿打尖。午初复行，舆夫健走者颇黠，嗾憨者舁余，憨者不善走，黠者素役于县中.憨者则村农也。路又滑，彳亍颠簸，时时有掀坠之患，惫极矣。抵廿里铺少憩。未正，到河间府北门，河间令徐君彬。亲来迓，甚愧荷之。太守徐寅第，山西五台人，拔贡，遣人来接。人北门，至城中，折而东，至学使者行院宿。堂日“振雅”，斋日“亦吾庐”，德定圃太夫子所题也。须臾，徐大令来。号乔生，丹徒人，乾隆丁酉举人，曾任句容、清江、广文保举知县，分发山东，丁忧起复，调补今职，今六十九矣。与之言，诚实明白人也，可敬之至。是日颇热，到公馆后，廨宇高敞，糊裱精洁，解衣磅礴，令人忘疲。一路田禾尚好，然以得雨较迟之故.不甚茂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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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 第一册
前言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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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 第二册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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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 第三册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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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 第四册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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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翁同爵日记》残篇
二翁心存、翁曾源会试朱卷履历
三翁同书等《先文端公行述》
四翁同书等《先文端公年谱》
五杨彝珍《体仁阁大学士翁文端公神道碑铭》
六陈澧《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翁文端公神道碑铭》
七孙衣言《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文端翁公墓志铭》
八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名臣·翁心存》
……
第五册
人名字号音序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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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翁心存日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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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赚够了阿堵物且如愿以偿地买到了近代人物日记中的曾纪泽日记和翁心存日记，还有几册看中的日记，目前阿堵物情况不乐观，遂作罢，先睹这两套为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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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漫漫，围炉夜读翁心存日记，且看《翁心存日记》中记载的李鸿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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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晚清影视剧，自帝王将相太后贵妃之后，更加堕落到毫无节制地渲染格格阿哥的穿越缠绵搞笑荒唐了。这样的谬种流传，混淆视听，追本溯源，还在于公众对晚清历史的肤浅潦草过于狭隘封闭之故。当年，曾经颇为耸人听闻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进行了相对接近历史现场的客观展示，引来阵阵非议指责，认为是为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胡乱翻案“游戏”历史。是这样吗？难道以前关于李鸿章、袁世凯的定性判断言之凿凿都是千真万确的吗？但此类影视剧中依据一些途说道听野史笔记的耳食之言，就武断认定翁同龢与李鸿章为首的这两大家族因为个人恩怨而罔顾国家大局，相互为难，彼此攻讦，意气用事，不讲是非,也是断章取义,言过其实了。据说，其结怨缘于当年李鸿章供职曾国藩幕府时，代为起草弹劾翁同书的奏章，致使翁同书几乎被弃市菜市口。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是翁同龢的大哥，因而被革职拿问几乎丧命。而李鸿章后来却腾达飞黄，沿江东下，立足长三角，实授江苏巡抚。安徽人李鸿章在江苏生杀予夺得意春风；江苏人翁同书在安徽却因苗沛霖事件而断送前程几乎命归黄泉，这种仕途断送仇恨纠结，怎能让人心平气和一笑泯恩仇？翁同龢的五哥翁同爵后来也发达显贵，曾任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而李鸿章哥哥李鹤章也曾任湖广总督，彼此交错任职，互为前任后任，产生矛盾分歧本属正常，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翁同书之故，周围的人再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中国的任何角落，一向是不会缺乏这样无孔不入的奸猾小人的。翁李两家裂痕日深，表面上似乎都很客气理性，礼数周匡，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彼此都很留意对方动向，进行细察默想、分析判断。不说《翁同龢日记》的曲折隐晦扑朔迷离，仅就《翁心存日记》而言，语涉李鸿章之处，也有30处之多，虽然往往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但这样的留心在意也是颇为意味深长，令人遐想无限。现略摘数则，聊备一格。 《翁心存日记》中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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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 7月15日，李鸿章在午饭后登门拜访翁心存。所谈何事，日记中均未涉及，估计是礼节性拜访而已。这一天，翁同龢正在外出公差，有家书来向父母家人报平安，让翁心存“甚为欣慰”。1850年的2月8日，李鸿章再次登门，翁心存仍是惜字如墨，无一句置评。道光之后是咸丰，社会已呈分崩离析的乱象纷纷。翁心存的政治地位却不断攀升提高，咸丰主政十一年后驾崩，翁心存更深得两宫皇太后的信任倚重，在恭王、惠王、醇王之间也算如鱼得水。更为重要的是，似乎度过了被肃顺等人构陷的严重危机。三个儿子也得以逐步显达，尤其是小儿子翁同龢，更为让人期许。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3月4日，翁心存记下了“吕贤基奏编修李鸿章等随带前往”，大概是指李鸿章终于吐气扬眉辞别京华南下从戎一展抱负？此去六年，翁心存对李鸿章再无一字涉及。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3月31日这一天，翁心存的儿子翁同爵来探望父母，讲翁曾源又“发厥甚可忧也”，另外就是曾国藩奏克复南安府城，编修李鸿章被伊兴额“差地委用”。莫非李鸿章开始在曾国藩耳边时来运转崭露头角？时隔七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翁心存得到消息，胜保恳请回京穿孝，让袁甲三代替他督办皖省军务，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父，也是进士出身的晚清名臣。此时，翁心存的儿子在安徽，与袁甲三共同抗击太平军，算是同事，后来受到曾国藩弹劾，一同“落马”，这是后话。与此同时，李鸿章被补授福建正建道，算是迈上厅级干部的门槛了。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转眼间到了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翁心存在这一年撒手人寰，撇下自己的儿孙在晚清政局中挣扎浮沉。岁在壬戌这一年的4月25日，翁心存记下了一系列官员的载浮载沉，最为显眼的是李鸿章署江苏巡抚，这也意味着，经过三年奋斗拼杀，李鸿章已经成为江苏的“代省长”，算是“省部级干部”了。5月29日，“李鸿章奏四月十四日官军会同英、法两国克复青浦，两国提督传旨褒奖，副将衔华尔以副将补用，”李鸿章又奏“新授苏松粮储道杨坊丁忧开缺，保荐湖南在籍编修郭嵩焘苏松粮道，即着郭嵩焘补援，着曾国藩、李鸿章纷令迅赴新任。”当年晚清，迫于时势，引进洋人，不拘一格，委以重任。赫德主掌海关达数十年，汉纳根担任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的军事顾问，而华尔、戈登被委以军职，冲锋陷阵，也算是空前之举。一百多年之后的邓小平力主开放，曾经聘请新加坡一副总理为国务院顾问，虽风光一时仍旧招致批评非议。因为洋人多为顾问，当年红色苏区的李德如此，苏联顾问也是如此，名义上并不承担实际责任，而过去将红军在苏区的失败之责最终所谓“战略性转移”，如此大帐算在李德头上，现在看来，都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诿过于人之举。当然，李德因博古等人年轻寡信书生掌兵毫无经验，而能够呼风唤雨越权主事，自有他应承担的一份历史责任在。估计华尔也搞不清大清的副将衔与副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许相当于如今的“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吧！6月10日，“李鸿章奏外国将士会同常胜军攻克南桥贼堡，法国提督卜罗德中枪阵亡，”“着李鸿章派道府大员前往赐祭一坛，赏给库存貂皮一百张，彩绒四端，交议政王转给卜罗德家属，”阵亡一提督，让议政王转给抚恤之物，真是好大的面子尊崇的规格啊。议政王可是当年叱咤风云一言九鼎的首席军机大臣、位极人臣的恭亲王啊！可见，两宫太后为首的晚晴当局对“国际友人”还是颇为重视在乎的。周恩来当年不是常讲“外交无小事”吗？在6月17日、18日、19日，连续三天，翁心存记下了李鸿章不断请奏委任亲信、调整人员、处理打仗不力人员，函电交驰，辞意决然，不容置疑，春风得意，皇恩浩荡之态，令人眼热。
仍是同治元年的9月16日，时届中秋，月冷霜寒，凛冽之气，令人百无聊赖，翁心存“头眩几不可支，倚壁闷坐，闭目养神。古人云所对惟仆隶，今日仆辈分遣四出，几于空山无人矣。”就在这样心绪烦乱家人远离凄凉孤单的时候，李鸿章杀人立威的奏折动地传来，“李鸿章奏查明湖州失守，并拿获逆弁千总熊得胜，于军前正法枭示”。慈不掌兵，身处烽火前线，没有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9月18日，李鸿章又上奏表彰杭州城破之时的死难之人，也显现自己的爱憎分明，恩威并重，“李鸿章奏编修张洵于咸丰十一年在籍襄办军务，迨杭城被陷，从容赴井，继妻子劳氏，子悙典、丛典，女九姑相随投井，一门六口同时殉难，深明大义，忠烈可嘉，交部从优分别旌恤。”10月13日，华尔在慈溪阵亡，李鸿章奏“华尔着于宁波、松江两府建立专祠，仍交部从优议恤，”11月19日，李鸿章奏克复嘉定县城，而此刻的翁同龢却奏命“即刻撰就”有关公文，要“当夜送署云云”，一是柔弱书生，劳形游戏于文字笔墨间；一是刚毅将帅，厮杀于万马军前。11月24日，“李鸿章奏苏松粮道郭嵩焘与曾国藩儿女姻亲，呈请回避，郭嵩焘着毋庸回避”，这也许是李鸿章故作姿态，主动出击，防止他人借机大做文章雌黄信口，但这样的人事关子又如何回避得了？古往今来世代为官、姻亲袍泽，不胜枚举，又怎么能回避得了？12月3日，“实援李鸿章江苏巡抚”，李鸿章终于可以与乃师曾国藩比肩而立，算是与两江总督平起平坐的一品封疆大员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此后的4日与6日，翁心存都记下了李鸿章奏章要求表彰李鸿章、李鹤章、程学启、解四江口之围的副将陈飞雄等人的气壮胆豪掷地有声，当然也有屡试不爽的故伎重演，表奏严惩溃逃惜命“恇怯无能”的守备邱步云、知县马玉麟等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以整肃三军，振奋军心。
翁心存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日记中提及李鸿章达24处之多，提及曾国藩的有41处，但整个日记中提及曾国藩的有143处之多，而也是在这一年，与其分别21年的三儿子翁同书终于得以从安徽前线解任回京，这让翁心存期盼兴奋之情莫可言状。谁知道，好景不长，二十载相思，父子相聚不过一日，翁同书即因曾国藩弹劾而锒铛入狱，而此后是曾李的平步青云，待天京攻破，曾李两家更是门第鼎盛功盖天下。翁心存这一年在这样的心境中，提及儿子之处有27处，而最为令人悲愤的则是因儿子为戴罪之身，他在书信中也只能直呼其名翁同书，而再不能亲昵地称之为“三儿”了，现在读来，犹能让人强烈感受到翁心存那种压抑苦闷莫可言说的焦虑绝望之情。翁心存在忧惧思念中一病难起，撒手西去，翁同书蒙恩出监料理丧事，兄弟三人，目睹父子多年抵掌论天说地的清晖旧事，如今阴阳两隔，散为云烟，怎不痛哭失声？
1862年的2月14日，翁心存知“三儿昨宿新店，今已将到，儿孙辈亟驰出城，未及数里即相遇，午初三儿到宅，喜极而悲，呜咽不能出一书。自王寅冬一别，至今已廿一年，别时重慈尚健，今殇已十八年矣，相对唯有涕洟。三儿途中感冒风寒，咳嗽喑哑，尚须将息数日，方能递安折也。薄暮行李至，衣箱无一个，惟襥被一囊，破书数束而已，见者皆谓地方大吏行李，未有如是萧条者也。”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官不贪，我儿子翁同书不过是“襥被一囊，破书数束而已，”如此清廉，还遭人诬蔑攻讦，是何道理？翁心存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三儿襥被来宿此，深夜清谈，廿一年父子不相见，才得重逢，孰知仅此一宵耶。”遗憾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是年的1月10日，翁心存在日记中，估计是转述了翁同书家书中的内容，“亥刻得三儿十一月廿日书，从午帅处递来者也，备述围城时绝粮景状，与守汴日记相似，云上年粤逆四眼狗二十万贼来扑，击之而退，本年苗练四万皆本地之贼，击之不能退也，围攻寿州九月，薪米路绝，八月后环攻益急，飞鸟不通，城中官民饥饿四五十日，五谷先尽，继而六畜尽，继而菜茹尽，继而药物、香料、树皮亦尽，药房亲啖葛根。卒伍采木叶杂草以食，首富孙克仿家亦屑榆树皮以食，皮箱湿皮每斤四百八十文，粗米一斗价值百余干，有其价而无从买，城中死者十之六七，臭不可闻。力竭城陷，苗沛霖来见，执礼甚恭，骂之而愈驯。廿一日登舟过下蔡，沛霖来见，呵叱之，亦颇愧沮。廿六日抵临淮，唔袁帅密谈，须休息数日，乃由宿迁一带北上，恐年内未必能到也。”此后，翁心存全家日日盼望翁同书家书，渴盼他战场归来，父子聚首。到了除夕前的1月28日，“家中被盗，窃去玻璃三块。二夜祀先人，睹音容之如在，念邱垄以增悲，瞻拜之余，不胜凄绝。祭毕，与内子及儿孙共饭，扶时感事，怆焉伤怀，更念三儿不知抵何处也。”
2月22日，翁心存在日记中，详尽记下了关于儿子翁同书的上谕：“曾国藩奏请将前任巡抚革职拿问议罪，以肃军律等语。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身任专圻，当此多事之秋，宜何如力济时艰，勉图报称。兹据曾国藩奏称，咸丰九年六月间，定远失守，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不能妥为办理，致有绅练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后，奏报情形前后多自相矛盾，实属贻误取巧，苟且偷生。翁同书着即革职拿问，交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秉公定拟罪名具奏。袁甲三于寿州失陷，虽未给予处分，惟与翁同书共办一事，且有督办军务之责，岂能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2月25日，翁同龢送大哥到刑部，2月27日，“王大臣、九卿在内阁会议同书罪名”，3月3日，“曾国藩之九弟曾国荃补援江苏布政使，毋庸回避”，3月7日，翁心存“始见昨日议同书定拟罪名之上谕”。6月1日，在横街宅，翁心存“祀先人，庐舍无存，松楸难保，今年大儿又陷圜扉，瞻拜先灵，不觉悲愤交集也。”
衰朽之年，遭此沉重打击，虽然翁同爵、翁同书等儿孙都很争气也有出息，但翁同书给这个家族所带来的阴影毕竟是太沉重了。翁家来自常熟，本蓬门小户，靠潜心科举诚实办事而门第鼎盛权倾一时。进士出身在世上72年的翁心存历任工部、户部、兵部、吏部、户部、刑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更是上书房总师傅、弘德殿行专、多次充任学政，行走大江南北，门生故吏遍天下，所谓与其子翁同龢被称为“两代帝师”，位列三公，翁心存孙翁曾源为同治癸亥年一甲一名进士，所以与咸丰六年一甲第一名的翁同龢又有“叔侄状元”的佳话。
翁心存终于没有挺过这一年的冬天。一百年后的北京，曾经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开始决裂，终于演化为1966年到1976年的极端十年，即十年文革，历史仿佛仍旧在旧圈圈里转悠。
（《翁心存日记》 中华书局2011年6月北京第一版，定价2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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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1791-1862）是道咸两朝重臣，其日记稿本现存27册，记事起于道光5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翁心存日记稿本的收集、保存，张元济、郑振铎、王重民以及翁心存玄孙翁之熹皆有不同贡献。张元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出版翁心存日记摘抄本的计划，但后因故未实施；于是这一文献价值极高的日记珍本就深藏兰台，学界极少利用。直至2011年6月，日记稿本经张剑整理成排印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翁心存笔下道咸之际波诡云谲的世事，才以新面目呈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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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翁心存日记》价值的初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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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作为一种特有的古代文献类型，在清代无疑最为繁富，以李德龙、俞冰主编的《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为例，“丛钞”共200册，收录日记500余种，其中宋元明日记不足30种，大部分为清代日记。清代及晚近时段知名人物的日记，历来受到学界、出版界的重视，如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出版《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数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代学人日记丛书”，收录许瀚、谭献、吴汝纶、张元济等数人的日记；近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中推出薛福成、姚永概等人的日记。清史研究的展开与兴盛，必将促使更多的清人日记被发现和整理，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王钟翰在《〈历代日记丛钞〉序》中指出“《历代日记丛钞》中众多清代朝廷重臣、地方督抚、边疆大吏的日记，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清代中央和地方诸种政策之形成与实施过程，以及各项行政措施实施后果之优劣”。此语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翁心存日记》的一种价值。而《翁心存日记》的整体价值，似应放在清代日记的整体中考量，最少也要与“晚清三大日记”，以及已经问世的重要日记如林则徐、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薛福成、缪荃孙等日记比较，才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仅就《翁心存日记》所牵涉的朝政而言，张元济在《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跋》中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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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匡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翁心存日记〉前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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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翁心存日记》中的主要价值。其他价值，张元济在选录摘抄翁氏日记所制定的九条“摘录凡例”中，亦有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如“京外官升调降黜”、“朝觐仪注”、“恭理丧仪、勘修工程、收发饷银、验收粮米、大挑举人、拣发人员”、“考试”、“判阅文牍”、八旗营制之颓敝、“京朝风尚”、诗词创作、书画图籍之辨别考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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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可深化具体问题的研究。《翁心存日记》中较有系统的记录内容，是关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事的记载，其中传闻、实况、战局、官员升降、记录者的心境，皆可见变化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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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日记文字多为过程性叙述，不是寥寥数字带过，譬如关于天气，多不以“阴”、“晴”、“风”、“雨”等字浓缩，而是写其变化过程，对人物、事件也基本上采用这种较为详细的书写方法，故其日记颇具“可读性”。日记信息较为完备丰富，也提升了《翁心存日记》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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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翁心存日记》与早些年整理出版的《翁同龢日记》（6册）并观，很有意味。《翁心存日记》起于1825年，止于1862年；《翁同龢日记》起于1858年，止于1904年。父子日记有3年多的重叠时间，而整个时间跨度是80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虽不敢妄援《史记》、《汉书》成书之例比附，但翁氏父子有意无意中以“日记”撰写了“清祚衰落之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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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名索引的编制与日记的深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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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整理的难度，首先在于其底本的难得，因日记稿本是篇幅大的善本，目前不可能得到复制件，整理者只能长时间到图书馆录入；其次，在于字迹的潦草难辨，这从日记第一册卷首所刊5帧日记稿本照片，即可见其一斑；再次，就是人物索引的编制，其难度可从第五册“人名字号音序索引”卷首所列编制“凡例”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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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的编制，多被人视为机械性工作，无学术含量。实际上，凡有亲手编制索引经历者、或习惯使用索引者，便能认可此“笨工夫”的学术性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助益。日记虽有时间脉络，但内容在总体上较为繁杂零碎。包括人物、着述、事件、地名、主题等在内的索引，可将零散分布在日记中的信息分门别类集中，有用“纪事本末体”补救“编年体”局限之用意。就笔者所见整理本日记而言，杜泽逊主编的《近代学人日记》数种，皆有人名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风老人日记》10册，虽为影印本，但其中有两册为人名索引，颇便利用。与《翁心存日记》同属“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的其他数种，如《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许宝蘅日记》皆无索引；清史“文献丛刊”中的数种日记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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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信息繁杂，一般篇幅又较大，如不以辅助性的索引，某一类型的信息可能处于“沉寂”状态；读者若自己动手翻书逐一查检，则有可能遗漏一二，或事倍功半。《翁心存日记》第五册人物姓名字号索引，是阅读该日记最有力的工具；有此工具，方能较为顺利地进入翁心存的人际网络。举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八日（1849年5月20日）日记片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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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率六儿至汤宅谢亲，谒敦甫师，见琢斋、敏斋两亲家，并晤琢斋之郎君古如、平阶两茂才。（见日记，第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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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六儿”指翁同龢，其他人物，如无索引，几不可读。经查检，“敦甫”即汤金钊，“琢斋、敏斋”即汤金钊之子汤宽、汤修；“古如、平阶”即汤学淳、汤学治。翁心存的师友网络、姻亲网络之一角，经由索引得以显现，并可借此延伸拓展。如无此索引，而凭借其他纸本索引，如查杨廷福《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可知汤宽、汤学淳、汤学治三人皆未收录；再检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未见。此三人在《翁心存日记》中出现数次，汤金钊、汤修则出现多次，索引的汇集之功于此显现，如汤金钊就汇合了“敦甫、文端、汤师、汤协揆、汤中堂、萧山师、萧山文端师、萧山相国师、文端师、汤文端、吾师、先师文公、汤”等多种称呼，以此进一步查检，可网罗更多信息，展开汤金钊的人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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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中的人物索引，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的材料，就笔者所知而言，如林则徐、冯桂芬、刘熙载、李联琇、何绍基、梁章钜、杨以增、戴熙、钱泳、张曜孙、阮元、朱琦、龙启瑞、王拯等条目下，汇集不少与翁心存交往、或被翁心存闻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为相关人物的年谱编撰或生平研究提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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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翁心存日记》与北京沙尘天气的重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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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整理者张剑在该书“前言”中论及日记中所包含的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吏治、人情、民俗等丰富内容之后，又强调翁氏日记中关于天象的详细记载，尤重日食、月食、星变及气候冷暖的变化，并称翁氏此举在古人日记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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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对天气的记载，确实非同寻常，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就目前所存翁氏日记来看，天气记录连续，不论是自己生病，还是皇帝驾崩，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其二，如前文所述，对天气是过程性记载，不似通常日记以三五字了结，随举一例，如所记1861年11月14日天气：“天未明前大风小雨，天明后时雨时止，巳刻稍露日光，午后渐晴，风仍未已。夜，仍风，月明如昼。”（第1659页）由此可见，翁心存积累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气象资料，对研究19世纪北京天气变化而言，应是十分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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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世纪北京沙尘天气的论文，当以张学珍等撰写的《〈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一文最有影响，现录该文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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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清代《翁同龢日记》中天气状况的描述，……分析发现公元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尘天气记录为10.4天，即使不考虑与现代观测记录的差别，亦肯定高于1990年代7.7天/年的平均频次。（《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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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翁心存日记》作比照的前提下，以《翁同龢日记》作为沙尘天气信息提取的文本，无疑是有较高的可信度，得出的结论也有创新性。但《翁心存日记》的面世，以上结论必定要改写。此处以张文断定《翁同龢日记》中沙尘天气的标准，对《翁心存日记》中的沙尘天气日数进行统计，现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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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5年（从1月13日起到年末），共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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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7年（从2月11日起到年末），共2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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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8年，共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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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9年（从4月18日起到年末），共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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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0年，共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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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52年（从2月20日起到年末），共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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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53年（从1月1日起到10月6日），共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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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55年（从2月17日起到年末），共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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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56年，共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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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57年，共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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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58年，共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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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59年，共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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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60年，共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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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61年，共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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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62年（从1月1日到12月20日），共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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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15年中，有6年因为翁心存外出，或日记缺损，对北京沙尘天气记录不完整，其中1849年尤为明显，故略去不主计。除此之外的14年，共记录沙尘天数为306天，年均21.9天。翁心存与翁同龢1860-1862年同在北京，这一时段天气记录重合，以此3年计算，年平均沙尘天数有22天。总之，远远超过10.4天的年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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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显的差距，应是翁氏父子不同的书写规则和态度导致。前文曾述及翁心存记录的认真，这一态度在1860-1862年的日记对照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证示。以下是《翁同龢日记》中没有天气记录的天数和漏记沙尘天气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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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无天气记录天数98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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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无天气记录天数25天，漏记沙尘天数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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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无天气记录天数11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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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情况特殊，翁同龢8月17日至10月30日不在北京，故这段时间未作统计，张文未提及此事；同时，1860年翁同龢的日记有98天无天气记录，两年缺记天数如此多，以此文献，作为沙尘天天数依据，风险颇大。更严重的是，正是在翁同龢这类没有记录天气的日期中，在《翁心存日记》中有沙尘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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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尚要进一步探究的是，翁氏父子对沙尘天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的问题。仍旧以1860-1862年日记作比照，所得结论是：1860年翁同龢记录2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出现；1861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1个沙尘天未出现；1862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3个沙尘天未出现。故总体看来，判断标准基本一致。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当从父子日记的特征来作分析。举翁氏父子1862年3月27日日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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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时风少息，须臾复作，黄土蒙蒙，白日昵彩，骤寒，复冰，风愈大，天地作金黄色。（《翁心存日记》，第1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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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仍大。（《翁同龢日记》，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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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例以及《翁同龢日记》中其他关于天气的记录来看，翁同龢对自然界变化的感受与关注绝不如其父，他似乎更留意书籍字画，日记中相关文字远多于其父所记。此外，《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天气的记录不但有缺失，而且在具体日记中的位置多不固定，有时在当天日记中间，有时在末尾，不似其父，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与儿子重人文不同的是，日记中的翁心存似特别留意天文，观察自然，天气变化、草木荣枯、雨雪与庄稼的关系、旱涝对收成的影响，皆细细记录。故而可以初步断定：翁氏父子对自然界的不同感受以及日记中不同的记录方式造成天气记录的较大出入，进而影响到北京沙尘天天数统计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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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因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对某些事情或人物有较系统的记录，故有一种史的意味。《翁心存日记》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方能充分显现；在发掘时，不能孤立地看待日记，须将其与其他文献联系，如上文将《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对照，就显示出前者的特别价值。《翁心存日记》应与其诗文并观，与翁心存师友所记以及官方文献联系，才有可能得到较为真实的历史信息，从而避免日记中有意或无意的“私见”、“偏见”或其他缺失所导致的研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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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入手《翁心存日记》，确实如“汉风和雨”所言，有人名索引。翻到索引“李鸿章”条，按图索骥，摘抄如下：（原小字置于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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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五月廿六日（1849年7月15日）：饭后李少荃庶常（鸿章）来，蕖田丁未会试分校所得士也。（合肥人，其尊人文玕，戊戌进士，刑部主事，其兄章锐，本科拔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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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七日（1850年2月8日）：申初李庶常（鸿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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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癸丑正月廿五日（1853年3月4日）：吕贤基奏编修李鸿章、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候补主事朱麟祺、五品衔武生张瑞庆随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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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己未二月廿七日（1859年3月31日）：曾国藩奏克复南安府城。编修李鸿章、工部主事于凌辰交伊兴额差递[遣]委用，以伊兴额奏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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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10月31日）：福建延建道缺李鸿章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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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壬戌三月廿七日（1862年4月25日）：薛焕以头品顶戴充通商办事大臣。江苏巡抚李鸿章署。毛鸿宾奏升任臬司陈士杰终养，着准其在籍终养，江苏按察使刘郇膏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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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5月29日）：李鸿章奏四月十四日官军会同应、法两国克复青浦，两国提督传旨褒奖，副将衔华尔以副将补用，青浦知县廖秩玮免治罪，仍带革职留任处分，留本城效力。李鸿章奏新授苏松粮储道杨坊丁忧开缺，保荐湖北在籍编修郭嵩焘苏松粮道，即着郭嵩焘补授，着曾国藩、李鸿章饬令迅赴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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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6月7日）：庞钟璐奏办团各员量加奖励，是否着有劳绩，着曾国藩、李鸿章查明具奏，毋得稍涉瞻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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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6月9日）：都察院奏户部郎中赵宗德呈诉堂叔赵允年咸丰十年骂贼被害，着曾国藩、李鸿章查明奏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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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李鸿章奏外国将士会同常胜军攻克南桥贼垒，法国提督卜罗德中枪阵亡，（四月八日）。着李鸿章派遣道府大员前往赐祭一坛，赏给库存貂皮一百张，彩绒四端，交议政王转给卜罗德家属祗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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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一日（6月17日）：李鸿章奏逆首之踞南汇者吴建瀛乞降，五月一日收复南汇，伪逆李秀成之子遣贼万余来攻，官军逆击大胜，五月五日遂进复川沙厅，同知潘鼎新服阙后免选本班，以知府留于江苏补用，署南汇县邓贤芬失守城池，克期收复，功过尚足相抵，免其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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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二日（6月18日）：李鸿章奏调五品衔候补中允编修王凯泰、户部主事钱鼎铭、丁忧安徽候补道王大经、候补直隶州知州闫炜、同知衔候补知县薛时南[雨？]、新选江西建昌县知县王学懋均赴江苏军营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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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6月19日）：李鸿章奏请将御贼不力各员惩处，分别降革，发往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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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7月5日）：刑部奏何桂清呈出司道公禀，请饬查办，着曾国藩、李鸿章查明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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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7月13日）：李鸿章奏击退大股贼匪，连获大胜，松江解围，沪防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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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8月5日）：李鸿章奏六月廿一日克复金山卫城，（上年八月为贼占据），浦东一律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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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二日（8月7日）：李鸿章请将编修刘秉璋、金华府徐宝治留营委用，徐宝治俟道路疏通即赴本任。又奏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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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8月28日）：李鸿章奏官军克复青浦。（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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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9月10日）：李鸿章奏苏、昆大股逆匪窜逼沪防，都司刘玉林、守备熊德春均殁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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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三日（9月16日）：李鸿章奏查明湖州失守，并拿获逆弁千总熊得胜，于军前正法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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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五日（9月18日）：李鸿章奏编修张洵于咸丰十一年在籍襄办军务，怠杭城被陷，从容赴井，……一家六口同时殉难，深明大义，忠烈可嘉，交部从优分别旌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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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前因上海已革副将冯日坤有纵兵通贼等情，令曾国藩、李鸿章查办，兹据称冯日坤与苏贼李绍熙勾通接应，所部兵勇并不足数，粮饷多系侵吞，经李鸿章饬令来营听候查办，复乘间脱逃，当经拿获，即于军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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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八月二十日（10月13日）：李鸿章奏副[将]华尔率常胜军进剿慈溪逆贼，中枪阵亡，常胜军遂克复慈溪，华尔着于宁波、松江两府建立专祠，仍交部从优议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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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八月二十一日（10月14日）：户部奏来岁各省新漕请饬督抚征免本色一折，着李鸿章督饬松太两属，将应征漕粮照常征收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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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八日（11月19日）：李鸿章奏九月初二日官军会同法国官兵克复嘉定县城，英法各官兵传旨嘉奖，在事出力，择尤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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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日（11月24日）：李鸿章奏苏松粮道郭嵩焘与曾国藩儿女姻亲，呈请回避，郭嵩焘着毋庸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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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12月3日）：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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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12月4日）：李鸿章奏逆首伪慕王纠众十余万人围扑四江口，知县李鹤章、总兵程学启进剿获胜，九月十九日李鸿章亲督各军三路围杀，逆匪落水者以数千计，生擒及杀毙者又数万余人，连踏贼营二百余座，四江口之围立解，赏副将陈飞熊等巴图鲁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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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12月6日）：李鸿章奏参知县马玉麟恇怯无能，失去跑船七只，着革职，不准留营，守备邱步云首先溃逃，着即在军前正法，队长陆振和弃械先逃，业经正法，嗣后各路军营如有临阵溃逃者，均照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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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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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7月15日、1850年2月8日两日所记，说明李鸿章与翁心存有所往来，并且主要是因为孙锵鸣的关系，《学山诗话》记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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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丁未会试，学士作房考官，李文忠鸿章、沈文肃葆桢，皆出其门。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甚为牢骚，一日领门生辈竭见太老师翁文端心存，文端善风鉴，首见李文忠，即大惊赏曰：是人功业在我辈上，以次见文肃，又激赏曰：当为名臣。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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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记来看，这是有根据的，因为翁日记特别提到孙锵鸣这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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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有关李鸿章的记载，基本是记录谕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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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翁心存对李鸿章还是比较留心的，像李鸿章随吕贤基南下、李鸿章补授福建延建道缺、交伊兴额差递遣委用等事情都予以记录。（我对这一判断并不确定，因为没有看过日记，不了解翁心存是否每日都会记录谕旨，无论事情大小，如果翁有这个习惯，那就不足说明他对李鸿章比较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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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翁心存日记中，并没有对李鸿章的议论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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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是清代道光、咸丰两朝名臣,历官工、刑、兵、吏、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道、咸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礼仪、吏治、民俗风情等,皆在他留存的二十七册日记手稿中有所反映,只有尽量"全息"式地予以把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价值。翁心存日记,可以与其子翁同龢的日记相互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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